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激进性”中的僧侣因素

容国团,我的野蛮丈夫,四平汽车站

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激进性”中的僧侣因素

　　内容提要 本文从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构成入手，剖析了尼康宗教改革和彼得宗教改革后僧侣阶层的尴尬局面，受教育程度高而就业渠道狭窄，既不被统治集团信任，又要背负骂名，严重的自洽结构与封闭性更加速了该阶层的迅速没落。僧侣子弟成长过程中受的这种“夹板气”铸就了他们的复仇欲望和心理焦虑状态。在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后，持一种极端偏执的行为方式和革命崇拜理论，从而造成了俄国思想界“60年代人反对40年代人”的时代断裂。??
　　关键词 激进主义 僧侣阶层 平民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14-09?おお?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与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关联。众所周知，激进主义便意味着摒弃渐进改革，反对妥协让步，强调与过去“决裂”，对现存秩序社会制度持强烈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最常见的就是以革命暴力方式彻底颠覆旧的国家体制。俄国激进主义（Радикализм）在19世纪60年代涌起，那时思想界认为俄国文化已经和统治阶级话语霸权绑在一起，只能以批判否定作为武器，于是激进地提出“不要调和！”“不要改革！”随后在俄国兴起了一股平民阶层扫荡一切的“旋风效应”，他们相信只要激进地用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再以理性规划社会生活，人类就会有一种“空前灿烂，基础全新而且坚不可摧”的美妙生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0页。）被称为“一元论先驱”的皮萨列夫就说过：“能打碎的就打碎，经得起打碎的就是好的，打碎了的则是一堆废物，不管怎样要大打一场，这不会有害处，也不可能有害处”。（德•伊•皮萨列夫：《皮萨列夫文集》第1卷，莫斯科，1955年，第135页。Д.И,Писаре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енений.М.,1955,с.135.）这种激进主义思潮导致了俄国知识界的大分裂，催生了民粹主义，“又换了一种形式进入到列宁主义中来”，（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100-120页。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изма.М.,1990,с.100-120.）最后在苏联模式的快速追赶潮流中断送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反思“激进主义”成为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谈论最多的话题。
　　而在6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生代”平民知识分子，几乎颠覆了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切方面，他们表现出来的横扫一切的虚无主义、好斗的社会革命热情、道德为目的服务、人民崇拜、灌输论者、实用主义的功利化倾向都与此前温文尔雅“书卷化”的“伤感主义”和“纯思辨”的贵族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这些被称为“着了魔”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一代人”，对上一个阶段即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矫枉过正”跨越幅度之大几乎颠覆掉了他们前辈所有的积累，这二者之间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差别之大，可以说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但如此，平民知识分子还对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抱有强烈的义愤。他们不是把贵族知识分子称为“启蒙运动的朋友”、“同一战壕的战友”，而是叫他们“不祥的乌鸦”、“丑角们、空谈家、吹牛皮的傻瓜、上层利益的维护者”，（②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23、639-340页。）并自称与贵族知识分子毫无共同之处，是两个相互敌对的团体，有时经常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②为什么俄国知识界会有这种时间断裂和阶层仇恨呢？我们还需要从头谈起。??
　　平民知识分子的宗教背景??
　　要知道“什么是平民知识分子”，就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俄国的“平民阶层”。??
　　对这个词不能从汉语的角度来望文生义。俄国意义上的“平民（разночинец）”既不是指城市的第三等级，也不是家境贫寒者，而是指纳税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过渡阶层，是在人口统计时还没有加入其他等级的人，也就是从法律上讲是处在过渡状态的人。他们暂时不属于俄国传统等级社会四大等级（贵族、僧侣、市民、农民）中的任何一个等级，具体指那些在人口调查时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也不是商人或神职的人，所以在人口统计上这类人的比重和数量有时很大，有时很小，并不固定。可以说他们是下等阶层的后备军。有些译文直接把统计资料上的“平民”干脆译为“平民知识分子”就更不准确了，这可能是由于“平民”中原来出身于僧侣阶层的人较多，而僧侣一般是有文化的，才会出现这样的翻译。实际上，那些不符合已有的等级框框的人都可以暂时称为“平民”，这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上一个等级滑落到下一个等级的人，因此他们也就是社会上最不稳定、心理最不平衡的阶层。在传统俄国，等级权利只有贵族和农民是可以世袭的，僧侣等级和商人等级与上述二者不同，他们是一个只可以向下流动阶层。商人的后裔只有在能够买到同业公会证书的时候才可以继续被称为商人，否则就被列入平民等级，僧侣也是如此，不愿意走父辈老路或者无法谋到教职的僧侣子弟基本上是“平民阶层”的主力军。??
