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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升级与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
产业结构是地区现代化的基本构成要素，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实现地区现代化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做法。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99）在其代表作《各国的经济增长》中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增长及其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迅速上升，……必然会在生产体系各部门的增长速度中形成颇大的差别，从而，正在经历着这种增长的经济的生产结构，也必然会发生迅速的变化，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1996）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更是把产业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们研究发现，一个国家从传统状态转变为现代的经济系统，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积累，还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经济结构的一系列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在非均衡条件下，可以加快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可以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重要性也大不一样；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同发达国家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者的产业结构关系不同，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性更加明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余地更大；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源，在于它们实现了非均衡条件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吸收利用。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区域现代化实现的影响，在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有过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日本现代化的实现是正面的案例。1955年日本的人均GDP仅有220美元，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日本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日本综合生产率低下所造成的。但是综合生产率的低下，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与管理水平不高的结果，更重要是由于日本落后的产业结构关系所致，也就是说，那些具有高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部门在日本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展。所以，当时日本政府就将“打破产业结构水平的后进性，将它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缩小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水平的差距”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目标。根据日本的具体国情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紧紧抓住国际贸易结构“重”“化”的发展趋势，及时地将产业结构转向重化工业化，大规模发展需求收入弹性高、生产率上升率快的家用电子和民用轿车等机械电子工业。这一产业政策目标加上采取各种有效的政策措施，使日本的国民经济从1955～1973年，实现了近20年的年平均10%以上的有效增长率，人均GDP迅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前列。现在日本经济学家在总结这一阶段日本经济腾飞的经验时，总是强调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充分利用日本的“后发优势”，对欧美先进技术进行快速地引进消化吸收；二是发展形成较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力”，不断地根据国际市场需求调整其产品生产能力和供给结构。
20世纪20年代后开始沉沦的英国则是反面的案例。这个早年曾经横行于全球的世界头号强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直接的原因，是英国占统治地位的传统产业结构关系在面对后起工业化国家强有力的发展和竞争时，没有能够及时地调整其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特别是由于文化上的顽固保守，英国没有能够顺利地将产业结构发展的重心，从纺织工业等传统产业部门转向当时日本和德国等后起工业国还处于落后状态的重化工业，特别是需求收入弹性高、生产率上升率快的电子、机械工业，导致在后起工业化国家强有力的挑战下，经济发展持续下降和停滞。
正是因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进而对实现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探讨如何提升产业结构的水平，加快产业升级换代的步伐，也就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二、产业升级的国际趋势性特征及我国面临的问题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从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变的趋势。纵观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发现，尽管各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时间、速度有所不同，但大体沿袭着相同的路径：第一，从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来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部门向第二产业部门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资源和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部门转移。第二，从各个产业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结构来看，呈现出从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趋势。具体地说，一方面，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全部产业中所占的比重逐渐提高；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生产、扩散和应用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知识产品的价值在传统产业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第三，从产业的组织结构发展来看，呈现出产业企业集中和产业地理集中的趋势。一方面，在市场竞争导向下，经济资源在同一产业内部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移动，市场竞争从分散的小规模竞争向以联合或集团式的集中性大规模竞争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某一产业及其相关配套产业向某一地理区域集中，产业区位从传统地区间垂直分工为主的格局向水平分工为主的格局变化，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第四，从产业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来看，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再是传统自我封闭式的维持均衡发展，而是不断地通过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实现与本土产业系统外经济资源的交换，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产业结构关系均衡协调，建立国际协调型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一个渐进的长期发展的过程。