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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新闻事业 记者角色 新闻理念 公共生活
[摘要]：本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美国公共新闻事业既是一场新闻改革，也是一场改良美国民主的社会运动。是近年来较为集中的体现了美国新闻思想和社会思潮变迁的“实验”行动，并引发了学术界对于传统新闻和民主理念的激烈争议。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把历史关照和现实分析结合起来，揭示并分析公共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人们对媒介的角色认知、新闻理念以及民主参与观念的分歧和冲突。
公共新闻事业是近年来由美国新闻业界发起，学界助力的一场新闻改革行动。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已基本消歇，发展历史并不算长。但恰如其开放性的定义结构（对公共新闻事业的理解可以是“一场运动，一门哲学还是一种新闻模式”（Zelizer, B., 1999: 154））一样，它不仅仅是一场发生在新闻业内部的改革，也是一次完善美国民主的社会实验。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新闻事业的社会运动”（Schudson, M., 1999:118），当代美国流行的种种社会思潮，如社群主义、审议民主等都可从中找到“印记”，使其成为了一个观察美国社会行动和民主思想变迁的理想对象。鉴于此，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梳理公共新闻事业的业务经验和发展历程，而是试图将其还原到美国社会和媒体生态的真实场景中去，考察并分析这场“民主实验”如何体现了美国媒介及新闻工作者角色认知、新闻理念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民主和参与观念，特别是对社群生活、公共生活理解上的分歧和争议。
综合各家见解，笔者认为，公共新闻事业的缘起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1988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的低下（50.1％，笔者注）和“赛马式报道”引发了人们的不满；（Carey, J. ,1999: 57），第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政治疏离”(depoliticized)现象和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低落促使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新闻理念；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特别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ory）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公共新闻事业支持者们的根本目的是挽救日益远离公众的美国民主政治。这个论断并不新鲜，自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以来，新闻事业和民主促进就一直是美国新闻界强烈关注的话题（Schudson, M., 1978: 106）。但不同于前人看法的是，他们认为美国民主当下的结构性失衡是“媒体失灵”的后果，所以要改革新闻界来复兴民主，这就意味着媒体不应再是中立、分离的守望社会，而要积极介入民主生活中。在公共新闻事业的“实验”中，这种理念和传统的新闻和民主理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
一、公共新闻事业与记者角色嬗变：从“看门狗”到“公正的参与者”
和西方“左派”学者主要批评默多克式的联合媒体巨头不同的是，公共新闻事业支持者们着重将批判的火力指向了托管/专业主义新闻事业。舒德森曾总结出美国新闻史上三种与民主关联的新闻模式：第一、市场模式（Market Model）；第二、鼓吹模式（Advocacy Model）[1]；第三、托管模式（Trustee Mode）。也即以客观性为规范和信念的专业主义新闻事业。它和声名狼藉的市场模式新闻事业一样都是公共新闻事业宣称要挑战和改革的对象。舒德森认为，真正的民主不仅意味着媒介和政治的制衡，还必须要有公众的参与，而不管是把受众看作是被欲望主宰的“消费者”的后者，还是把受众看作是“注意力分散的公众”（The Distracted Public）的前者，都远离了公众，都要为当代美国社会“民主病”负责任。托管新闻事业的立论基础是：公众把自己的知情权委托给新闻工作者，就像病人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医生一样。媒体是公众当然的“托管人”。但在公共新闻事业支持者看来，这种委托关系其实只是一种假设。因为尽管公众是名义上的委托人，但对于媒体运作却完全没有发言权，也无法行使监督权利。并且托管新闻事业只认可高高在上的专家判断，让没有理解力的公众愈发对社会事务看不懂。结果就如凯里批评的那样，“独立”的新闻界成了拥有强大权力的真正的第四等级，公众渐渐地变成了政治剧院里的消极观众，而不是政府事务和民主对话的参与者（Carey, J.,1999: 55－56）。这就形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以公众名义取得合法性的媒体却远离公众。这正是“民主疏离”问题的根子所在。