　　与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不同成分”（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页。）和家庭背景。前者几乎是清一色的贵族，后者则都是非贵族的平民出身，而在这些“平民”中，神职人员家庭出身又占了绝大部分。平民知识分子的三个代表人物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是神职家庭出身，被特卡乔夫称为“典型的我们现代青年的代表”的涅恰耶夫也是宗教学校教员。而谁都知道，这些僧侣后代“对19世纪平民知识分子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布尔加科娃：《1825-1850年的俄国知识分子》，列宁格勒，1983年，第53-56页。БурдяковаЛ.А,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России1825-1850гг.Л.,1983,с.53-60.）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在平民知识分子中，“正教中学出身的人”曾经起了最卓越最激进的作用。（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14页。）关于俄国知识界的阶层划分特点，别林斯基就曾指出过，“在我们知识界的鼻祖当中，却完全没有看到有人出生于商人和小市民，在其后的两个世纪里，商人和小市民虽曾有代表自身与知识界的行列，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出现非贵族知识分子时，他们在知识界只占少数，这就是俄国知识界同法国知识界的差别，我们以后就会看到，俄国知识界社会成分的相对特殊性，怎样影响了俄国社会思想以后的发展过程”。（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02-303页。）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僧侣家庭出身与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
　　有趣的是，僧侣子弟容易走极端不仅见于“左翼”，“极右”也有类似的源头。有人研究证明，沙皇政权中的极端分子也多是下层僧侣子弟，与阿拉克切耶夫一起唱双簧的大主教福季（1792-1838）是乡村教堂下级牧师的儿子，他的“右翼”极端主义狂热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左翼”激进主义恰好构成了一“左”一“右”的两个“极为相似”的侧面，正应了梅尼日科夫斯基那句话，“反基督在一切方面都与基督相似”。（梅尼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页。）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差距很大，实际上都是承认很多高于个人的东西，都是期待着救世主的降临，转换起来并不困难。“战斗的无神论在自己的哲学中仍然是宗教的，……是同一种东西引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宗教”。（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97、107页。）所以俄国历史上有很多从“政府至上论者”突然转向无政府主义的人，或亦反之。就象赫尔岑所评论的，在这类人身上，“社会主义或专制主义，两者必居其一”，（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这种从“极左”跳到“极右”以及反向跳跃的例子在俄国的政治史上并不罕见。??
　　僧侣出身的人分流到革命队伍中的现象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1861年改革后僧侣同贵族一样失去了等级特征，但是贵族由于具有庄园经济的独立性，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因为“割地”而获利。而神职人员的特权则大大削弱，本来就狭窄的向上的通道也被阻塞，所以“失落感”格外突出。在民粹主义者中有22%是僧侣的后代，而且他们还是极有代表性的人物，可僧侣仅占当时人口的0.9%。此后僧侣子弟对革命运动的贡献也相当突出。俄国社会学大师米罗诺夫说，直到现在研究者们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僧侣中会出现大量的激进知识分子？（⑤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页。）东正教都主教叶弗洛基认为，大量神职人员涌入革命队伍现象是因为“父辈们的倍受折磨和地位低下激起了孩子们的反抗精神”。别尔嘉耶夫则认为：“这一现象有着双重原因，青年在宗教学校受到了清心寡欲的世界观教育，但心中却充满对19世纪日益衰落的东正教的反抗精神，他们反对宗教刻板的生活方式，反对学校沉闷的气氛，学生们开始追求教育解放的思想，对现形体制充满了愤慨，但却以‘俄国式’的方式，即极端主义、虚无主义的方式体现出来”。（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含义》莫斯科，1990年，第40页。Н.А,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изма,М.,1990,с.40.）他们崇拜雅各宾党人，把革命当作“复活节”，热衷于斗争哲学，热衷于用暴力把“愚钝”的人们引向幸福，热衷于看到流血，因为在这些人看来，这和他们以前忍受的苦难和屈辱相比，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僧侣阶层在俄国变革时期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矛盾性、边缘性以及尴尬处境，使其成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共生体，而这个阶层在改革中的整体受损，与其他等级的差异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使得上述后果成为可能。具体地说，僧侣阶层的家庭背景与他们的政治倾向的联系，这个阶层的“叛逆性”和愤世嫉俗主要是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
　　神职系统的封闭性和等级没落??