迈克尔·波特教授（2002）根据产业发展所依赖的经济资源层次及其创造的能力机制，将各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分成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富裕驱动四个不同发展阶段。在要素驱动阶段，各国的产业发展主要依赖天然资源、自然环境和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企业完全以价格条件进行竞争，产业技术层次普遍不高，创新能力缺乏，技术主要来源于其它国家而不是自己发明，较先进的产品设计和技术是通过被动的投资（如交钥匙工程）或外商直接投资取得；在投资驱动阶段，虽然低级生产要素仍然是各个国家企业赢利的基础，但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向更高级的生产要素如现代的通信设施、高级人力资本、优质的大学和研究等的创造方面迈进，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有强烈的投资意愿，许多企业已经有能力对引进的国外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改进；在创新驱动阶段，各国企业不仅从其他国家获得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自身创造和发明新技术，科学技术创新开始成为驱动各国产业优化升级的主要动力；在财富驱动阶段，各国产业发展的动力是其已经获得的财富，企业更加注重保持地位而不是追求发展，实业投资的动机有所下降，金融投资的比重则不断上升。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1996）研究表明，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各国或地区的产业升级主要是依靠要素、投资的驱动，资本积累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一般达到50%左右，劳动力的贡献也能达到1/3。当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时，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因素则从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向技术知识要素的投入，科技创新开始成为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动力。这里以韩国为例。20世纪60、70年代，美日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着手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由于自身资源匮乏、资金技术短缺，加上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客观条件，韩国开始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并且通过向国外出口，从而带动了本国产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加快产业升级，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变，重点发展重化工业。80年代中期韩国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韩国政府果断放弃了发展重化工业的高速经济增长方式，明确提出“科技立国”的口号，重点发展汽车、电子、半导体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强化国家科技创新，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计算机、生物技术、精细化工等28个高新技术产业，以科学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麟洙，1995）。
同大多数国家、地区一样，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我国各地区主要依靠要素、投资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各自的区位条件、经济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生产要素地域空间分布状况和资源条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路径模式，如以发展乡镇企业、家庭私营工商业为突破口，选择了走内向资本积累型区域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主要通过引进外资，选择了外部资本筹措推动型区域经济发展的珠江模式、浦东模式等（蒋伏心，2009）。纵观这些发展模式，我们发现，尽管各地区起步阶段的模式各不相同，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逐渐形成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这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在相互影响和学习中日益融合趋同。
依靠要素、投资驱动，我国各地区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人均GDP不断提高。根据钱纳里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这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集中表现为：①外延扩张，区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近些年来，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的重化工业化趋势还在不断加强，重化工业比率大体都在70%左右。这些产业大多能耗大、污染强，致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2013年出现的几乎覆盖全国长时间的雾霾天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②研发不足，区域经济发展缺乏后劲。长时期的依靠要素投资驱动，科技创新投入水平低下，致使这些地区整体上处于技术引进与模仿层次，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和知名品牌，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缺少技术支撑。③投资驱动，区域经济高速难以持续。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率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水平，长时间保持这种投资高速增长相当困难，而且每当高投入形成产出高峰时，往往会导致需求屏障，容易出现社会产能过剩。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各地区投资中外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外资的趋利性很强，随着区域商务成本上升、土地价格抬高、劳动力成本增加，各地区吸引外来资本的优势必将有所减弱。④加工贸易，富民强区不相适应。承接FDI的加工贸易是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等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这种出口加工贸易模式在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使本地区老百姓的钱袋真正地鼓起来。探究其中原由，人们发现主要是本土企业由于技术管理水平较低，在外资企业主导的发展的过程中被边缘化了（刘志彪，2006）。
三、创新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机制
目前我国许多地区正在加紧实现基本现代化，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基本路径。根据后起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必须实现以下几个转变：
