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救赎:风雨同舟姐妹情

k556次列车,初恋这件小事高清,豪门契约恶魔总裁放了我

启蒙与救赎:风雨同舟姐妹情

　　摘 要：“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关键范畴，也是当代女性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和亦舒的《我的前半生》中都描写了真挚的姐妹情谊，来自同性的温暖、理解和关怀帮助女性主人公战胜了人生的惨淡风雨，勇敢面对成长岁月中的孤寂和来自异性的情感伤害。但是两部小说中的姐妹情谊又有所不同，前者是启蒙式的，后者是救赎式的。这与两位作家的女性观、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关键词：姐妹情谊；《上种红菱下种藕》；《我的前半生》；启蒙；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1-0-03
　　
　　王安忆和亦舒都是享誉当代文坛的女作家，前者是中国大陆女性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后者是香港言情小说界的杰出代表。两人均是著作等身，王安忆的作品如同一壶绵远醇厚的绿茶，娓娓讲述江南小镇平凡女子的成长和伤痛；亦舒的小说则犹如一杯苦涩劲烈的黑咖啡，描写繁华大都会中摩登女性的挣扎与沉浮。两人虽然所处社会环境不同，写作风格迥异，但她们的作品大多关注女性自身，用个人化的话语方式突显女性个体的生存状态，放大女性的内心体验，彰示了女性主体意识。无独有偶，她们在很多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姐妹情谊”这一女性文学的重要主题，与爱情、婚姻、家庭并重，女性之间真挚的姐妹情谊在她们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开出了绚烂多姿的友谊之花。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和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就是两部典型的作品。
　　一、风雨中的姐妹情
　　随着近代以人性觉醒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启蒙思潮的兴起，女性开始追求自身的权力和自由，纷纷走出家庭的高墙，走进学校，走向社会，进入了正常的社交，姐妹情谊这一概念也随之浮出地表。“姐妹情谊”（sisterhood）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在此期间，它作为一个政治术语，专指妇女间的组织与联盟。姐妹情谊指导妇女认识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鼓励妇女携起手来谋求她们的共同利益，反抗来自男权文化的压迫和凌辱，因此广受颂扬，一度被看作是对抗父权制的希望所在。但随着女性主义的深入发展，部分女性主义者对“姐妹情谊”这一概念提出批评，认为它抹杀了妇女间存在于阶级、种族、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差异，因此在八十年代前后，姐妹情谊便渐渐淡出了女权运动的舞台。但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它仍然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范畴，也是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肖瓦尔特把姐妹情谊定义为“女性团结一致的情感”，是妇女在共同受压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感情上互相关怀互相支撑的一种关系。[1]然而在实践的各个领域考察，我们却遗憾地发现，姐妹情谊只是女性主义建构的一个乌托邦，事实上，女性之间、女性主义阵营内部的隔阂和分歧，有时可能比女性与男性之间的还要大。尽管如此，姐妹情谊仍是女性文学乐于建构的理想国，其动因“在于女性作家、批评家争取女性团结以获得力量的愿望，也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无力反抗压迫的实际”。[2]因此，在男权文化依然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环境之中，当代的女性作家们在小说文本中上下求索，苦苦寻找能承载她们情谊的姐妹方舟。
　　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和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就是这种探索的产物。需要说明的是，西方的姐妹情谊重点关注女性联合起来与男权社会抗争，强调其政治功能；而中国女性文学中出现的姐妹情谊融汇内涵更为复杂，女性之间结成亲密同盟，除了反抗男权压制以外，也有自身寻求知己等人性要求。因此本文对姐妹情谊的研究，是从兼顾政治反抗性和自然人性的角度进行的。