　　首先，僧侣阶层子弟成为平民知识分子的骨干是和俄国神职人员的形成机制有关的。这一阶层因为其政治审查严格使其成为一个封闭的行业，使原来的职业选择的多样性变得“封闭化”。本来，17世纪尼康宗教改革以前俄国的教会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神职人员也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会集团。他们的任职实行的是选拔推举制，是由教民推选、主教考察和教区认可的一种选拔机制，相对而言是比较开放和多元的。尼康的宗教改革导致民间教派与官方教派的分裂，政府为防范分裂教徒进入僧侣阶层，开始实行封闭式选拔，对候选人“政审”要求提高。1667年宗教会议规定，明令禁止非僧侣的后代担任神职，要求各教区在推选候选人时以“家庭世袭”的拥护官方东正教的人员为首选，非到万不得已不能推举非僧侣家庭的人选，这种职业的封闭性与当时的农奴化过程的整个社会背景的凝固性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宗教改革导致的社会对立情绪，它的自洽结构与封闭性仍超过其他的社会集团。这样就使僧侣阶层变成一个职业封闭性很强的“自我内循环”系统，外人进不来，本行业人也出不去，造成了这个行业内有无法排解的“极度绝望的孤独”。??
　　形成这种状况除了“政审”把关以外，还存在一些客观条件：首先，农民和工商业者文化水平很低，不能担任神职。17世纪末他们当中的识字者只占总人口的3%，1904年在47743个司祭中，只有0.3%的人是世俗人士。??⑤贵族中受教育的人数虽多，但他们所受的外国工科应用教育与神职教育相差很远，宗教的精神性和应用型知识无法通约，而政府也禁止服役军人流向其他阶层，久而久之形成的惯例，使得到贵族解放以后，退役的军人宁肯闲居在家也不愿意当僧侣。贵族一直认为担任司祭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就更别说担任教堂服务人员。而神职向来是“狼多肉少”，本行业内人还不够分的，就更轮不到其他等级的人前来插足了。为了不减少纳税人的数量，政府也极力反对农民和工商业者担任僧侣。18世纪上半叶，还有少量农民和工商业者加入僧侣队伍，到后来就逐渐受到世俗政权的限制，1774年，参政院的规定正式禁止纳税阶层进入僧侣行列，于是僧侣的社会结构单一化便难以逆转，在18世纪30年代，僧侣中世俗家庭出身的人还占3%，60年代是2%，80年代就只有0.8%了。（Freeze,G.L.,The Russian Leuitis.p.196、198、200.）而且由于行业教育的“内卷化”，教区在推选候选人时偏爱本行业人的后代，在国家限制其他等级的人担任教职以后，司祭和助祭的职位基本上都是父子相承的，后来就连教堂的看门人都不能落到其他阶层的人手中。同时政府禁止僧侣自由退出本等级，这样使得僧侣阶层的人员无法流动而不断膨胀，导致神职行业人浮于事，一位难求。??
　　第二，教会的自我定位与国家定位之间存在着很大落差。教会人士认为自己是在分裂运动中的所有社会等级中最坚定地支持沙皇宗教改革的阶层，理应得到沙皇政府的嘉奖。而且教会是享有“布道权”和“话语霸权”的特权等级，是垄断了阐释基督思想的集团，是掌管人间灵魂和思想的牧师，是高于市民和农民的等级，应该取得和贵族一样的社会地位。但是在沙皇政权看来，出家修行只不过是弄虚作假的行为和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这些不事劳动只掌管意识形态的人员不过是“穿僧袍的警察”，自然无法和为帝国开疆拓土的服役军人即军功贵族平起平坐，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官僚系统中的骨干是军功贵族，事务化的文官历来低于征战的武官，而神职人员的政治地位还在文官之下。1767年的法律规定把僧侣和手工业者列为同等的亚等级。（Freeze,G.L.(ed.),??From Supplication: A Documentary Social History of Russia,??New York,1988,pp.37-44.）这一在神职人员看来有辱身份的“降级”法令遭到正教公会的一致抗议，他们表示拒绝接受这样的政治待遇。僧侣们要求通过法律确认自己的特权等级特征，并像服役人员那样有晋升阶梯，比如教会的大主教应当与元帅平级，相当于《官秩表》上的二级，主教和中将平级，等于三级，依次类推，修道院长相当于少将，司祭相当于中尉，拥有相应的级别就可以和校官以上或者文官8级以上一样，可得到世袭贵族的身份，白神品获得奖励也可以作为跻身贵族的条件，以及同时享有四轮轿车、佩饰和着装上的特权。这些要求当时并没有得到满足。在神职人员不懈地努力下，18世纪末僧侣上层终于表面上取得了与终身贵族相等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上两者的职务薪酬相差很远，仍然无法享受同等待遇，以18世纪70年代为例，9-14级官吏的年薪为100-400卢布，而城市上层僧侣的年收入仅为30-80卢布，乡村上层僧侣更低，只有25-40卢布，教堂服务人员则很低，只有10-20卢布。（特罗伊茨基：《18世纪俄国的专制制度和贵族的形成》，莫斯科，1974年，第257页，ТроицкийС.М. Русский абсолютизм и дворянство в18в.М.,1974,с.257.）僧侣和贵族在俄国所占的人口比例大体差不多，但作为社会力量，前者却是微不足道的。（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卷，第129页。）??