事实上，外界对新闻界“反公众”的猛烈攻击从其还处于繁盛期的六十年代便已展开了。当时的民意测验不断表明，新闻工作者已经不被公众信任，并日益被看成是政治改革的阻碍（Campbel,C., 1999: xiii）。凯里甚至认为，“水门事件”是托管模式新闻事业的最高峰，但也是其死亡的前奏（Carey,J., 1999:59）。为了让民主游戏继续下去，美国新闻界过去50年里已经进行了四次改革：“社会责任论”，新新闻主义，全国新闻评议会（National News Council），以及公共新闻事业的改革。与前三次不同的是，公共新闻事业是第一次来自于新闻事业内部的、自觉的组织化集体行动（Carey,J., 1999:58）。而在支持者们的谋划中，公共新闻事业“拯救民主”的办法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记者不仅要报道新闻，更要发起、组织和规范公众讨论。如坎贝尔所言：“我们主要的贡献不是提供信息或理解，而是规范什么话题值得关注、交谈和进一步的质询”（Campbel,C.,1999: xxix）。比如罗森等人认为，记者不仅是报道新闻的人，还是一个公民，应当充当“社会生活的发动机和领导者”（Rosen,J.,1994:13）。
但对于支持者们所开出的这一剂疗救美国民主的药方，美国主流媒体的态度大部分都是否定的，其中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共新闻事业实际上对传统的记者角色和定位——“看门狗”提出了挑战。在托管模式下，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定位逐渐从1904年普利策所说的“守望者”（watcher）演变为“看门狗（watchdog）；并为此创造了两种特别的报道方式：“扒粪报道”（Muckraking reporting）和“条线系统报道”（ the beat system of reporting）[2]（Carey, J., 1999: 55－56）。在新闻工作者获得的各种角色称谓中，“看门狗”是迄今为止行业内外唯一一个获得普遍认可的外号。从职业社会学“权力研究”的视角看，“看门狗”不仅实现了新闻职业的自主性（autonomy），同时也很好的满足了社会职业“管辖权”(jurisdication)（Abbott,A.,1988: 45）边界限定的要求。因为新闻行业的知识专业化程度远远低于其他行业，作为一种职业（profession）的新闻事业其区别性特征一直不像其他职业（如医生、律师）那样明确，所以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混淆（role dilemma）经常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3]这不仅影响到了新闻工作者建构自己身份，向大众展示职业特性和争取行业自主的诉求；也模糊了其职业权力的边界，隐藏着和社会其他职业领域发生冲突的风险（比如罗斯福总统将揭丑记者比作“扒粪者”就隐含着对其介入工商行业的不满）。而“看门狗”的角色一方面起着捍卫民主，防止社会势力腐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控制着职业权力的无限扩张，在政治角色扮演和新闻职业行为之间画上了一个分界线。因此“看门狗”角色实际上有两层意蕴：第一是看护民主；第二是不逾越新闻生产的边界（与“看门狗”类似的“守望者”、“看门人”等同样执行了这些理念）。
而在公共新闻事业支持者们看来，这样无疑是倒置了专业主义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是媒体“反公众”的重要表现之一。根据公共新闻事业“公众参与”的理念，罗森和梅里特为新闻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公正参与者”（“The Fair-Minded Participant”）作为替代“看门狗”的新角色，并将其比作竞技体育中公正无私的裁判：“（新闻工作者）必须抛弃一些不容质疑的角色，如看门狗，政府之外的人，独立的观察者……并应该通过成为公正的参与者（fair-minded participant）或裁判（referee）重塑新闻职业的重要性” (Merritt, D.,1998: 142,7.)。 “公正的参与者”和“看门狗”虽然都是在守望民主，但差别是明显的：后者只是替人民密切监视政治环境，一有问题就就立即告知民众，但本身并不参与社会活动；前者却要加入人民之中并组织公众讨论。换言之，就是要求新闻工作者从民主的“守望者”角色转变为民主的“参与者”角色。然而，尽管从1960年代开始，新闻工作者角色认同中便已出现了“看门狗/守门人（watchdog/gatekeeper）”和“倡导者”（advocater）（与“参与者”类似）的分化（彭家发, 1994: 109－113）；70年代的研究发现，更多的新闻工作者支持参与的角色而不是中立（Zelizer,B.,1999: 158－161）。80年代则更是出现对立者，解释者和传送者三足鼎立的局面（黄旦，344）；但“看门狗”及类似角色还没有真正被撼动过。原因无他，均因为这些挑战者们都无法像“看门狗”那样比较好地平衡“政治角色”和“新闻角色”的内在冲突——同样，公共新闻事业赋予记者的新角色“公正的参与者”也无法把握这一动态的平衡关系。或许记者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记者应该扮演什么社会角色，这个西方新闻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经由公共新闻事业放大后还将继续探讨下去。
二、两种新闻观的对立：客观报道和对话