　　二、启蒙与救赎
　　《上种红菱下种藕》的主人公秧宝宝，从小离开了自己熟悉的老屋，被父母寄养在陌生人家里。她努力尝试着去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笨拙而又小心翼翼地处理着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这对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来说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如此，她还要忍受亲情的缺失，内心的孤独，因此她的青春是单调孤寂的。《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更为不幸，她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爱情奉献给了丈夫，结果却惨遭抛弃，结束了十三年的婚姻后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在多年的安逸生活中消磨掉了斗志，荒废了平生才学，很难在社会上谋求立足之地，视若珍宝的儿子与她渐渐疏远，甚至连原本关心体贴的母亲见她失势都避之不及。失败的婚姻使她的人生陷入了近乎绝望的境地。但是秧宝宝和子君都在姐妹情谊中获得了最大的情感支持和心灵慰藉，来自同性的温暖、理解和关怀帮助她们勇敢面对成长岁月中的孤寂和来自异性的情感伤害，并且最终战胜了人生的惨淡风雨，经历了成长和蜕变，获得了新生。
　　然而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两部作品中的姐妹情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属于两种不同的模式。秧宝宝与她周围诸位女性的姐妹情谊是她孤寂青春里的一道亮色，在这些人的陪伴下，她从一个青涩懵懂的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花样少女，这些女性在她的成长中充当了启蒙者、引导者的角色，因此我们把这种姐妹情谊称为启蒙式。而子君的生命中若是没有唐晶、子群的姐妹深情，便很有可能重蹈鲁迅时代“子君”的覆辙，这些女性在她的生活中扮演的是激励者、救世者的角色，所以这种模式可以命名为救赎式。当然在文本中的具体情况较为复杂，难以全面罗列，姑且这样概括。
　　秧宝宝在成长过程中与同学蒋芽儿、张柔桑，寄住人家的女儿闪闪、儿媳陆国慎，甚至是身份暧昧的女工黄久香都发展了真挚感人的情谊，这种姐妹情谊在无形中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唤起了懵懂少女女性意识的觉醒，催化了思想和情感的成熟。秧宝宝、蒋芽儿、张柔桑三个小女孩之间的情谊可以看作是青春期少女对异性恋关系的替代。这个时期的小女孩总是格外敏感，她们把感情看得十分庄严、神圣，容不得半点杂质，要求一对一的绝对忠诚的友谊，这在一定程度上和爱情很相似。因此，当秧宝宝和张柔桑之间多了一个蒋芽儿时，张便认为这是对友情的背叛。秧宝宝在张柔桑和蒋芽儿之间游移不定，前者是一个标准的淑女，后者身上则带着一股野性。秧宝宝在不知不觉中与蒋芽儿日益亲近，这实际上是她在成长道路上对自己身份定位的一种选择，选择了蒋芽儿意味着她不愿屈服于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性别特征，而是向往拥有自由不羁的个性。这种意识虽然是朦胧的，但多少带有女性主义启蒙的意味。与闪闪、陆国慎之间的情谊则是在秧宝宝尝试着独立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闪闪的关系从紧张到融洽，凝聚着秧宝宝一番心血。闪闪裁裙子，她便在一旁默默打下手、理布条，闪闪也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主动教她做针线活，两人的僵局很快打破了。相比之下，秧宝宝对陆国慎的感情更为含蓄、绵长。两人之间原本很有默契，却因为洗头事件闹僵，进入“冷战”状态。秧宝宝心中后悔，却碍于面子不肯先开口说话，但当她听说陆国慎住院保胎，便一个人带上头生鸡蛋前去探望，到了医院门口又想起两人还没和解，只好托人转交。这种看似可笑的孩子气的行为，其实是因为她太重感情却又不善表达，于是亲极反疏。正如李老师和闪闪都明白，“一个小孩子，是如何羞于流露感情。因为他们把感情看得非常郑重，甚至是严重的，于是便慌了手脚。……再过些日月，她将会长成一个妩媚的多情的姑娘。她将从容镇定地面对很多事情，明晰自己的爱和不爱，自然顺畅地表达出来，免受它们的压力。”[3]姐妹情谊让秧宝宝从身体到灵魂都得到提升，成为其成熟的重要因素。而对纺织厂女工黄久香的追慕，则使秧宝宝受到了美的启蒙。