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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产业承接地对迁入企业的政策支持变量引入Krugman“中心——外围”模型，分析了政府政策影响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并进一步推理出为有效引导产业转移，承接地政府需要给予企业政策制度支持的临界条件。研究表明，在保持政策支持力度不变的情况下，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才会促动产业空间迁移。同时，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因子的临界值随冰山运输成本的降低而先降低后增加，表明所需的政策支持力度由强趋弱；而在规模经济很大或者制造业占经济份额比例较大时，承接地政府需要对企业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力度。
[关键词] 产业转移；政府政策；制造业；空间经济模型
[中图分类号] F129.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5—0071—08
Abstract：Bringing the variable of industry undertaker's policy supporting to relocated enterprise in Krugman's Coreperiphery model， we analyze the micromechanism of how policies and systems of the government influence the industrial transferring and deduce that the undertaking government's policies and systems should provide the critical condition of institutional supporting to the enterprises. Researches show tha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keeping the supporting invariable， when the transport costs are low enough， it will promote the industrial transferring. The critical condition of the policies of the transferring supporting factor firstly decreases and then increases with the decreasing of iceberg transport cost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policy support turns to get weaken. Similarly， when economies of scale are large or the share of manufacturing is high， the undertaking government needs to give more policy supporting to the enterprises.
Key words：industrial transfering； government's polici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patial economic model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红利释放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并促使其保持高水平快速发展，创造了令世界侧目的“中国奇迹”。按可比价格计算，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549 091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11.8%，成为推动世界摆脱经济危机影响的主要力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不合理的经济现象也日益凸显，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东西部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环境污染严重，内需不足等。有效促进产业合理转移已经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一方面，东部地区面临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人口过度拥挤，地价持续攀升，劳动力成本、租金不断上升等不利约束，受到了这些因素的掣肘，东部地区急需将本地区一部分产业迁出，以整合城市资源，优化当地产业结构，专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减轻交通、环保压力。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长期充当经济发展的“外围”，成为东部地区的原材料供应地和低廉劳动力的输出地，工业水平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中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阻碍。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恰好弥补了这个不足。东部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不仅会带去大量的资金，还将带去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市场机制在空间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政策制度则转向于宏观层面完善市场机制的不足，因此，空间资源的配置是受市场和政策双重力量的作用。按照市场机制功效法则，东部地区边际产业面临一系列要素成本等不利因素的压力要迁出，而中西部地区在需要外来企业迁入的同时又没有如土地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提高等东部地区显现的劣势，产业转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从现实情况看，市场机制似乎驱动东部地区的产业大规模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原因何在？这可能是东部地区企业在面临不利压力的同时，还享受着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信息共享优势、知识溢出等带来的好处，而中西部地区也存在着基础设施不健全、产品消费市场不成熟、创新能力不强等劣势，所以，要使这些企业顺利从东部地区迁移到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政府必须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以政策支持对冲市场力量对企业迁移的负面效果。
二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机理分析和实证进行了大量分析。