与托管新闻事业的核心信念“客观报道”相对立，公共新闻事业强调“参与”的新闻观。为寻找历史根源，坎贝尔在美国新闻发展史的两大传统“发现事实”和“讲述故事”之外“发掘”出第三种传统：“保持对话的传统”，把当公众当作对话伙伴（Campbell, C., 1999: vii）。凯里认为，这一传统最具代表性的是19世纪早期印刷物发动了使美国“民主扩张”的对话。当时报纸的出现鼓励公民学习阅读和写作，参与公共辩论，“作为全国性媒介服务于民主讨论”（同上）。但这个传统在20世纪初期中断，从那时起新闻工作者开始信奉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精英主义的观点：新闻工作者主要是为分段传递真相的管道而工作，中途要通过实验室里的专家、科学家和办公室里的政府官员（李普曼，2002:145）。新闻事业最终变成了提供信息和少量娱乐的“真相行业”（ truth business）（Campbell, C., 1999: vii）。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新闻事业的新闻观就是复兴“保持对话的传统”。在支持者们开展的大量项目之中，记者组织并引导公众讨论，从中获知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做新闻报道。这种做法其实我们并不陌生，美国新闻界早已有之。如泽利泽所指出，“扒粪”记者、水门事件后的调查记者，都具有社区参与的性质，鼓吹式新闻事业更是赞同行动主义和社区参与而不是专业超然。但公共新闻事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主张通过公众讨论，透过民众设置新闻议程，即所谓的公民议程、人民议程（People’s Agenda）或公众议程（Public’s Agenda）。如舒德森所言，公共新闻事业忠告新闻工作者们要把公民放在第一位，把新的声音带入报纸，甚至和社区中的个人和团体一起设置新闻议程（Schudson, M.,1999: 121）。这句话的重点是后半部分，即，不只是要组织和引导公众讨论，还要报道公众讨论的议题，这应该是公共新闻事业的一个创举。
但这种举动却招来了主流媒体的严厉批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其看来，记者直接参与公众活动，其所采写的报道就可能是不客观的。“记者应该报道游行，而不是参与游行”（丹尼斯，2004:118）。北卡莱罗那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梅耶也在一篇论文中谈到，对“公共新闻”最大的困惑是认为这个理论是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相矛盾（蔡雯，2004:80）。而和对方“针尖碰麦芒”，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客观性的否定态度。泽利泽明确地指出：“传统新闻工作者们长期以来被指责躲在客观性后面，公共新闻事业的新闻工作者们宣称要解决这一问题，认为客观性是如今新闻界疾病的主要原因”（Zelizer,B.,1999:156）。
——公共新闻事业支持者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作为“新闻专业信条”的客观性，其批判力度和气魄不可谓不大。但正如彭家发所言，客观性早已成为现代新闻业的一种“迷思”，其家族成员甚为庞杂。作为报道呈现方式的客观性既是一种道德理想，又是一整套专业规范，还是一种清晰可见的写作样式（彭家发，1994: 61）。由于对这一概念的莫衷一是，所有参与客观性辩论的，好像在各说各话（黄旦，69）。那么，公共新闻事业支持者们眼中的客观性——这一“新闻界疾病的主要原因”又到底是指涉什么呢？从罗森等人的著述中，笔者没有发现他们对客观性的明确界定，但可以大致梳理出和客观性有关的两类说辞：其一是批评“赛马式报道”造成“政治疏离”；其二是认为客观性是保守的观念形态，如“新闻工作者的陈词滥调”、“新闻界的一种陈旧和固定的意识形态”（Rosen, J., 1999a: 25）、“过时的理想”（Peters, J., 1999:101）等。由此可见，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们反对的是职业层面的“客观性规范”，并不是写作层面的“客观报道”（如“平衡报道”balance reporting等）。这从有支持者建议采用读者意见调查表等数据统计分析等“客观方法”来做报道也可得到反证。
当然，公共新闻事业支持者们从职业规范的角度批评客观性并不是什么创举。事实上自从1920年代初期客观报道受到美国新闻界重视后，对于新闻客观性的质疑就一直没有停息过，并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Schudson,M.,1978:144)。批评新闻客观性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新闻界不可能客观（it connot be objective），因为新闻是依附于“常规”（convention）而呈现的，作为人的记者总是不能排除价值判断的干扰，因此不可能客观，（Schiller,1981:56）（2）新闻界不客观（Journalism isn’t objective），新闻界存在“否定主义”[4]，造成公众对政府缺乏信心，选举时投票率低落，并且媒体偏袒包括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强势社会团体的“既有势力”，媒体的客观报道其实强化了既有的权力结构，因为有权力的人最有能力制造或掌控事件与权力机构（彭家发，1994: 3－6）；（3）新闻界不必客观（shouldn’t be objective）新闻客观性实际上是将自然科学探究真相（truth）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新闻采集中，其假设前提是“真相紧随事实之内”（truth is imminent in the facts），但事实不但不会“自我表白”（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反而会蒙蔽真理。所以不必客观（彭家发，1994: 67－73）。
