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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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它在不断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和政府因素，因此，强化制度创新、提供政策支持、转变政府理念和管理方式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2)01―0053―03
　　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已成为城市农民工的主体，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希望所在。从政治学角度思考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及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一)有利于不断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在身份上获得与城市居民在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等方面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更有助于不断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艰难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培训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各项制度的不公平和观念上对农民工的偏见，农民工易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使农民工政治权利的获得、平等政治参与的实现成为现实可能，为新生代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的进步成果提供了空间和保障。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于维护分配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本来，在发展中产生不平衡是常态现象，但这种不平衡不是随着发展逐渐缩小，而是越来越大，因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日益严重。学者们提出了诸多的解决对策和建议，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继续加大投入力度；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提高农民收入，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等。实践表明，农民收入的提高与富裕不能只从农村角度来思考，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应该是全方位的，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其中，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把农民从土地上、农村中解放出来，对于解决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不失为良策。
　　(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公民为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通过一定方式，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政治行为。它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也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思想开放，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渴望融入城市。因此，一方面在市民化过程中他们的政治参与诉求日趋强烈；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也将使新生代农民工从边缘化、非常态政治参与逐步走向常态的政治参与，使政治参与群体日趋扩大。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价值取向多元化，他们的农业生产知识却较少，对土地没有太多依恋之情，进城务工是为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城市生活的经历，增强了他们的现代意识，也使其政治参与态度更为积极，这样在主观上他们就有了参与城市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同时，其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又使其更迫切地渴望融人城市。
　　(三)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政治稳定是指一国的政治系统保持动态的连续性和有序性。亨廷顿认为，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取决于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政府对公民政治需要的满足程度。在我国，作为庞大弱势群体存在的农民工，由于其流动的无序性而导致的“民工潮”和“民工荒”问题，过激的或不恰当的“维权”行为方式等，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进而影响政治稳定。因此，通过市民化，使农民工和城市人享受同样的机会而不再受到太多不公平的待遇，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一员而不再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这样，其社会地位就会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多和收入的稳定增长而逐渐提升。固定的收入、稳定的居所、平等的公民政治权利的获得，使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各个社会组织的成员，社会也因此更加趋于稳定。
　　(四)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人与人和谐相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诸多制度方面的因素，使农民工在城市遭受不公平待遇，并由此造成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不和谐，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实现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至少在以下方面可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正确处理和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平，调动农民工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有利于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促进城乡、区域的统筹和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并进而带动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和农业现代化。同时，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社会结构调整，使社会中间阶层逐步壮大，这体现了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因素
　　(一)制度因素
　　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因素虽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讲，制度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是最深层次的制约因素。制度是由一定的组织和机构公开发布和实施的行为准则，如法律、条例、政令、章程等，是一个群体获取资源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文明凭借制度安排才得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将凭借制度化安排一步一步走向明天。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是法治社会，制度是首要的规范整合方式。制度为人们确定行为的框架，限制着个人选择的范围和机会。
　　纵观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在诸多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制度中，户籍制度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虽然进行了包括户籍制度等诸多制度在内的改革，但改革并不彻底，许多制度安排仍然立足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在内的城乡二元制度，以及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构成了严重的阻碍，它使农民工不能获得与市民同等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造成“制度缺失”，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当前农民工仍然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影响着他们向市民角色的转换，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这种同城不同权的现象依旧存在，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二)政策因素
　　政策通常是国家政权机关或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的观念化、主体化、实践化反映。政策的制定应该适应实践的需要，一项政策如果适应实践的需要就能够促进实践的发展，否则，滞后的政策则起阻碍作用。