第一，从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人才是推进科技创新创业的第一资源，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科技创新活动质量的高低。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海外科技人才开始大量回国创业。由于这些海外科技人才，特别是从事尖端领域研究的人才处于本领域学科研究的前沿，对于世界领先科技及其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有着比较准确地把握和认知，对于产品未来的全球市场前景具有前瞻性的预见，吸引他们回国创业，可以迅速实现本国技术水平的跨越，达到甚至领先世界先进水平。因此，各级政府在加快本土科技人才教育培养的同时，要针对大批海外科技人才开始回国创业的良好时机，切实制定实施“海归创业计划”，积极支持、倡导企业走科技人才国际化的道路，吸引一批领军型海外归国创业人才到本地区创业，引进一批国际先进的科技成果在本地区转化、产业化，全面提升地区的科技竞争力。
第二，从被动利用外资企业技术溢出到主动走出去寻求技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时，它能否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会实现，常常要受制于外资企业。大家知道，科学技术是外资企业赖以进行国外扩张的基础，是决定其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所以，外资企业本身并不存在向东道国本土企业转移任何科学技术、促进东道国当地经济技术发展的任何愿望，而且，为了维护其技术的垄断优势，消除遏制外部竞争，它们还会想方设法地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技术在东道国外溢。可见，面对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我们一定要转变传统观念，从被动地等待外商企业的技术溢出，到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寻求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国外建立研发基地，组建技术战略联盟，收购兼并国外企业等。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我国许多地区的科技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我国企业主动走出去寻求技术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加上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完全消除，国外许多企业正在实施全球市场结构、产品结构的整合，为我国企业主动走出去寻求先进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第三，从利用后发优势到采取先发战略。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全球经济科技的制高点是当前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竞相角逐的重点所在。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再走传统产业发展的道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迫于发达国家已经掌握了传统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后起发展中国家只能够按照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按照技术、市场两头在外、加工环节在内的发展模式来承接国际加工制造业。同传统产业发展不同，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世界各个国家大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相比，我国虽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这个差距要比传统产业技术小得多。因此，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解放思想，采取先发战略（刘志彪，2011）。在某些方面出现重大的积极变化以后，集中优势打歼灭战，在一些产业、一些领域跳跃发展，造成局部的绝对强势，进而带动全局跃升；在技术选择和技术路线上，不是跟着先发国家的外需走，而是根据中国的内需走，在产业选择上，也不是为先发国家的新兴产业配套，而是立足优势，杨长避短，形成高端产业。
第四，从创新与创业脱节到产学研一体化。当今社会，全球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竞争早已不再只是产品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上升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伴随科学技术的日益交叉与融合，当前科学技术创新的复杂性、艰巨性不断增大，尤其是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只靠单个企业的研发投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技术创新在速度层次上的迫切要求，产业界必须借助高校科研院所的力量来共同开发产业核心技术。然而，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产学研合作还停留在非常低的层次水平上，主要局限于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点对点”的项目合作上，围绕产业链核心技术来合作研发创新的机制还很少。因此，当前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迫切需要转变传统产学研合作的组织模式，创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创新与创业相脱节的困局，将产业创新前端的基础前沿研究、中端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后端的技术产业化服务集成一个系统的创新创业网络（朱瑞博，2010），来加快技术进步，提升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五，从追求“大而全”到造就各具特色的区域产业网络。区域产业网络是培育企业学习与创新能力的温床（萨克森宁，2000）。同一产业内相关企业彼此靠近，就会形成竞争的隐形压力，迫使企业不断实施技术创新，同时，相似产业企业员工之间频繁的接触交往，又会促进知识创新在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迅速交流和传递。所以，各个地区在进行产业发展谋划时，不应再追求“大而全” 的产业结构，而是要根据国内外未来的市场需求，综合考虑本地区已有的产业、人才、技术发展优势，集中精力，主要围绕少数几个主导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和开发。在选择安排项目时要以产业关联性为依据，以产业网络整合为导向，努力形成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的区域产业网络体系。此外，政府在制定区域产业发展政策时，也要将传统的一般区域性优惠政策转而向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倾斜，实施区域产业品牌战略，拓展产业销售网络，构筑产业公共技术研发创新平台，完善区域产业社会服务体系，从而促进企业间的聚集并增强聚集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经针对亚洲经济迅速增长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没有形成与之相当的生产率增长。其经济增长是各国或地区经济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靠流汗得来的，而不是出自智慧。”这一深刻教训值得我国各地区记取。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实现地区基本现代化的时候，各地区要根据工业化中后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果断地冲破GDP的束缚，从重视GDP的发展规模到重视IP（知识产权）水平的提高，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和科技创业，不断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区域资源环境的发展瓶颈，基本实现地区现代化。
本文选自《当代经济管理》2014年第7期，版权归原作者和期刊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