上述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从认识论角度说新闻客观性其实永远只是一种“理想”，第三种是从方法论角度打破了科学至上的迷信。只有第二种观点“新闻界不客观”是从新闻和民主政治的关系出发，批评客观性实际上认同并依附于社会等级和权力，媒体会因此被政府或利益集团操纵，成为社会改革的对立面——不难发现，公共新闻事业对客观性的抨击和第二种观点最为接近，或者说就是“新闻界不客观”说法的翻版。从这一思路和立场出发，公共新闻事业对客观性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审视绝对“中立”(netural)的立场。正如罗森所说，新闻工作者不只是一个职业化人士，还是一个负责任的、积极参与社群建设的公民（Rosen,J., 1994:14）。媒体禀持中立的原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社群和公共生活发达，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辩论。反之，“如果该有对话的地方是一片沉寂,如果公共生活一片死气沉沉,那么报纸的中立也就成为一种全无意义的装腔作势。”(Rosen,J.,1999b: 76)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应当站在公众立场上积极介入，否则报纸的“中立”也就成了一种逃避；二是放弃僵化的“分离”（detachment）思想。所谓分离是指在报道中不掺杂自己的观点，只用事实说话。但在梅里特看来过份分离常造成记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冷漠。梅里特曾指出追求客观性使得记者创造出了一种“分离狂热”，“大部分的新闻编辑部都限制记者参与市民活动”，使得“市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那些宣称自己不关心社会上所发生的事的人能扮演信息告知者的角色吗？” (Merritt,D.,1998:24 )。
可见，公共新闻事业支持者们并非全盘否定客观性原则，反对的只是客观性原则中的某些要素—— “中立”或“分离”等，但即使是这样，也已经踩到了传统新闻事业的“信念底线”。曾任美联社总经理的库柏（Cooper,K）曾经说过：客观性新闻是美国给予世界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创性道德理念（彭家发，1994: 67）。时至今日，客观性不仅仅是新闻界主流的专业规范、理念和记者的心理习惯，还是新闻职业内在的要求[5]，更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要素。所以，尽管客观性远非完美无缺，它还是得到了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及学者的认可。因此尽管试图挑战或颠覆新闻客观性的想法和行动——从调查性新闻到解释性新闻；从人情味新闻、新新闻主义再到文学新闻，一直都存在于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但如舒德森所言，它们大都只是在专业领域得到有限支持，未成大器（Schudson, M.,1978:3-10）。
三、民主参与和民主迷思
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们希望籍此激发公众政治热情，提升政治参与能力，“不仅要告知公众，还要组织公众”(Rosen, J., 1999a: 31〕。这和“公共新闻事业的教父”杜威（Dewey, J.）对民主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即，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应当通过加强面对面的人际交流来复兴社群生活，培养出一种真正体现民主本质的公众（（Dewey, J.,1927:208-210）。因此作为一次“理念的行动”，公共新闻事业不仅是一次新闻业的改革行动，更像是一场对民主的救赎行动。比如罗森认为，“传统的新闻事业假设民主是我们已经有的东西，而信息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在公共新闻事业里，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信息是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信息的海洋里——而民主是我们需要的东西”（Suchdson,M., 1999:118）。但民主理论的复杂性之一，就是其概念和形态的差异化和多样化（陈尧，2006:151）。从雅典公民大会到今天，民主的内涵和外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北美殖民地时期和美国独立初期的民主意味着新英格兰的乡镇集会（town meeting）和公民自治（托克威尔，1988:68－76）；而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当代民主理论家认为，民主是在全国层次上的一种政治方法或一套制度安排，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投票选举（熊彼特,1979: 25）；公共新闻事业试图复兴的是“乡镇集会”式的民主传统和社群生活。