　　首先是政策的滞后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的影响。政策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导向和推动作用。但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策往往呈现滞 后性，这种滞后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的调整滞后于实践的发展；二是政策的执行缺乏应有的力度，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不难看出国家制定的鼓励支持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政策，明显带有滞后性。很多政策，如农民工培训、社会保障、住房问题等，在政策的执行中也往往滞后。
　　其次是政策的排斥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的影响。政府对农民工实施什么样的政策．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在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精神，结合地方实际所出台的政策。中央政府从战略高度所出台的政策总体上是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工作和生活的，但地方政府则一般是站在地方城市市民的角度，更多的是权衡自身多方面利益，其政策的制定必然是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它不仅使中央决策受阻，也会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由于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有关部门的决策。这些都对农民工的市民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三)政府因素
　　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因素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观念、利益取向和管理方式上，尤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不同的责任，加上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认识偏差和管理服务缺失，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步伐。
　　首先，政府观念出现偏差。长期以来，面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现象，各级政府一直认为，农民工进城就业是个人的短期行为，农民工本身也没把自己当做城市的一员，在观念上他们也没融入城市，他们在城市就业虽然为城市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所以，政府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从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出发，往往出台以管制和限制为主的政策，这种管制和限制无疑会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阻碍农民工向城市市民的转化。
　　其次，政府利益取向偏离。提出政府利益说的是美国法学教授布雷纳德?柯里，政府利益的存在和偏离会导致“近视效应”，损害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在我国，现行的地方党政干部考核制度存在一定的偏差与缺失，为显示政绩，政府官员们追求的往往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并非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在我国特定的税收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的是那些与农民工服务相关的单位或企业，这势必导致对农民工权益的忽视。
　　再次，政府的管理与服务的缺失，是造成农民工市民化的机制障碍。政府不把进城农民工看做城市社会的一员，势必容易造成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权益中存在缺失。政府提供的服务中较少考虑农民工的需要，对农民工的服务处于缺位状态，冷落了农民工的权益；在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上也较少体现农民工的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严重缺位，势必影响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进而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措施
　　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除了通过树立正确的市民观，构建人文关怀的体系，以及走中国城镇化道路等加以解决外，还需要通过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创新，借助政治途径来解决。
　　(一)强化制度创新
　　制度不是不变的，诺斯认为，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制度总是在不断发展演进的。学者们在探讨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时，都认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不外乎制度废除和制度供给。制度废除就是要全面清理和废除在计划体制条件下出台制定的对农民和农民工权益保障不利的各项制度规定，为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扫除制度上的障碍；制度供给则是要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有针对性地出台一批适应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需要的、旨在保障农民和农民工权益的各项制度规定，通过制度的创新来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针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性设计上要“以人为本”，在制度设计上涉及户籍、就业、福利、保险、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制度性保障，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一样是我国公民，都应该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这样有利于促进农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有利于为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使农民工市民化真正获得硬性的制度保障。
　　(二)提供政策支持
　　政策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指挥棒。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制定怎样的政策。
　　目前国家在农民工政策的取向上已朝着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在演变。在利用政策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实践中，首先政策的制定要符合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现实，各级政府要充分了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及目标及时调整和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使政策的制定具有针对性，出台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政策。政策的制定如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会减少摩擦，节约社会成本，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其次，政府政策的出台还要体现公平、公正和公开，并向农民工倾斜，如在农民工的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问题等方面的政策，切实保证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权利的平等，确保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再次，政府还要清除各类限制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障碍，如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等。
　　(三)转变政府理念(观念)和管理方式
　　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是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政府除制定和执行制度与政策外，还应该转变观念和管理方式。过去，政府在管理理念上对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歧视，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关心得不够，更多关注的是经济业绩，在管理方式上也存在偏颇，所以应该努力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政府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的推动者，转变观念是前提，加强宣传引导是消除认识障碍的有效途径，应把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在其中，抛去对农民工的偏见，消除制度和政策制定时的观念障碍，不断加大改革力度，鼓励和帮助农民工向市民转变。
　　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管理，努力强化服务。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彻底的转变，真正变成服务的提供者，促进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使其尽快融人城市，共享城市文明。为移居城市的农民工提供政治、经济、文化权益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其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政府在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
　　总之，只有全社会各方面都善待农民工，尊重和承认他们为建设小康社会所作出的成绩和贡献，通过政府观念和管理方式的创新与转变，不断推出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政策，不断实现制度的创新，保证和维护农民工的各项合法权益，才能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