　　然而僧侣与其他等级相比还拥有一些法定的特权，从社会地位和政治上来说，这一等级低于贵族，但高于其他阶层。首都的著名神甫生活水平基本相当于贵族，但是外省的僧侣的经济状况就差很多。一般来讲教士的收入靠三部分组成：首先，靠宗教仪式和教民的馈赠，这部分收入没有保障。其次，每个教堂根据当地条件可以允许神职人员拥有一定的土地，这种土地可以继承、可以在主教批准下在教区内买卖，但要缴纳实物和货币地租，拥有土地的教堂服务人员和纳税等级一样要承担所有的赋役，实际上与国家农民状况差不多。1764年以后国家规定，僧侣有权占有土地，但无权占有农奴，100万教会农民被收归国有变成“经济农民”后，教堂用地的权限交还村社所有。另外，国家发给无地寺院一定的货币薪酬。总之，从经济上宗教界致富的渠道狭窄，所受的限制较多。19世纪以后随着货币流通的增大，各等级的收入都有所增多，但僧侣的收入反而下降，不但赶不上贵族，甚至赶不上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从1700-1917年这200多年里僧侣一直无权从事任何赚取利润的商业和企业活动，无权占有工厂和其他生产资料，这种限制是僧侣阶层整体贫困的重要原因。这一条非常重要，尤其是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日趋明显的时候，如果僧侣能够经商或办实业的话，这个阶层经济状况便能得到彻底改变。与参与工商业活动的贵族打破的封闭性和分裂派中大批的人从事工商业发了财相反，俄国市场化步伐加快以后，僧侣成为四大等级中最没落的阶层。??
　　僧侣比贵族晚一些摆脱国家农奴的奴役地位，1764年全体教士被免除了代役租和“主教赋役”。1767年正教公会禁止对祭司进行体罚，1771年这一命令扩展到助祭，1849年僧侣被免除了受训义务，此前该阶层因为肩负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角色，每年要定时集体培训。1876年教堂服务人员及其子女被宗教和世俗法庭免除体罚。19世纪中叶以后国家改变了教会从业人员的“封闭性”，禁止教职继承和家族性，僧侣可以自由还俗，力图把僧侣变成一个自由的职业阶层，为了打破行业“内卷化”倾向，开始从其他行业人员中补充“新鲜血液”，模糊原有的等级特征，但因为神职工作繁重、要求专业难度大、政治地位不高、报酬又低，因此世俗阶层的人普遍对从事宗教职业不感兴趣。僧侣阶层等级之没落、职业缺乏吸引力的状况可见一斑。??
　　就业难题下的“叛逆性”??
　　教会垄断了教育资源，但无法控制就业渠道。农奴制时代俄国读书识字的人不外乎两个阶层：贵族和僧侣，贵族受教育的人数虽多，但仍没有超过僧侣，因为职业要求，长期以来神职人员一直是俄国时代受教育人数比例最高的阶层，贵族因为出征的流动性不会去做神职人员。1857年9岁以上认字的贵族比例是77%，僧侣是72%,1897年这两者的比例分别是86%和89%，（МироновБ.Н, История в цифрах,Л-1991,с.85.）僧侣已经超过贵族。因为贵族教育都是军事应用型的，他们所受的“欧化”教育和“军事”教育，既不适合俄国传统文化氛围，又有很强的专业性，可以说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僧侣普遍高于贵族。18世纪以前修道院、宗教学校一直是俄罗斯非贵族文化生活的中心。受专门的宗教教育是成为僧侣的特权，因为俄国对僧侣的文化要求甚至比14级别的文官任职的条件还要重要，19世纪50年代俄国高层官僚有61%的人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而同等教育水平的司祭则达83%。（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О.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аппарат самодержавной России вⅩⅨ в.М.,1978,с.138-166.）17世纪上半叶以前，俄国的僧侣职业教育是由家庭传承的，一般都是教区的主教在家里给其子弟开设宗教礼仪和历史文化课。从1722年起政府要求担任教职的人必须受过专门的宗教教育。17世纪因为教会传统上对教育资源的控制，世俗学校数量少，仍有一些其他等级的子弟到宗教学校学习，从18世纪下半叶进入宗教学校就变得越来越困难。1722-1740年宗教学校的学生中仍有29%不是僧侣子弟，到1808年仅为8%。（④⑤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202、95、88页。）宗教学校的封闭性极大的促进了僧侣等级的世袭化。??