但对于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何以实现等关键问题，支持者们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甚至彼此的看法有许多分歧，就像格拉瑟指出的那样，“他们常常以具体实例代替理论阐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互相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得以掩盖”（Glasser, T., 1999: 7）。
公共新闻事业的“建筑师”罗森提出，“杜威思想”是公共新闻事业最简短的定义 (Rosen, J. ,1999a: 24)。而大多数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都认为，杜威与李普曼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民主生存能力的著名论战是公共新闻事业的主要思想源头之一(Schudson,M.,1999：124)。这场论战的起因是李普曼1922年所作的传世之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在这本被杜威称为“对民主最有力的指控”的著作中李普曼指出，工业社会的超大规模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人类行为的非理性使得人们无力参与公共事务，所以为了实现社会权利的最优化，社会应当由少数“局内人”提供决策（李普曼, 2002: 187）；在李普曼作于1925年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幻影公众》(Phantom Public)里，他的看法更激进：公众的惟一角色即是，当公共事务的管理进行得很好时支持在朝者，反之，支持在野者 (Rosen,J., 1999a: 38) 。李普曼的上述论调当然不是真的指控民主，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民主，但这样就上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基石——对人的理性和自治能力的信任，而新闻的民主角色也随之而幻灭了（单波、黄泰岩, 2003: 20）。
与李普曼的悲观论调相比，作为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的杜威要积极的多，杜威说：“穿鞋子的人最知道鞋子哪里夹脚，即使制鞋专家是对如何修正麻烦最好的判断者”(Dewey,J.,1922:286)。1927年，杜威将自己反驳李普曼的演讲结集出版，这就《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一书。杜威在书中探讨了广泛的民主现实问题，他认为民主不只是政府的运作和决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参与是民主的本质。而只要学会了学习和讨论的方法，人人都能够弄清复杂的情况，民主政治是一个共鸣的公共过程（杜威，2005:55）。所以无论民主的现实多么不尽人意，民主都是可以改进的。因此杜威特别看重公众讨论的作用，希望籍此复兴社群生活和民主。
杜威的上述观点极大程度上启发了公共新闻事业支持者的灵感，彼得斯称《公众及其问题》是“公共新闻事业的奠基之作”（Peters,J.,102）（罗森也有类似的表述），但除此之外对于民主，特别是民主实现问题杜威并没有做更深一步的论述。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批欧美学者以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和话语伦理的思想为基础建构了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将杜威公众讨论（discuss）的思想碎片延伸为更为缜密的审议（deliberation）（金里卡，2004: 97），很大地发展和超越了杜威的民主思想。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一个公共交往的领域，人们通过这个领域中的自由商谈，把意见转化为政治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或者说，交往权力（英文译作Communication power）引导、规范了行政权力的政治决策。（哈贝马斯，2003: 445）。
从公共新闻事业的主张来看，很容易让人产生它是审议民主化身的错觉。双方也确实有很大相似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都把杜威看作是自己思想的启蒙者（如审议民主的创造者之一波赫曼称杜威是“第一个审议民主理论家”（Bohman,J.,2000: 7））；第二、都把公众讨论、对话、商谈看作是民主的表现方式。但是，审议民主赋予“审议”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不仅仅是如杜威所说的创造积极的公众，复兴公共生活，还是产生权力的一种方式（当然能否真的实现还要打个大疑问）。而公共新闻事业对民主的理解就是一种体验民主的生活方式，这种民主观并没有超越1927年的杜威（Schudson, M. 1999：123）。公共新闻事业的民主观念充满了模糊性。或许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彼得斯提出了“对话民主”（Dialogue Democracy）的说法，这样的提法或许更准确一些。
