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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分别为0. 86%、2. 44%、0.25%和13. 23%，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另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16年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 8%和3. 2%，即贸易增长仍将低于经济增长。这种状况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贸易增长一直高于GDP增长的发展格局，出现了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的发展态势。实际上，贸易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出现的这种“反转性”变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开始显现，其不仅表现为2009年全球贸易“大崩溃”幅度远远超出了经济衰退幅度，即便是2010和2011年的“大幅”反弹也是实质上的增速下降，因为名义上的大幅反弹其实是建立在2009年全球贸易“大崩溃”的基期效应基础之上，如果以2008年作为基期，则2010年和2011年全球贸易增速其实同样低于经济增速。在贸易是驱动经济增长一支重要力量的基本共识下，上述变化引起了理论和实际工作部门的极大担忧，因为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在弱化。那么，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为什么会低于经济增速？
二、若干主流观点的简要评析
针对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乃至低于经济增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广泛探讨并取得了大量成果。概括起来，所形成的主流观点主要包括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下的需求不足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说以及贸易主体国家比较优势变迁说等。
主张需求不足论的主流观点认为，出现上述现象主要还是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及其后续阴霾的影响，即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下的需求不足，包括由此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致使全球贸易增长乏力。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有助于理解贸易增速放缓现象，但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新常态”问题。比如，从以往的贸易收入弹性，即贸易增速和经济增速之比的角度看，有些学者的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十年里，全球贸易收入弹性值约为1.5。这意味着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的话，那么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即为6%。相应地，如果全球经济出现疲软而降到2%的增速，那么二者协同性关系的确会导致贸易增速相应地下降到3%的水平，但贸易增速仍然会高于经济增速，并不会出现前者降低到后者之下的现象。即便从需求不足导致的商品价格下跌角度看，其影响也应该是系统性的，而不会是只对贸易有影响但却对经济没影响。所以，全球经济低迷下的需求不足，更多地可用于解释贸易增速下滑，却无法用于理解贸易收入弹性值的逆转性变化。
从贸易保护抬头角度看，历史经验的确表明，在每次危机冲击及其后续影响期间，贸易保护主义都有抬头之势，从而影响和制约着全球贸易的复苏和发展。受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及其后续阴霾的影响，一些“重灾区”国家和地区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有些学者的研究甚至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因其手段更加多样化和范围领域的不断扩大化，实质上已经演变为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佟家栋，2014）。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毫无疑问对当前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和复苏繁荣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也有学者的定量研究表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出台，对全球贸易额的影响不足0. 1%。何况在当前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形态下，世界各主要国家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协作要比采取贸易保护更有利于走出危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和猖獗。这也是为什么在本轮危机冲击下，虽然贸易保护有抬头之势，但并未像历史上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危机期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更难以提供合理的解释。
关于贸易主体国家比较优势变迁说，其实主要是指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作用的变化。前一轮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的确与中国贸易的高速增长有关。换言之，中国贸易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发展。然而，伴随中国出口占据国际市场份额和比重越来越大，意味着中国外贸发展在国际市场空间会越来越小。与此同时，中国自身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变化。更确切地说，伴随中国国内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集中进入上升期，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不断弱化。但低成本优势的弱化却又并未逻辑地倒逼新型比较优势的出现。正如有些学者研究所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着“产业断档”和“比较优势真空期”的风险（张其仔，2013；蔡防，2015）。不可否认，中国作为全球贸易中的重要一员，其贸易增速变化与全球贸易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上述研究发现显然也是不能很好地解释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尤其是低于经济增速现象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全球贸易是相互影响的，并不是中国外贸发展单向地影响全球贸易。也可以说，中国外贸增速下降是在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大背景下出现的。第二，中国外贸在国际市场上的空间变小，无法用来解释为什么全球贸易增速下降背景下，其他许多国家贸易增速下降乃至低于经济增速。第三，即便增长空间有限，但也没有充分理由说明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即使不考虑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有利因素，经济增长空间也能够为贸易提供平行增长空间，并不至于使得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综上来看，当前全球贸易增速塌方式下滑乃至低于经济增速，这其中一定存在着另外某种重要的作用机制。
三、分工演进与贸易增速的变化逻辑