　　可以说僧侣垄断了俄国的文化资源。从1687年俄国第一所神学院成立，到1808年发展到36个，与当时的主教辖区恰好一致。宗教学校的在校学生1766年有4700人，到1808年达2.9万人。1880-1914年在宗教职业的封闭政策被解除以后，日常宗教执事培训班里的学员中世俗阶层的比例从8%提高到16.4%，教会学校的世俗学生从8%提高到25.3%，但是世俗阶层最终从事教会职业的人数仅从0.08提高到1.5%，??④世俗人员去宗教学校读书并不是为了求职，只是因为世俗学校太少而不得已去宗教学校读书的。在自治局工作者兴办非宗教类学校之前，教会基本上控制了整个的中小学教育，据统计直到20世纪初仍有约40%的小学是教会办的。??
　　但是，垄断着教育资源的这个阶层却并不能控制俄国的就业资源，他们在这种资源中只有很小的份额。僧侣子弟受教育程度高而就业面狭窄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俄国僧侣阶层的人口出生率高于贵族，“他们很小就结婚，并且宗教教义禁止以任何方式节育”。??⑤1756年结婚的僧侣占38%，1870年达到79%，（РостиславД.И,Оправославном белом и черном духовенстве,т.2,с25.）神职家庭自然增长率比贵族高一倍还要多。但是教职职位是限定死的，无法满足大量的宗教学校学生的就业需求。1678年僧侣男性家庭成员为4万人，1719年为14万人，1795为21.6万人，1897年为24万人，而教会所有的职位最多只能容纳十万人。（伊•科•斯莫里奇：《俄国教会史》第8卷，第1分册，莫斯科，1996年，第665-666页。СмоличИ.К,Истор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Книга8,части1.М.,1996,с.665-666.）到10月革命前国家登记发放薪水的“白神品”只有5万人的职位，狭窄的就业渠道对神职后代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压力和精神创伤。1719年俄国法律明确免除僧侣交纳直接税的义务，1724-1725年又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教阶中的“黑神品”（俄国的僧侣有两种，修道院僧侣和教堂僧侣，修道院僧侣是不结婚的“黑神品”，他们约占僧侣总数的1/10，这些人是教会思想的创造者和不介入社会服务的“精品”，他们没有家庭很少有财富，身份不能继承，1711年人口调查以后修道院僧侣便被限定在所注册的修道院，失去了自由和变更场所的自由，而且其人数、加入和退出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进入这个行列就意味着终身的奉献。）的薪酬和国家官员一样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另外绝大部分是教堂僧侣或者叫社区僧侣，他们是为百姓的日常婚丧嫁娶、礼拜弥撒服务的，彼得时期规定，基本上按每100-150户有一个小教堂配有一个司祭和两名下级服务人员统计定编，凡是不被编入的多余人员统统被转入纳税登记，如在登记时不在现场的人，就被革职到纳税等级或者从军服兵役，1719年他们也和修道院僧侣一样被凝固化，失去了各种自由：禁止迁徙、禁止从事工商业、禁止参加世俗会议、干涉社会事务、禁止去剧院、禁止公开场合的娱乐活动、禁止剃须剪发、禁止穿教会规定以外的服装。由于教区和教堂辅助的僧录人员的数目是严格规定死的，神职人员职位递补十分困难。叶卡特琳娜时期大量压缩合并修道院，只有大约1/5的修道院得以保留。??
　　这个等级自我膨胀快于职业需求，教会任职基本上都是终身制，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能等待自然退出的“补缺”，大量的中下层人员按正常渠道进入不了应有的职位，为了递补导致行业内腐败盛行，黑暗无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亲就是以娶已故大司祭的女儿为条件才谋到了神甫的职位。这种“不合理”的职业设置和只能向下流动的局面，往往令神职人员家庭出身的人，面临着宗教感破灭的危机，作为牧师他们原本是为了解决他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可现在却无法面对自己的生存困境，宣扬天堂和谐与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形成极大的反差，怎么能不激起他们的仇恨和复仇心理呢？杜勃罗留波夫说：“我好像陷进了可怕的沼泽，……围在我四周的亲兄弟、亲姐妹，都陷进了泥污里，我竭力帮助他们，然而每一个动作却使他们更加往下沉，……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来援助我，有的人不愿意，有的人虽然愿意，但却不知道如何接近沼泽，又害怕沾污了自己的脚，我们心中满杯的痛苦已经溢出了它边缘。”（《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2页。）这些法律状态的“平民”从这种痛苦中造就了“仇恨”，现实生活中的阴暗、悲哀和无能为力，使他们整个心理结构的反转，把积压起来的怨恨都投入到正面的搏斗中去。别尔嘉耶夫就认为，这些从小就受到宗教熏陶的僧侣子弟能够转向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主要动力就是绝望。”（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86页。）??
