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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近性新闻”起源
“亲近性新闻”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于新闻媒介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对传统新闻报道模式的反思，美国新闻界涌现出许多新的专业理念，“亲近性新闻”就是其中一种，新闻记者在不断地实践探索后，开始尝试这一新兴的报道模式。不同于传统新闻更加注重显著性和重要性，“亲近性新闻”由于选题和制作都更加贴近普通民众、贴近生活， 其与受众在地缘、心理和生活经历上有极大的接近性，因而一经推出就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追捧。70年代末， 一些美国新闻记者报道的反映平民生活的稿件摘取了普利策奖的桂冠， 标志着平民化报道风格受到传统新闻界的承认，此后，这类报道模式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许多广播、电视节目中，甚至报纸头版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直到1997年，Walt Harrington将10名有着相同写作风格的记者的代表作品集结成书——《亲近性新闻——记录每日生活的艺术与手法》，至此，“亲近性新闻”这一称谓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①平民化报道风格得以进入学术殿堂。
平民化是“亲近性新闻”最显著的特点，不仅选材上关注容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而且在报道手法上更加注重对细节及人物内心的描写刻画。Walt Harrington在其书中解释说，“一个小女孩第一次进入教堂，神的力量进入心灵时她的感觉；一位老农在家宅变卖前最后一夜闩上谷仓大门时他的感觉；当一个差生变成了优生时老师的感觉；当亲手埋葬自己的长子时父亲的感觉……”②便是“亲近性新闻”所关注的内容。这种平民化报道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关注普通平民的情感命运和需要，能与受众建立牢固的感情纽带，使受众与所报道内容甚至媒体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此外，“亲近性新闻”通过普通人的故事，给受众展示生活真实的一面，使其从平凡人的故事中逐渐认识社会的多样性，这种润物无声的报道方式自然更容易为受众接受，达到良好传播效果。
二、“亲近性新闻”在我国的实践
我国新闻界对“亲近性新闻”的尝试始于《东方时空》栏目。1993年，陈虻参与创办央视杂志型新闻节目《东方时空》，后受邀出任子栏目《生活空间》总制片，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出发点，推出特色专题《老百姓》，首次将镜头对准学生、农民工、家庭妇女、城市漂泊者、下岗工人等普通人，讲述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这一栏目坚持“以人为本和关注细节”的记录片理念，改变了百姓对电视的固有观念，甚至创造了政府、民间和专家等各方都满意的罕见现象，“以人为本和关注细节”的记录片理念也被收录在传媒大学的教科书中，以此培养后来的大批纪录片人。近年来，国家持续关注民生问题， 新闻战线积极组织开展“走转改”活动，强调讲好中国故事，这都为亲近性新闻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在这一趋势下，“大事、小事、身边事、难办事，有事请说话”③似乎成了新闻节目的主流口号，一时间，许多“亲近性新闻”电视节目大量涌现出来，如江苏卫视《南京零距离》、北京卫视《第七日》、山东卫视《生活帮》、湖南卫视《乡村发现》《寻情记》、广西电视台《第一书记》以及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等，这些栏目立足身边普通人，着眼于百姓生活中的难事、烦心事，以其特有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受到观众的喜爱。
中央电视台于2011年开办“走基层”栏目也是一个“亲近性新闻”的优秀范例。其在开栏语中写道：编辑记者深入厂矿社区、田间地头“蹲点”采访，他们“走下去”“沉下来”，用心灵倾听百姓心声、用双脚展开田野调查、用镜头捕捉时代变迁……为观众奉献接着基层“地气”的、带着记者情感体温的新闻报道。④这正是对“亲近性新闻”的真实写照。中央电视台在4个频道开设“蹲点日记”“劳动者之歌”“百姓心声”“边疆行”等9个板块，在春节期间还开设“新春走基层”特别节目。自栏目开播以来，各行各业以往不被关注的小人物的故事被搬上央视的大舞台，被全国人民所认识，这其中包括对留守儿童、清洁工、护士、公交司机、大学生村官等群体的关注，包括对春节浓浓乡情、亲情的关注等。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各个新闻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加大了对春运这一事件的关注力度，节目摄制组亲自登上春运列车，深入到返乡的浩荡大军之中进行体验采访，这种真正沉下来、走进去的方式，能让每个受众对春运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些看似微小的选题，却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牵动着每个受众的心，从故事主人公身上也总能看到自己或者熟悉的人的影子，通过对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描述，让我们得以触动和启发。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如今的新闻媒体上因为“亲近性新闻”的运用，而有了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故事。
三、结语
“亲近性新闻”作为一种较新的新闻模式，以其独特魅力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成为当今新闻传播的一股新潮流，然而，对这种新型报道方式的使用依然应该用一种审慎的态度。“亲近性新闻”栏目由于立足民生，着眼受众，其所关注的事件大多比较琐碎，尤其是现在很多情感类节目多是家长里短、婆媳矛盾之类的琐事，加之同质化节目日趋增多，长此以往，定会引起受众的反感，对栏目的发展起到负面作用。更有甚者，有的节目为了播出效果故意制造人物冲突、人为设定事件剧情，看似是关注民生，实则只为了博得好的收视。其次，大众媒介作为一种国家稀有资源，它有其应负的历史使命，即拉斯韦尔提出的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三大功能。“亲近性新闻”的滥用充其量只能起到环境监视功能和社会协调的功能，无益于社会遗产的传承。这对媒介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得不到应有的传承和发扬，这于我们更是一件可惜又可悲的事情。
所以，在新闻实践中运用“亲近性新闻”关注民生的同时，还应该通过合理的议程设置和系列报道等手段来深化报道主题，提炼出小问题背后的大原因，本着耐心和负责的精神持续关注，将这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展现在公众面前，以实现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这样，“亲近性新闻”才更有价值，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