实际上，贸易的基础是分工，贸易规模的扩张来自分工范围的扩大和深化，而分工的深入演进则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由经典的分工理论可知，分工和专业化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会带来额外的收益。但与此相伴随的一个必然问题是，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会使得交易频率相应提高，交易次数的增加显然会增加交易成本。因此，分工范围能否扩大和得到深化，就取决于专业化所带来的效率提升能否超过由此而带来的交易成本的提高。如果前者超过了后者，则分工就会进一步深度演进；如果后者超过了前者，则分工的深入演进就会受阻乃至停滞不前。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主要作用，正是使得前者的收益不断超过后者的成本提升，从而推动着分工演进。从技术进步角度看，更多的是解决生产的可分离性问题，从而使得不同的经济主体专业化生产于不同产品或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成为可能，即生产的专业化尤其是产品生产阶段和环节的专业化，首先在技术上应该是可分的。而制度变革，更多的是解决如何降低交易成本问题，即通过适宜性的制度安排而降低交易费用。国际贸易作为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拓展和跨越国界的表现，同样遵循着上述一般性的分工原理和逻辑机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约30年间的全球贸易高速增长，正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推动的作用结果。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不仅使得分工和贸易的产品范围得以扩大，更为重要的是，也推动着分工模式发生着深刻变化。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逐步从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转变为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分工模式，出现了被学术界和实践部门所津津乐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而全球价值链分工之所以能够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一方面是得益于国际生产分割技术的快速进步，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在技术层面上具有了时空可分离性，从而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普遍推行，应该说， “两个自由化”的制度安排对全球价值链的推进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因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会涉及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动，从而任何形式的“不起眼”的贸易壁垒都会形成“累积”效应而放大最终的交易成本，从而阻碍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由于中间产品需要多次跨境流动，从而使得贸易增长在统计层面上不断被放大。加之与经济增长核算的附加值统计法不同，贸易层面采用的主要是总值统计法，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推动的贸易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便在情理之中。举例来说，A国为增加1单位的最终产品X生产，在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可将0.5个单位的价值增值环节留在国内，而将另外0.5个单位配置到B国。B国进口由A国完成的0.5个单位价值增值环节并链接自己完成的0.5单位价值增值环节后，实现了1单位最终产品生产并出口到A国。如此，经济增长核算是1个单位，而全球贸易增长核算则为1.5个单位。这正是前一轮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理论逻辑，而其反向作用同样可以成为贸易增速下滑的理论逻辑。
四、当前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可能原因
当价值链分工演进到一定程度后，其所形成的庞大基数效应，就会使得分工深化的边际扩展效应显得越来越弱。例如，当贸易的基数是1单位时，价值链分工导致贸易额外增加0.5个单位，由此所形成的增速是巨大惊人的。但是当基数扩张到100时，那么同样的0.5个单位的分工深化边际扩张结果，所带来的贸易增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价值链分工演进到一定程度后，贸易规模扩张的基数效应对贸易增速所产生的影响。此外，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和产业技术革命所推动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组织范式的变化，同样有其生命周期，并且从其推动力的演进规律来看，大体都遵循着从发展期到迅猛扩张期再到逐步衰退期。16世纪末以来世界所发生的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及由此所推动的两次工业革命及其分工的发展，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从机器的制造业兴起到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再从内燃机到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其兴衰更替的历史实践充分说明了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和组织范式乃至分工变化的规律性作用。循此逻辑，不难想象，20世纪初兴起的技术革命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在对当代制造业国际分工和贸易产生深刻影响，即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推动力将会逐步弱化，由此价值链分工的边际深化效应难度就会加大。也就是说，在价值链分工快速深化阶段，1单位的产品X可能很快就被分解为10个价值增值环节和阶段，而再往后继续分解出额外一个价值增值环节和阶段，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即分工深化的“边际效应”在逐步减弱。当然，这其中可能既有产品本身是否存在继续分解的必要性问题，但更多的则是源于技术手段和制度安排的制约问题。总之，在贸易规模的“基数效应”和分工深化的“边际效应”难度加大的双重作用下，贸易增速将会受到严重制约。
关于上述判断对当前贸易增速下降乃至低于经济增速的解释力，也可从现有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讨论和研究结论中略见一斑。大量的研究表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看似突发事件，本质上却是经济长周期规律作用的结果，全球经济若想走出持续的疲弱期和低迷期，创造新一轮的繁荣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才是根本之道。与此同时，伴随全球分工模式的演进，尤其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日益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模式后，WTO框架下的原有制度安排似乎已经很难再适应分工进一步深化发展的需要。因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本质上要求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实现无缝对接，并降低交易成本，其“全球生产一体化”的本质特征内生地要求各国国内市场经济规制的一致性乃至国际标准的兼容性，即实现“境内措施”的统一和开放。但WTO提供的原有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主要是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的“边境开放”措施。正如有些学者研究所指出，如不能适应分工演进需求而提供新的制度安排和保障，WTO有可能面临着破产风险。据此可以看出，前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分工深化和前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形成的制度红利，其动力机制已基本衰竭，正在等待新科技革命崛起和全球经济新规则的形成及普遍推行，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可能引发的产业范式变革还未成为产业化发展趋势，由此推动的分工深化尚未露出端倪；全球经济新规则同样尚未实质性形成并进入普遍推行阶段，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WTO主导的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区域性的经济规则谈判如TPP和TTIP仍未进入实质性推行阶段，并且即便推行也面临着较大的“区域局限性”。这种状况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的突出表现和特征。显然，受此影响，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边际深化难度加大甚至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受到各种预期等因素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收缩。