　　上述这些原因，加之东正教的平等观念使僧侣子弟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极为敏感，所以神职学校学生的思想比世俗学校学生更激进在19世纪的俄国是一个普遍规律。中下层僧侣子弟对前途毫无把握的失落感严重，使出人头地的欲望和叛逆意识更强烈。在没有别的出路、惟有传统的教育优势的情况下，他们只有希望通过读书改变人生。到19世纪50年代，各大学里挤满了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平民知识分子”这一名称的形成就是和60年代俄国大学的成长同步的。1855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他的前任尼古拉一世大学入学限制，使社会下层的平民阶层得以进入大学，1835-1854年俄国在校大学生中只有不到20%的人出身是非贵族，到1875年大学生总数的46%都是由神职人员的子弟构成的。（С.М.利姆斯基：《19世纪60-70年代的教会改革》见《祖国历史》1995年第2期。//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19世纪中叶以后有大量的拿不到神职的僧侣子弟进入大学。这些人与贵族青年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扎根于俄国的习俗与传统，较少受到国外家庭教师和国外旅行的影响，而且受到上下两层的“夹板气”，愤世嫉俗者极多。正是在这些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后代中崛起了有别于“欧化”贵族知识分子的“愤青一代”。??
　　宗教学校的教育是修道院式的封闭禁欲教育。从杜勃罗留波夫的《日记》中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接受的是呆板的压抑人性的苛刻的东正教教育。因为东正教被称为是“痛苦之宗教”、“体验之宗教”，所以除了大量枯燥的神学课程外，禁欲主义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宗教学校的教育体系中，学校以追求残酷自虐方式来培养学生的虔敬之心。长时间的清规戒律和隐遁苦修，导致杜勃留波夫一生都具有强烈的“享受”罪恶感并因此经常忏悔，他甚至不能原谅自己吃了太多的果酱和睡觉时间过长。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睡“钉子床”，薇拉与罗普霍夫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从这些细节中都可以窥见到宗教学校“禁欲教育”的痕迹。??
　　由于神职人员子弟与贵族青年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时刻牢记惟有抛去浮化的物欲，才能获得解脱，他们的这种清心寡欲的禁欲主义生活观在大学阶段与奢靡享受的贵族生活观遭遇以后，形成很大的冲击力，便触发了他们对现有的生活秩序进行革命性的颠覆的决心。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知识分子不只是“40年代人”和“60年代人”《父与子》两代人的差距，而是两个阶级的仇恨。神职子弟认为，造成等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贵族，服役贵族害怕减少自己等级的实力与财富，一直阻挠沙皇变更法律程序使僧侣阶层上升。在“贵族血统论”的“排他性”的等级意识支配下，这个阶层中人充满了“旧家世族贵族阶级偏见”的炫耀（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和具有“欧洲教育”背景的自负，他们总是居高临下的俯瞰其他阶层，把没有受过欧洲教育的平民知识分子叫做“半知识分子”、“失意的人”或具有“病态自尊心”的人，他们谈论俄国“知识阶层”的时候，往往强调必须是“贵族的”，必须是具有“欧洲教育”，必须是有哲学修养的，所有这些都令平民知识分子感到强烈的义愤和不公平，他们说，当年贵族把我们踩在脚下，把我们列入下等阶层，现在我们成长起来了，登上历史的舞台了，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秩序，要向这些“外国化”的贵族复仇，人们都知道，狼总是吃羊的，现在该轮到羊吃狼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对僧侣以上的等级抱有一种强烈敌视和否定态度，他对贵族怀有极大的怒气和与此相拼毫不退让的勇气。勃洛克在提到与贵族的分歧时说，我们“自然而然的仇视你们、疏远你们，我们的精神与你们的精神不能相互接近，你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必须服从，这就是我们与你们不能亲近起来的一堵不可跨越的墙”。（亚•勃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从这种痛苦中铸就他们的“仇恨”意识，现实生活中的阴暗、悲哀，使他们的异教徒心理萌发，从此他们对宗教王国的寻找方向发生逆转，他们的创造性觉醒转向无神论，从一开始他们就与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思想性反其道而行之。杜勃罗留波夫说：当年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悲惨遭遇，我就决心要复仇，“这样的毁灭是痛苦的、深重的，当时我就决心这样做，假如命中注定我要毁灭，那我决不平白无故的从这个世界上毁灭！”（《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2页。）到19世纪50-60年代宗教学校的学生面对的是已经衰落的东正教，他们不但对“黑暗的精神王国”发出质疑，对神学院的蒙昧氛围具有激烈的反抗倾向，更加激发了他们按照俄国式的、极端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他们憎恨欧洲文化、憎恨贵族身份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这些都是他们想要铲除的东西。这是“失意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点。后来他们在穿“灰色皮袄”的农民集体中和公社土地所有制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使他们成为了民粹主义的先驱。??