公共新闻事业民主观念上的模糊和混乱在彼得斯看来，根源在于其无法逾越民主理论的四个挑战——规模、人性、社会结构和民主信仰。首先，民主实现和参与规模的内在矛盾是杜威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杜威提出，要把“面对面交谈”的场景套用到全国对话中，但从没有谈论由此带来的“对话地点扩散”和“决策无法集中”等悖论（Peters, J., 1999: 99－108），不仅如此，发动对话的媒体自身的商业利益和政治经济控制、以及人类精力的有限性都能轻易的让对话流产；其次，公共新闻事业的成功必然呼唤理性的公众，但人天生是“游戏的动物”，而公共新闻事业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公共事务的讨论和硬新闻上，忽略了人类的享乐能力（不管好坏）其实也是一种关键的政治资源；第三，公共新闻事业把媒体当成了民主救世主，但民主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民主的健康要依靠所有社会组织。（Peters, J., 1999: 111）；最后，更重要的是，从20世纪初开始，民主的智识和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神圣的民主信念已经倒塌（同前， 114）。彼得斯的上述看法其实还是李普曼观点的翻版——人类无法直接经验大规模、复杂的社会和克服自身的非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威和李普曼61年前的民主论战在公共新闻事业的舞台中继续上演。
上述围绕着公共新闻事业的民主参与理念的各种论争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依笔者的粗浅看法，争议双方都没有对民主的真实涵义深入探究。主张公民参与的参与式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丛日云，1999: 220）。凯里说：“民主的生活就是一种对话的生活”（Carey,J.,1999:59）。但对话毕竟不等于民主，对话如何成为民主？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一直语焉不详。事实上，这样的误读从杜威那里就开始了，杜威认为民主是普通人应当享有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应当推进公众讨论造就积极的公众，这样的理想当然是美好的，但杜威似乎忘了，民主的实现远远不是拥有积极的公众就够了，如邓恩所言，民主的本来含义是一种政治体制的名称（邓恩，1999:237），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还必须考虑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安排和制衡。所以公共新闻事业看似在推进民主，但最终推进的只是不能改变政治现实的公众讨论，或者说其没有找到将民主的生活方式转变为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有效途径，最终创造的只是一种民主的幻象，就如格拉瑟所说的：“公共新闻事业只会创造一种民主参与的虚假感觉”（Glasser,T.,1999:10）。
那么，这场不算完美的民主救赎行动的真正价值又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就在于提醒了人们民主参与主体的存在。因为民主的参与和参与的民主，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任何一面都不可偏废。当代民主理论集中关注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建构，但却忽视了作为民主主体的公民的民主参与能力以及相应条件的培养。而公共新闻事业试图做的就是在微观层面上实现“民主自救”——尽管不是那么成功。但只要人们还相信民主，这种自救行动（不管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四、公众、公共生活与邻里
泽利泽认为，公共新闻事业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其自我定位的模糊，而在于“公共”和“新闻事业”这一术语搭配给人内在逻辑不清的感觉。就像她所说的那样，把“公共”这个词语粘贴到“新闻事业”上似乎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讲就像说“养育的父母”或“旋律的音乐”一样。（Zelizer,B., 1999: 157）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公共新闻事业”的修饰语“Public”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比较混乱的。就像舒德森所说：“公共新闻事业知道什么是新闻事业，但不知道什么“公共”为何物”。因此如何理解“公共”一词在公共新闻事业中的真正含义，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关系到公共新闻事业选择什么样的实现方式的重要问题。