黄久香是个身份暧昧的女工、流言蜚语的谈资，但她在秧宝宝和蒋芽儿两人小女孩心里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她懂得如何护理头发如何穿高跟鞋，她在两个小姑娘看来就是美的化身。于是她们像两个丫鬟似的跟随着她，有意无意地学她有些摇摆的步态，学她拿扇子的样子，学她用眼睛笑。她们觉得，只要靠近她就是靠近美，尽管受到别人的揶揄、学习成绩下滑，也在所不惜。对美的敏感和追求，意味着秧宝宝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完成了从天真无知的儿童到青春少女的转变。秧宝宝与她周围的诸位女性，不论年龄老少，建立起来的真挚的姐妹情谊，看似不可思议，实则纯净如水，温暖了她的孤寂青春，治愈了成长的伤痛。有了这些人的陪伴、引导，她的成长才变得多姿多彩、趣味横生。
　　与秧宝宝的成长故事不同，《我的前半生》写的是大都市成熟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亦舒让小说的主人公与鲁迅《伤逝》中的主人公同名，是想用鲁迅小说来揭示子君可能面临的另一种命运。诚然，现代的子君能够迅速走出离婚的阴影，重新站立起来，从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蜕变为独立、干练的职业女性，姐妹情谊是最坚实的后盾。若没有唐晶、子群等人的姐妹深情，也许子君还会重蹈覆辙，走向毁灭，因此这种姐妹情谊是救赎式的。女性作为女性最为有力的后盾，在独行路上温暖着彼此的心头，她们相携相助地对抗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巨大压力。子君把十三年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婚姻和家庭，最后却还是被丈夫无情抛弃，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这是男权中心制社会对女性的无情摧残和迫害。来自物质和情感的双重打击使她濒临崩溃的边缘，幸而挚友唐晶始终和她站在同一战线，欣赏她、鼓励她、帮助她。她激励子君说：“在大学时你是我们之间最倔强的，为了试卷上的分数错误吵到系主任那里去，记得吗？一切要理智沉着地应付，我也懂得‘说时容易做时难’，但你是个大学生，你的本事只不过搁下生疏了，你与一般无知妇孺不同……”[4]正是这一席话，才使子君打起精神、重新振作起来。然而唐晶又不纵容子君，她不认为人生失意便有了诉苦的特权，而是让子君看清现实：“每天只准诉苦十分钟……你不能沉湎在痛苦的海洋中，当做一种享受……天下不幸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你不是特权分子，你若不信，我就推荐你买本《骆驼祥子》来瞧瞧。”[4]在最彷徨无助的日子里，唐晶的安慰与鼓励使子君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重新获得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并且选择了自己以后该走的道路。不仅如此，从找房子、介绍工作到造假简历，甚至如何穿着打扮，事无巨细，唐晶都给予热情的帮助，使子君这个脱离社会十几年、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人迅速找到了工作，融入了社会。可以说，子君的美丽新人生，是唐晶为她开启的。在子君的一段崎岖人生路上，唐晶充当了引路人、拯救者的角色，而当她认为子君可以独立时自己就马上悄然隐退，这份情谊实在令人唏嘘感动。姐妹情谊也可以建立在原本陌生甚至对立的女性关系上。子君与子群虽是亲姐妹，却有着长达数十年的隔膜，两人互相轻视，无法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但在风雨来临之时，她们放下隔阂，互相帮助，表现出了最真挚的姐妹情谊。在与唐晶的关系中，子君是弱者、被救赎者，而与子群的关系却更为平等。姐妹俩的人生都遭遇过挫折，她们互为彼此的救赎者，在拯救与被拯救的过程中相互取暖，同时也悄然提升和改变着自己。此外，子君和自己的女儿安儿也情同姐妹。安儿虽然年龄尚小，但是乖巧懂事，在父母离婚后一直坚定地站在母亲这一边，支持母亲、关心母亲。来自安儿的理解和欣赏是子君开始新生活的动力之一，她用自己的勇敢、坚毅为女儿树立了新时代女性的榜样。总之，姐妹情谊使子君在极短时间内便从来自异性的情感伤害中痊愈，从此脱胎换骨，成为一个以生为女人自傲，充分发挥志趣，保持自我，有独立人格思想，并能与男女两性均维持和谐真挚关系的女人，开创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三、女性观之差异及原因浅探