　　受尽“夹板气”的阶层??
　　僧侣阶层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夹板气”，使他们更易愤世嫉俗。17世纪以前教会曾具有与政府同等的权利，甚至在精神领域高于世俗权力，在经济上也几乎可以说是“国中之国”，修道院的自治和不允许政府染指，是国家政策“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和“文化孤岛”。（泽利亚诺夫：《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修道院和修道院僧侣》，莫斯科，1999年，第145-155页，转引自张广翔：《18-19世纪俄国城市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彼得一世对宗教界一直心存芥蒂，认为教会是他推行欧化政策的反对者。从尼康改革以后，官方教会被置于一种“两头不讨好”的境地，一方面替沙皇背黑锅在民间遭骂名，另外又处处被沙皇视为异己力量而不被信任。所以政府要经常组织僧侣进行“义务学习”，领会世俗政权的精神，另外，“最有代表性的是禁止修道士们从事书写和文字工作，在修道院的修行规定中，没有修道院院长的亲自监督，修道士在单居修道室不能书写任何文字，无论是抄录书籍、还是书写私人信件、均要处于残酷的体罚”。（格奥尔基•弗罗洛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47页。）宗教改革以后，宗教会议则从1700年最后一位总主教去世后便名存实亡。1721年宗教会议的权力被正教公会所取代，教会对国家的监控权被取缔，（П.В,Верховский Учреждение Духов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и 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Т1,с684-686.）正教公会在行政上受制于沙皇领导。??
　　正教公会原则上是由各等级僧侣组成，原来是具有一定自治权力的东正教立法、司法、行政机构，彼得宗教改革后设立宗教事务管理局，其首席检察官是由沙皇任命的世俗官吏，相当于沙皇派驻教会的钦差大臣，是正教公会一切决定审批权的最后决定者。从此教会的自治权力逐渐被削弱，成为官僚体制上的一个国家机关。17世纪的分裂运动一方面造成了官方和民间教会的分裂，另一方面也导致政府对教会的防范和不信任，教会在被国家“收编”以后，有些学者甚至将僧侣视为“国家官吏的一种”（ЗольниковаН,Д.Сосл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о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церв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ибири ⅩⅤⅢ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81,с180. ）或国家管理方式的补充，但是僧侣不论其政治与经济地位又无法与贵族与官僚相提并论，既背负着“秘密警察”的骂名，又享受不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由于教会内部独立倾向和自治管理的呼声从没有消失过，沙皇一直是站在“凯撒”的世俗国家的立场上对待教会的，不同阶段的扶持和利用都是从“为我所用”着眼，国家从来没有放松对教会的警惕，对它的戒备之心始终存在。从18世纪到19世纪30年代沙皇政权多次清理宗教阶层、甄别“僧侣队伍”。??
　　官方东正教会对皇权的依附性在政治上直接导致了宗教警察化，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民事警察和文化警察的功能。从彼得以后“牧师”一词几乎等同于秘密警察，它的工作包括维护行政治安，监督思想，编写出生、死亡、结婚登记，与分裂派分子作斗争，给不识字的人讲解沙皇的法令，调查汇报不服兵役者和逃税者，记录不参加忏悔仪式和圣餐仪式者，并把名单交给警察当局，由世俗政权对这些人进行处罚，向当局汇报分裂派的动向和宗教传播情况，所有这些内容绝大部分都和宗教没有关系。政府出台的许多举措不是缓解社会上对宗教界的敌对情绪，而是增加互相的对立和怨恨，以至于农民认为在路上碰见神甫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宗教分裂运动和彼得改革以后神职阶层失去了原来所有等级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整个等级都遭到了社会的责问和不满。民众敌视是因为民间宗教的多元、清廉、向下等特点颇得好评，与官方宗教形成一个对比；而世俗当局则认为，僧侣没有起到社会秩序维护者的作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根据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建议，让教会扮演官方意识形态的舆论宣传工具，但是它在民间的口碑越来越差。在平民中享有很高威信的分裂运动和在特权阶层有影响力的共济会的活动，使得官方东正教的权威处处受到质疑，民间和贵族都反对官方教会，前者认为他们是古老东正教的敌人，是“古风时代”的叛逆者；后者认为他们是近代文化的敌人，是人类进步的绊脚石和智慧的束缚者，是保守势力的集大成者。他们认为俄国的宗教界有“宗教专制主义的”倾向，伊•阿克萨科夫说：“教会是国家的奴仆”，（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0-171页。）梅尼日科夫斯基指出，“宗教界至今被视为最反动的俄国社会的一部分”，“仅仅是专制制度的政权借以统治的武器、杠杆”，是“隐藏在假面具下的教会”。（梅尼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37、49页。）??