当然，导致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滑乃至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非单一影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上述分析主要从分工层面阐述了贸易增速变化的作用机理，并且从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即技术变迁和制度变革所形成的推动力不断弱化角度，明晰了如何透过价值链的基数效应和边际深化效应，作用于贸易增速变化。除此之外，主流观点所揭示的影响因素，对当前贸易增速下降以至落在经济增速之下，也有着重要的促成作用。比如，经济持续低迷状态下的消费需求不足，显然会影响到贸易增长。但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其对贸易增速的影响并非停留在简单意义上的需求下降幅度，而是会通过前文所述的价值链机制产生“放大性”的收缩效应。依据前文所述原理，对最终产出需求下降1个单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在贸易层面上可能会表现为1.5个单位的贸易缩减。同样地，经济持续低迷下的投资需求不足，其生产的收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样会导致贸易以更大比例的方式收缩，其他的影响因素诸如危机冲击期间及其后续影响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会通过同样的作用机制而对贸易增长下滑产生“放大性”作用。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就是将开放条件下的分工和贸易，推回到封闭条件下的生产，从而导致全球价值链的完全“收缩”，透过全球价值链对贸易增速产生的影响，甚至强于所谓需求不足产生的影响。仍以前文例子进行说明，比如A国实施了“购买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那么原本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的1单位最终产品X生产（对应的是1.5个单位的贸易），现在变为完全在A国国内生产，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经济增速没有变化，而贸易却因此减少了1.5个单位，导致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从这一意义上看，尽管影响贸易增速的因素是众多的，也是错综复杂的，但是不论是哪一种因素，其核心作用机制基本上都是通过前文所述的理论逻辑，而对贸易产生深刻影响乃至交织作用。换言之，根本的、核心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仍然可归结为原有推动分工深化的能量已经逐渐耗散。可以预期的是，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爆发并广泛运用于产业发展之前，以及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规则形成并普遍推行之前，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可能将不会再现。全球贸易的中低速增长乃至低于经济增速，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贸易发展的新常态。
此外，考虑到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的特殊时期，贸易增速与经济增速关系出现的前述“逆转性”变化，其实还与贸易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背离”有关。前文的讨论更多集中于或者说建立在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假定基础之上。然而，从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角度看，更多的是世界主要国家联手采取凯恩斯式的宏观刺激政策结果，而刺激政策的很大部分主要见诸基础设施等投资领域，这又是“贸易倾向”相对较低的领域，即出现了经济增长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对“背离”，从而所谓的经济复苏对贸易的带动作用极其有限。从这一角度来看，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便不难理解。这是特殊时期所呈现出的一种特殊影响。
五、正确看待中国外贸增速下降现象
在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国亦未能独善其身。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5年中国外贸增速仅为6. 19%、7. 55%、3.43%和7.02%。近年来中国外贸增速不仅呈现塌方式下滑，从而跌破了过去长期以来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而且低于我国GDP增速。毫无疑问，中国外贸增速变化有着深刻的全球背景。众所周知，过去一段时期内中国外贸发展表现出的高速增长奇迹，其实质就是融入全球价值链而获得产业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抓住了全球价值链深入演进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所以在快速而全面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实现了对外贸易的井喷式增长。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边际深化的原有能力逐步耗散，中国据此实现贸易快速发展和增长的原有基础也正在不断地被侵蚀。因此，将近年来中国外贸增速下降乃至低于经济增速，置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这一深刻背景下去看待，就不难理解这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与全球贸易发展变化趋势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表现出全球共性特征。从这一角度看，更不能将中国外贸增速下滑，理解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脆弱性表现，进而错误地主张应该调整中国的开放战略，即从以往的所谓“外需驱动”向“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转变。实际上，对统计数据只要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在中国外贸增速下降的同时，中国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仍在不断提高。这一特征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外贸发展仍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更不能用简单的所谓“脆弱性”加以形容。
当然，即便中国外贸增速下降是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的客观条件变化所致，有着全球共性特征因素的影响，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否认个性特征因素的存在性及其具有的重要影响。从中国自身因素来看，诸如国内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等导致传统优势的逐步丧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影响外贸增速的重要因素。正如有些研究所指出，国内比较优势的变化，并未逻辑一致地伴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出现了所谓“产业结构断档”或者说“比较优势真空期”。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虽然均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无所作为。相反，在客观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稳定外贸发展和确保贸易利得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就要求：第一，中国外贸发展必须摈弃“以增速论英雄”的传统观念，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战略。如前所述，在原有动力衰竭而新动能却又未产生和爆发之前，全球分工进一步深度演进的动力不足。换言之，中国继续实现贸易高速增长的全球分工深度研究的基础不在。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传统比较优势的弱化，也对传统“以量取胜”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提出了挑战。上述两个关键因素的变化，客观上都要求中国外贸发展必须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战略。第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提升全球经济规则制定话语权。前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分工深化和前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形成的制度红利，其动力机制基本衰竭的同时，也意味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必在酝酿之中，甚至有学者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已蓄势待发。但不论情况如何，力图在新一轮全球分工和产业发展中谋求和占据制高点，已使得当前主要国家间的技术竞争进入白热化状态。与此同时，争夺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正成为当下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博弈的重要内容。为此，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提升全球经济规则制定话语权，不仅是夯实中国外贸转型发展基础的需要，更是争取在当前全球贸易普遍低迷的背景下尽早“破茧而出”的需要，理应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战略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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