　　《上种红菱下种藕》和《我的前半生》两部小说都描写了女性之间肝胆相照、赤诚坦荡的姐妹情谊，但前者是启蒙式的，后者是救赎式的，从中可以窥见两位作者的女性观之差异。小女孩秧宝宝在与比她年长的女性的交往过程中受到了女性意识的启蒙，姐妹情谊是她成长岁月中的一道亮丽风景；而子君则在姐妹情谊的支持下脱胎换骨，重获新生。在男权中心制社会里，男性常常扮演救世主、批判者等权力角色，女性则仆从于男性权威之下，是被拯救和塑造的对象。但是亦舒的小说一反传统，让唐晶、子群等女性来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她们坚信女性离开了男人，同样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这是在宣示对男权社会毫不妥协的挑战和抗争。由此可见，王安忆的女性观是温婉内敛的，而亦舒则显得更为激进，更加大胆地张扬女性主体意识。
　　王安忆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她对女性人物的精心揣摩，使得她的作品中渗透着顽强的女性意识，并体现出重视理性生存的性别立场。她笔下的女性人物，看似平常普通、弱不禁风，但每一个都不是随意任人摆布的角色。这种“以温柔的方式坚强”和“以优雅的姿态孤独”的女性气质，更符合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期待。[5]这也和她本人的文化背景和生活阅历有关。王安忆从小在上海长大，十六七岁时去安徽农村插队，是一个在典型的中国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女性。中国文化讲究阴阳调和，因此在性别问题上，把男女两性的分别看作是自然的，虽然认为女性应归属于男性，但也能自然地接受和承认女性及与女性有关的一切。这就缓和了西方的性别二元对立论引起的男女两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深受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王安忆的女性观是比较理性温和的。在无法实现男女两性真正平等的情况下，她不会强硬地和男权社会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两性的和谐共处，合理诉求女性权力。
　　亦舒生在上海，长在香港，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中，当过《明报》记者，社会阅历十分丰富。后来又赴英留学，恰逢欧美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熏陶使亦舒形成了较为激进的女性观，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亦舒的情感生活也比较曲折，经历了几次失败的婚姻。因此，她对女性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她认为女性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必须先实现独立，不仅要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更要拥有精神上的独立人格。亦舒笔下的女性不再以男性世界规范作为生活准则，而是具有很强的独立精神和抗争意识以及深藏着的意志与能力，很能迎合处于商品社会中的现代女性的心理需要，充满着一种直面人生的主体文化精神。这与她张扬女性主体意识，坚决反抗男权文化压制，要求实现男女平等平权的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姿态是十分契合的。
　　综合上述分析，《上种红菱下种藕》和《我的前半生》这两部小说中描写的姐妹情谊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是女性结成同盟联手反抗人生的惨淡风雨和男权社会压迫的手段，但在表现方式上各有特点。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我们大致窥见了作者王安忆和亦舒的女性观。这两位作家虽然所处地域不同、思想观点有异，但都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在创作中坚持鲜明的女性立场，为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等译.女性思潮导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52.
　　[2]魏天真.“姐妹情谊”如何可能？[J].读书,2003,(6).
　　[3]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M].文汇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271.
　　[4]亦舒.我的前半生[M].新世界出版社,2007:23,76.
　　[5]邵水一.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J].黄山学院学报,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