　　教会人员的依附关系除了国家之外另叠加一层就是主教，僧侣对主教的依附关系比对国家的要更强一些，因为主教是辖区的全权领导，他有很大的权限，通过考试审查僧侣的专业技能、资格审查、任命职位、评定教职，主教可以每年从教区的各教堂收取一定的代役租形式的“主教赋役”。主教具有人事权，可以任意免除教区内的僧侣职务而转给另一个人，教区内所有的机构：宗教事务所、教会学校、宗教法庭、宗教会议都必须服从主教的意愿。“教会是世俗社会的一面镜子，主教是僧侣的王公，僧侣是主教的臣民”。（Freeze G.L,The Russian Levities,P46. ）这是一种与国家农民类似的集体农奴制，而不同于贵族的私人农奴制。??
　　在俄国，贵族的流动是双向的，贵族等级内部的流动性较大，任何军阶的人，只要获得一枚勋章便可以成为世袭贵族，其他社会群体也可以向贵族等级渗透，19世纪中叶57%的人、20世纪初66%的人都补充进来成为“新贵族”。但是新贵族不可能来自僧侣子弟。由于神职限制过多，流向贵族的人员都是僧侣阶层以外的人员。贵族退役以后可以有多种选择，进入政府从事文职还要挑三拣四，最不济的退回领地当地主，仍然可以过得逍遥自在。而僧侣的流动是单向的，只出不进，而僧侣的后代就只能向下，很难向上发展，所以成为向下其他等级的补充来源，为了生计他们历尽人间沧桑。19世纪中叶以前，世俗政府对教会所做的一项工作量很大的事情就是甄别和清理“多余人员”，把大量没有教职的僧侣强征入伍或转入纳税等级，只有少数有文化者被安置到国家机关当办事员。（Ласкин В.Н, Учебник истории рукого права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СБп.,1909,с164.）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神父和教堂执事的数量削减了1/10，僧侣同贵族一样失去了等级特征，这个阶层心理“失落感”比其他阶层更为突出。原来的特权消失，进入不到教会俸禄阶层的人只好另谋出路，其中一部分人在法律上转变为宗教职业者，一部分人则成为失业知识分子或其他下等职业者，到1858年僧侣总数应为155万，而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造册的少了90万人。1882年在莫斯科6319个僧侣后代中，只有40%的人仍以主持宗教仪式为职业，其他的人则成为下级文秘人员、医生、教师和演员，450人从事雇佣劳动，356个医院和养老院工作，134人成为无职业者。（Нифонтов А.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классов буржуазнов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усском городе ⅩⅨв.//ИЗ.1955,Т.54,с.248.）他们普遍有一种“被遗弃”的愤慨。??
　　1861年改革以后，大量的中下神职人员的经济状况从原来尚有保障的等级中滑落下来，很多人必须要从事其他他们原来不熟悉的职业养家糊口，成为改革中受损最大的阶层。由于就业资源稀缺，教会上层的腐败使中下层教会子弟与教会学校的学生观念发生变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们原来认为，父辈的神甫职位在所在地区是受人尊敬的，然而等他们到城里去求学，却发现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与这个等级实际应该具有地位相差很远，对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造成很大的打击。国家的不信任、贵族的蔑视和百姓对民间教派的同情对他们都有很大的触动。神职阶层几乎失去了所有等级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整个等级都陷入了不知何去何从的尴尬境地，东正教的平等观念被他们用来批判这一切，乃至批判东正教本身。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从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民主主义对从贵族知识分子中产生的自由主义恨的要死，政治上的俄国社会主义与浪漫的贵族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形成了俄国“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分道扬镳的局面，最后发展出来的俄国社会主义是站在“宗教大法官”的旗帜下进行的，这种革命极有可能把“对自由的敌人的仇视可能变成对他人自由的侵犯”。（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6页。）??
　　这些原因使得神职人员的后代在反体制、反贵族的斗争中充当先锋，但是他们打造的“新世界”是与他们成长过程极为类似的僧侣型的封闭世界体系，狭隘的复仇意识阻碍了他们的政治眼界，这些因素都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发展历程打上深深的烙印，这又是另一个话题的内容了。?オ?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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