一方面，Krugman[1]在引入DixitStiglitz[2]的模型和Samuelson[3]的冰山运输成本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部门两地区的模型，分析了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制造业份额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Fujita [4]证明即使没有外部经济，基于价格联动的纯市场过程也能产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Baldwin and Forslid [5]通过在C-P模型中引入产品创新增长因素，建立了关于长期增长和工业布局的内生理论模型，认为产品创新增长给产业带来了集聚作用，而知识溢出则带来了扩散作用；Ottaviano [6]则通过建立起一系列微分方程得到了和Krugman相同的结论，并且讨论了贸易和要素流动性的阻碍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配演变中的初始禀赋和预期作用；Baldwin and Krugman [7]建立了税收竞争影响产业集聚的动态模型，并且分析了产业集聚带来的税收协调效果，同时认为产业集聚区可以制定更高的税率；Charlota etal. [8]分析了产业集聚带来的福利影响，并通过主要参数模拟得出了可能已经过度集聚的结果；Baldwin and Okubo [9]通过对企业异质性的分析，认为区域政策导致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在经济的“中心”地区集聚，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向“外围”地区集聚，并且认为企业异质性削弱了本地市场效应。李娅和伏润民 [10]利用空间经济学原理，基于C-P模型和中间产品模型，构建了东西部地区不对称的资源禀赋优势系数，解释了东部产业不向西部转移的原因；徐雷 [11]将差异化的固定成本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C-P理论，讨论了生产集聚区在不同固定成本的地区之间的转移，进而分析了制造业向郊区迁移的过程；王永进等 [12]以自由资本模型为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契约密度来考察产业集聚的微观机制；谭真勇等 [13]将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融入“中心——外围”理论，从而分析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对厂商迁移和产业集聚的影响；盖骁敏和张文娟 [14]通过对集聚效应和拥塞成本的考察，分析和预测了中国产业集聚发展演变的趋势；文雁兵和张旭昆 [15]通过考察包含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的“社会基础设施”在集聚过程中的作用进而分析其对经济扩散的影响，确定了制度变迁和地方政府行为在解决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的重要作用；Wen [16]考虑地方政府的环境管制下的资本流动，从而对产业转移机制的机理进行了分析，进而，Kyriakopoulou and Xepapadeas将环境管制的成本增加作为一个离心力，而积极的知识溢出和自然成本优势充当向心力，且研究表明，当环境管制政策在空间中是最优时，一个地方的天然优势将不会吸引经济活动的集聚[17]。 另一方面，Fan and Scott [18]通过利用中国的产业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中国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且这一关系自由化程度越高的部门和地区越明显；He [19]考察了1980-2003年间中国产业扩散状况，证实了中国的产业集聚存在时间和部门差异，受保护最小的产业逐渐集聚，且大多数全球化产业聚集在沿海地区；金煜等 [20]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林理生和王晔倩 [21]利用区域经济的实际数据论证了运输成本差异和劳动力流动成本差异形成经济的新空间“二元”结构；陈秀和徐瑛 [22]利用1996-2005年的中国制造业数据发现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过程和结果同时表现出聚集和扩散两类特征，其中聚集占绝对优势；赵伟和张萃 [23]认为相对分割的国内市场向高度一体化的国内市场的转变先会强化制造业集聚而后导致这一集聚模式被打破，此外，对中国制造业的实证检验表明，目前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的制造业区域集聚效应；范剑勇和谢强强 [24]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在经验上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付文林和耿强 [25]通过新古典投资决策计量模型，考察了税收激励对投资地域选择，研究表明经济集聚可为地方财政带来一定的集聚租金，这使得地区间的税收激励政策呈现产异化；陈建军等 [26]通过经验分析表明，集聚经济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产业特征；张成和于同申[27]使用1996年至2006年中国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产业地区集中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地区集中的正向促进效果逐步提高。
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各自角度对产业转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看法，然而，学者们更多是从市场机制中寻找产业转移的动因，事实上，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决策机构提供的政策支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引导产业转移。为此，从市场和政策双重因素视角探寻产业转移的机制，不仅能充实已有的产业转移机制理论，而且为决策机构在顺应市场规律条件下制定有效引导产业转移的合理政策提供依据。本文所做的工作是：首先，在吸收并借鉴前人已进行的研究基础上，将政策支持指数变量引入传统的以市场因素为主导的中心——外围模型，对政府的政策制度影响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其次，考虑到市场力量的基础上，推导出政府政策在产业转移中的临界条件；由此对促进区际产业转移和加强地区协调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启示。
三 基本模型
本文沿用Krugman[1]所提出以市场力量主导产业迁移的“中心——外围”模型，同时，考虑到转移承接地政府为吸引产业转移而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因而在此模型中引入政策支持变量。考虑两个地区初始状态，假设每个地区都有两个产业：农业和制造业。农产品市场是同质产品的完全竞争市场且规模报酬不变；制造品市场是异质产品的垄断竞争市场且存在规模经济，每个厂商只生产单一产品且技术水平一致。农民仅生产农产品，工人仅提供制造品。农产品无运输成本，农民的工资率为wA，并且假定wA=1，地区1的工人工资为w1，地区2的工人工资为w2。制造业在同一个区域内无运输成本而在区域间存在运输成本，采用萨缪尔森“冰山”形式，即一单位的制造品运往另外一个地区，只能有τ部分能到达，0<τ<1。每个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其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为抵消地区2的政策制度影响，地区1需要做的是增加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降低冰山运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当然，地区2对本地区制造业的特殊政策支持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其本意还是通过促进产业向该地区转移，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培养本地区的优势产业，时机成熟之后降低政策支持力度，以充分利用市场发展本地区产业。为抵消地区2政策影响，地区1所采取的举措同样对地区2的发展有示范作用，能够给地区2的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四 扩展模型
之前将政策支持因子变量引入Krugman[1]的中心-外围模型，通过政策支持因子变量研究政府的政策制度因素对企业迁移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并讨论了规模经济大小、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和冰山运输成本在其中的作用。接下来，是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决策机构的政策支持影响产业转移的临界条件，即所谓的政策支撑点。
上式表明当θ值降低，亦即地区2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时，地区2的实际工资水平ω2是趋于增加的。如此看来，只要地区2的政策支持因子值低于图4所描述的临界值，即可引起ω2>1=ω1，亦即产业会向地区2转移。例如，当μ=0.3，σ=4，冰山运输成本τ=0.75时，临界条件为θS=0.94，即此时地区1的企业迁往地区2和留在地区1是无差异的，而一旦地区2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使得政策支持因子θ<θS=0.94，则必然导致ω2>1=ω1，即引起产业向地区2转移。