大概说来，“Public”在公共新闻事业中可以作两种解释：“公众”（Public）和“公共生活”（Public Life），这是公共新闻事业理念的两个核心概念。这两个核心概念分别对应公共新闻事业的两个直接目标：一是培养积极参与的公众，二是复兴拥有亲密人际关系，面对面交流的社群生活乃至公共生活。当然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由此出发，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们一再强调公众才是真正的参与主体，公共新闻事业重要目标就是创造积极、热情参与政治的公众（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国内有学者认为应当将“Public Journalism”译作“公众新闻事业”[6]）。但公众显然不等于民众（people），也不只是公民（citizen），更不可能是“市场模式新闻事业下”的消费者（consumer）；在凯里眼里，“公众”应该是“一群不相识的陌生人”(Schudson, M.,1999：131），他大概是想强调人们只有在不相识的情况下才会排除私利和社会等级的影响，才会维护公共利益，从而“成为公众”。但这种说法是大可推敲的，因为陌生人中多的是不关心公共事务，只注重个人利益的“个人主义者”，如果仅仅是一盘散沙式的陌生人的聚合，那么公众很有可能就不存在。
事实上，对于公众有可能并不存在的担忧正是催生公共新闻事业的一个原因，当代西方左派学者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它摧毁了传统社会与个人的维系纽带，让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面前成为孤零零的个体（陈尧，156），这种情况下公众自然不会存在。而这种担忧自李普曼时就产生了，20世纪20年代的李普曼对当时的公众前景极其悲观，发出了美国公众已经如幻影般消失的哀叹。实际上杜威的看法也和李普曼一样。在《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杜威指出，机器时代带来了非人性的新的人际关系，瓦解了传统的社群生活，而根植于美国传统社群生活中的公众也随之而消失了（Dewey, J., 1927:35-38）。但杜威和李普曼和不一样的地方是，后者彻底远离了公众，把希望寄托在“局内人”和专家身上，而杜威却建议通过开展人与人际间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复兴社群生活，从而找回热爱公共生活的公众。他指出，公众不等于民众，公众是那些拥有共同问题并共同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民众。当民众在一起讨论这些共同问题并将之合理解决的时候,他们便成了公众(Dewey, J.,1922:286)。
因此杜威认为，不应把公众的概念和社群的概念割裂开来，“公众就是整体上的社群”（Dewey, J., 1927:38）这种看法是否准确暂且不提，不过他的观点的确深深的影响了60多年后的公共新闻事业支持者。在罗森等人看来，“邻里社群是培育公众的温床”（郑一卉, 2006: 89），所以他们特别看重面对面交流的人际关系和复兴社群生活的积极作用。但是，公共新闻事业支持者们所说的“社群”和80年代以来兴起的政治哲学思潮社群主义的语境里的“社群”似乎还不是一回事。当代社群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立论基础和主要目标“权利”（Rights）和“自我”（Self），主张以家庭、社区、宗教、职业协会乃至国家等社群为起点，探寻一种以共同的善（common good）为目标的德性伦理（麦金太尔，2003: 25）。但对比一下双方的社群观就会发现：首先，公共新闻事业不关心社群建构的原则和目标“共同的善”，以至于格拉瑟发出过这样的断言：“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们没有提出哪怕是一丁点与善相关的理论”（Gelasser, T.,1999: 9）；其次，社群主义的“社群”含义广泛，一切区别性社会特征如血缘、地缘、职业、兴趣和性别等都可以形成社群（贝尔，2002: 12），而公共新闻事业的社群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排除了所有利益集团的地方草根组织，即社区或邻里(neighborhood)（Schudson, M., 1999: 126）。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公共新闻事业项目都发生在某个社区内。
在舒德森看来，公共新闻事业的社群（社区/邻里）主张来自于杜威复兴新英格兰乡镇集会传统的构想（舒德森认为杜威实际上把17－18世纪的乡镇集会理想化了，集会当时仍是由少数精英控制）。其社群理念主要有3点：
（1）把复杂的社群简化为区域性的“邻里”（或译“街坊”）；
（2）政府是社群的对立面，而不是社群的一分子、催化剂和论坛；
（3）社群和公共生活是和谐一致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但舒德森认为，这样的看法都已经不再符合今天的现实。首先，“邻里”不是社群，美国现代社会的高速流动性使得邻里已经“消失”了，邻里之间的交往已经大为减少，许多人和自己的邻居甚至互不认识，或许邻里只存在于19世纪；其次，政府和社群之间是相互补充而非对立的关系，社群组织常常从市政府或州政府、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那里得到帮助；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支持社群和支持公共生活并不是一回事。公共生活是发生在公共空间的展示和体验民主的方式（Merritt, D.,1998:24），而社群则属于能说明社会成员“私人身份”的生活领域，如家庭、学校、宗教等，而不是民主政治为核心的公共领域；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是“大众福利，而不是社群福利”（Schudson, M., 1999: 123－125）。也就是说，社群利益并不等于公共利益，人们不可能既是社群主义者，又是公共利益的鼓吹者，所以公共生活常常意味着要穿越价值不同、彼此缺少信任甚至充满敌意的各个社群。
