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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十年，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增长，到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超过52.6%。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选择。新时期对城镇化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物的城镇化。而当前人的城镇化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刘传江等，2004），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国家统计局，2011），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新时期推进城镇化的重点、难点与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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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城镇化过程的主体地位是时代所赋予的，他们的市民化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新生代农民工面对时代的召唤，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又如何？在通往市民的过程中他们又有哪些困难？为此，我们深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调查、访谈，了解他们的最真实意愿和困难，从群众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智慧。
研究方法
调查对象。本次调研总体为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调研的1544名份有效问卷中，老一代农民工共725位，占47%，新生代农民工共819位，占53%；男性农民工占56.6%，女性农民工占43.4%；70.07%农民工已婚；高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占84.7%；在行业分布上，农民工分布最集中的前三位行业分别是：制造业（23.8%）、建筑业（18.0%）及服务业（15.8%）；在工资收入上，将近六成的农民工在1500-3500之间；在居住地点上，居住在城镇中心、城郊结合部及郊区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39.6%、39.4%、21.0%；在权益受损上，80.1%的农民工表示进城务工过程中权益受到过侵犯。
抽样方法。调研于2013年2月实施，由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调研队完成。由于调查对象流动性大，难以进行严格的概率抽样，所以采取了多阶段复合抽样的方法。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综合农民工输出和输入省市的农民工规模，选取了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等22个代表省作为一级抽样样本；再在每个省选取5～8个不等的地级市，包括武汉、成都、东莞、安阳等130个地级市作为二级抽样样本。本次的样本总数为1650份，其中有效样本1544份。并运用spss17.0软件对调查资料统计分析。
调查结果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是强烈的。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都和市民接近并日益趋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对城市的认同不断增强；他们年轻，容易接受城市的文化和城市人的思维方式，这些都使得他们成为市民的愿望显得迫切而强烈。
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在问卷中设计了“您是否愿意在城市中定居”题目，通过分析制作了折线图，可以清晰的看出，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意愿是强烈的，愿意定居城市的比例都在50%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更强，比例攀升到71.5%。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不愿意回农村种田；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接受新文化，因此其定居城市的意愿越强。
新生代农民工高市民化意愿原因分析
学历层次提高，市民化意愿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学历层次不断提高，半数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促使其市民化意愿不断增强。调查数据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56.4%。其中，高中或中专程度的为32.4%，专科、高职学历的农民工为15.2%，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8.8%；而老一代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仅为23.4%，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在不断提升。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取信息、找工作、社会交往等事情上更具竞争力，并且容易取得成功，因而其市民化意愿更强。
倾向从事更体面、更具发展前景的工作，市民化意愿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比例有所上升，建筑业比例下降。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业分布上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行业最多的是制造业，为例为24.9%，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22.5%；从事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8.2%，比老一代农民工高5.1个百分点；在建筑业工作的占13.2%，降低了10.1%。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根据王桂新等研究，所从事职业的层次和声望越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这就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对增强。
收入水平相对提高，生活水平越接近城市居民标准，市民化意愿增强。据调研数据，新老农民工的月收入普遍集中在1501～2500元和2501～3500元这个范围，所占比例分别为30.5%和29.1%。但两代农民工略显差异，老一代农民工分别为29.2%和27.9%，而新一代农民工为31.6%和30.3%，新一代农民工在工资由1501～8000元所占比例均比老一代农民工要高，综合上升了5.8%个百分点，说明新一代农民工在工资水平上较老一代农民工有较大提升。收入水平增加意味着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并且越发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标准，这使得其市民化意愿增强。（王桂新，2010）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困境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工作岗位和行业不断向好，收入水平不断提升，这些因素促使他们市民化意愿的增强。但是我们调查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经济和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困境。
“经济困境”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三最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要实现市民化需要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他们的住房、城市生活、随迁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险都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指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仅仅拥有市民化意愿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他们住进城市、留在城市，在城市生活好、发展好。通过我们的调查和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利益关切呈现分散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但经济权益是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受损情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经济权益仍然是他们权益受损最为严重的一个环节；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途径愈来愈多，但经济能力匮乏仍然是阻碍他们成为市民的最大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对经济权益“最为关切”。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虽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经济利益诉求仍然是他们进城务工过程中对最为关切的问题。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一切向“钱”看，但调查发现“赚更多钱”仍是他们进城务工的最主要目的，占到了44.1%，远远超过了其他的选项。同时，当被问及“进城务工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时，有58.6%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工资收入”。有56%等被调查者认为他们与当地市民存在差异的主要表现为“经济条件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经济权益侵害“最为严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在地域范围上实现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实现其权利均等化。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农民工市民权利的实现做了大量深入的而有意义的研究，然而农民工所处的社会仍然是一种“漂移的社会”（于建嵘，2008），其身份一直被用“第三群体”的视野所建构，众多学者将这一群体划分为“边缘群体”、“权益受损群体”，各地农民工权益受损、维权冲突事件此起彼伏，并且呈现日益增长、愈演愈烈的趋势。