如果以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μ为横轴，以政策支持因子θ为纵轴，令τ=0.75，σ=4，作出两者的函数图象如图5所示。当μ的值极小时，不存在使得厂商选择地区无差异的政策支持因子的临界值。这是因为此时必然会导致企业由地区1迁往地区2。当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增加时，由图5可知，临界条件所需要的政策支持因子就越来越小，即此时地区2需要的政策支持力度就越来越大。同样，当θ<θS时，由于地区2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于临界条件，所以必然会导致产业向地区2转移。
若以规模经济大小σ为横轴，以政策支持因子θ为纵轴，令τ=0.75，μ=0.3，作出两者的函数图象如图6所示。当σ的值极大时，即规模经济较小时，不存在使得厂商选择地区无差异的政策支持因子临界条件。这是因为较低的规模经济大小导致的过度竞争必然会使得企业由地区1迁往地区2。不考虑规模经济极大的情况，当规模经济变量数值增加时，由图6可知，临界条件所需要的政策支持因子就越来越大，即此时地区2需要的政策支持力度就越来越小。当规模经济指数σ足够大时，由于竞争压力，企业会自主迁往地区2，而不需要地区2政府有任何的政策支持。同样，当θ<θS时，由于地区2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于临界条件，所以必然会导致产业向地区2转移。
可见，确定地区2政府的最小政策支持力度需要综合考虑冰山运输成本、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和规模经济大小的现状。不同的经济条件对产业转移承接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要求也不一样，承接地政府为吸引产业转移而对产业转出地企业提供的政策倾斜也是需要成本的，并不是可以无限制的提供政策支持，在模型中表现的就是政策支持因子θ不能无限制的接近于零，这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制度支持有可能通过减少税收、降低正常管制等措施来实现。承接地政府的最优策略是通过最低的政策成本来吸引企业迁往该地区，以便完善产业结构，培育新的主导产业，拉动本地区就业，提高本地区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本地区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五 结论与政策涵义
本文分析了在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政府政策影响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并对政府政策制度在产业转移中的最小倾斜程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市场机制制约产业转移时，承接地政府的政策制度支持确实能够抵消市场机制的不利影响，对产业转移到承接地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则企业越有可能迁移到承接地。同时，在保持政策支持力度不变的情况下，冰山运输成本的降低，先是不利于产业转移，而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反而会推动产业转移。产业转出地政府为了减轻甚至抵消承接地政府出台的对企业的特殊政策支持，可以尝试提高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降低冰山运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的大小。进而，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因子临界值随冰山运输成本的降低而先降低后增加，表明政策支持力度从加强到减弱；同样，在规模经济很大或者制造业占经济份额比例较高，产业转移也不是那么容易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承接地政府的更大的政策支持力度。
基于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促进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若干政策启示：一是中西部地区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运输条件，促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降低冰山运输成本。此举虽在短期内给中西部地区政府带来更大的政策压力，但是长期来看，冰山运输成本的持续降低，会减轻承接地政府的长期政策支持压力，更好地促进产业的转移，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二是中西部地区要积极改善企业运营的各类软硬环境，清晰合理定位主导产业，利用现有企业，引进相关企业，发展配套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提高规模经济大小，缩小与东部地区的技术差距，提高与东部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依靠市场培养自身优势产业，提高竞争优势。此外，中西部地区政府为吸引产业转移而对企业做出政策支持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吸引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利用市场，壮大本地企业，培养自身优势的权宜之计，只有通过各个地区之间的正常、有序竞争，才能促成经济的良性循环，使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协同发展，共同推进中国经济再创辉煌。
[参 考 文 献]
[1] Krugman Paul.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3）：483-499.
[2] Dixit， Avinash K.， Joseph E. Stiglitz.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3）：297-308.
[3] Paul A. 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4）：387-389.
[4] Fujita M.A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A Differentiated Product Approach [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988，（1）：87-124.
[5] Baldwin Richard E.， Rikard Forslid.The CorePeriphery Model and Endogenous Growth：Stabilizing and Destabilizing Integration [J].Economica，2000， （67）：307-324.
[6] Gianmarco I.P. Ottaviano.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Trade 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 [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1，（31）：51-77.
[7] Baldwin， Richard E.，Paul Krugman.Agglomeration， integration and tax harmoniz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4，（48）：1-23.
[8] Charlota， Sylvie， Carl Gaigne， Frederic RobertNicoud， JacquesFrancois， Thisse. Agglomeration and Welfare： the CorePeriphery Model in the light of Bentham， Kaldor， and Rawl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6，（90）：325-347.
[9] Baldwin Richard E.， Toshihiro Okubo.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election and sorting[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6），323-346. 出处：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谢里 张斐 彭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