这样看来，公共生活并不是社群生活的叠加和集合。公共新闻事业所追求的复兴社群生活理想，也许的确能促进同一社群内部的交流，改善社群成员人际关系的疏离状况，但无法证实能够就此振兴比社群生活更为广阔的公共生活。公新闻事业支持者之所以不加区分公共生活和社群生活，是因为其想象的公众（public），是如弗雷泽所说的单数的公众（a public），而不是复数的公众（publics）（Gelasser, T.,1999: 9）——前者期待个体超越他们的社会身份和意识形态差别，建立共同议程，参与讨论；后者意味着按照人际关系和利益建立起不同的群体。或者说公共新闻事业的前置理论是假设存在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单独拱形的公共空间”（同上）。但弗雷泽认为，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实生活中一个单一的公共领域环境是不大可能形成的。公共新闻事业是建立在想象的，而非真实的公众基础上的。由此看来，公共新闻事业闭口不提社群主义的“善的理论”，并不是没有领会社群主义的思想，而是在一个高度分裂、异质化的社会里，很难提出超越不同群体的利益的“共同的善”。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公共新闻事业很大程度上还是美国文化、社会和地理生活的外围现象，更多地发生在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和佐治亚州的哥伦布这样的小城镇，而不是像华盛顿、纽约或波士顿这样的大都市。因为公共新闻事业最终不能吸引所有的人。如果一定要将它移植到更加多元而异质的社会里，结果很有可能是如泽利泽所说的那样：或者迎合部分公众，或者让碎片化的公众更加分裂(Zelizer,B.,1999: 180)。
五、结语
公共新闻事业的产生颇具有戏剧色彩。这一“背离”新闻专业主义信念的“冒险行动”，却偏偏发生在拥有世界上最发达媒介体系的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这种现象看似荒谬，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美国的学者和新闻记者们相信，新闻和民主政治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关联，不可分离。一旦人们感到“民主机器”运转不畅的时候，首先站出来的总是媒体，就像这个国家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与新闻有关的故事一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新闻事业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解决了民主问题，而在于它不断去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从一开始，公共新闻事业便带着鲜明的“实验”色彩。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实验的特性，再加上发展时间太短（1988－21世纪初），公共新闻事业始终没能发育出一个成熟、完整的理论架构，核心思想显得比较粗糙。在主流媒体新闻工作者眼里，它是一个试图颠覆客观性的激进运动，在学院派知识分子眼里（如舒德森），它又是一场保守的改革行动。凡此种种，不仅最终让这场民主和新闻改革的实验流产，也让许多试图对其思想进行探究研究者颇感费力，这是值得学界中人注意的地方。
[注释]
[1]舒德森认为，鼓吹模式新闻事业从18世纪90年代杰弗逊派的反对派报纸的建立到20世纪早期占统治地位。鼓吹模式新闻事业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政党新闻事业，但也领导过进步社会运动（如废奴主义报纸），并不只是只顾一党私益。
[2]指以记录公共权威部门的日常工作为己任的报道方式。
[3]比如当19世纪初记者这个职业伴随着民主社会与城市商业意识最终形成时，还有许多人在问：记者是历史学者？政治活动家还是改革者？是熟练的速记员？还是作家？（Schudson,M.,1995:58）这样的追问可以说存在于新闻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4]尼克松时代曾任副总统的Spiral Agnew曾指责电视新闻为“喋喋不休的否定主义霸主”（nettering nabobs of negativism）参见彭家发：《新闻客观性原理》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94年版第3页
[5]比如彭家发认为客观性原则可以帮助新闻工作者轻易得到处理资讯的准绳，籍以挑选与评核信息内容；也可以帮助新闻工作人员转移言论责任，让消息来源为报道的内容负责； (彭家发，64)
[6]参见徐贲：《公民新闻和新闻的公共政治意义》，文化研究第五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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