通过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利益受损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经济权益的受损仍然是所有权益中受损最为严重的。如表1所示，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受损前三位都是集中在经济权益方面：强制加班或是加班工资低于法定标准（32.1%）、用工方欠薪（28.8%）、单位不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22.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经济能力成为“最大障碍”。与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权益高诉求和高期待的状况相对应的却是其低月平均收入的骨感现实，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工资水平较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有所提高，但是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主要集中在1501～2500元和2501～3500元两个层次，分别占到了受调查对象的31.7%和30.2%，另外还有15.9%的受访对象月平均收入处于1500元以下，但是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469元。新生代农民工这样的低收入水平和我国当前城市的高房价、高消费的现状相比，使得他们市民化的梦想大打折扣。
在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又能留在城市能够使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产生归属感，是其实现市民化重要影响因素。调查显示了60.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定居城镇的最大困难是房价贵，然而，74.8%的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在1000～3500元，面临在城镇打拼和生活的高消费，再加上居高不下的房价，定居城市的难度之大不言而喻。“高房价”、“高消费”与“低收入”现实状况使得经济能力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最大困难。
城镇化政策导向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的三大“难”关
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定居的城镇类型与政策引导“难”协调。进一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最想要定居城市的类型：一般的地级市是他们想要定居城镇类型的首选，占到了意愿定居城镇人数的36.4%，其次是省会城市或副省会城市、县（县级市），分别占28.1%和23.2%，选择在直辖市和镇上定居的比例最少，分别是6.4%和5.9%。从数据中可知，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定居的城市类型还是偏向于“城”而非“镇”，而且更愿意定居在“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选择定居在一般的地级城市及其以上规模的城市的比例超过了70%。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从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大、特大城市不管是在人口容量上还是在道路等基础设施上都达到或者即将达到饱和的状态，所以政府要合理控制规模是正确的决策。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大、特大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公共设施和福利，使得他们成为进城务工人员定居意愿较强的类型。如何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向中小城市、镇流动定居将成为摆在我们政府面前一大难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利益需求与政府供给“难”以对接。党的十八报告和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明确提出加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同时加强社保制度的改革。这些政策都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在城市留下来除了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来支付住房、生活等支出之外，还必须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满足他们看病就医问题、失业问题和养老问题。只有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才能在城市中生活好、发展好。根据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调查情况，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社保参与度较老一代有明显提高，说明随着我们社保体系的推行和不断完善，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很难参与到城市社保体系之中，他们参与度最高的还是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比例达到了61.9%和13.8%。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医疗保险的只有23.1%，而参与城市养老保险的比例更是只有区区的13.8%，这样的结果是那些走出农村在城里打拼了大半辈子的老人，他们的养老尚无法由国家托底。再看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参保率也只要18.4%和10.5%。这些情况都使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市民变得难上加难。
与城市社保体系的低参与度相对应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低关注度。在进城务工期间最关心问题的调查中只有4.5%和1.1%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最关心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在他们融入城市最大的困难的调查中，也只有3.8%和7.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城镇户口和缺乏社会保障。相反他们更加关注经济状况、自身的发展和技能的提升等现实问题。由此可见，政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利益诉求存在较大缺口。
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促进其市民化和权利均等化的期望“难”满足。市民化的核心是利益的均等化（韩俊，2009），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居民本应享有同等的待遇。调查结果显示，在认知方面有83.3%的新生代农民工赞同进务工人员应该与本地人获得同样的待遇，然而现实层面上仅有3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是相符合。在认为自己和当地居民有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看来，主要表现在经济条件差（56%）、缺少社会保障（36.2%）、社会地位低（27.3%）、就业机会少（21.2%）等几个方面。这说明在获得与当地居民同样待遇上农民工的强烈意愿和现实情况存在着较大的落差。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现行体制的阻碍使得农民工即使来到了城镇，还是无法摆脱农村户籍对于城市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有44.9%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是务工地政府关心、帮助少造成差异的。有79.9%的新生代农民工赞同政府应当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表明了其对于政府作为有很大的期望，然而与现实情况符合的仅为38.3%，反映了政府行动还未能满足农民工的市民化利益诉求。
结论与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出现一些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新诉求和新问题。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而迫切的市民化意愿，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又面临诸多的困境，比如经济能力实力不足，经济权益一再受损；政府城镇化政策引导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诉求不能有效衔接；市民化进程中利益均等化的合理化期望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将对我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需要相应的体制安排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会，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切实解决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政府和社会要加快城镇新、老居民权益均等化，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养老、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应对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权益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定居在大城市，但是当前的现实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因此政府应该促进中小城镇发展，抓住产业转移有利时机，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镇集聚，吸引新生代农民向中小城镇集中；同时促进公共服务提高和公共医疗建设，增强中小城市和城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能力。只有通过自身不断努力和国家公平、合理、有效的机制保障共同作用，新生代农民工才能够实现其“城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