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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外需大幅萎缩、内需低迷以及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等因素影响，我国工业投资呈现出明显的增速下滑。其中，民间投资增长放缓的迹象更为显著。2016年1—6月份，工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78688亿元，同比增长2.9%，增速比1—5月份回落1.7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2544亿元，下降17.7%，降幅扩大6.6个百分点；制造业71243亿元，增长2.5%，增速回落1.4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4901亿元，增长27.2%，增速回落1.9个百分点。在工业领域，民间投资下降尤以能源原材料领域最为严重。2016年上半年，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与洗选业分别下降38.3%和32.4%。由民间投资主导的工业投资增长疲弱，本质上是经济下行时期投资主体基于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市场环境偏紧之上的自然反应，深刻地反映了经济新常态下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
一、工业投资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当前，工业资产投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何时触底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工业投资增速下滑主要有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实际融资成本较高、产业资本“脱实向虚”、民间投资在部分领域尚有一定的进入障碍、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投资能力受限等方面的原因。
（一）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抑制投资意愿
从整个工业领域看，市场需求总体偏弱，工业产品价格和企业效益低迷，PPI当月同比连续44个月下跌，产能过剩矛盾仍在持续发酵，工业产成品存货增速不断下降，PMI产成品库存指数低于荣枯线，工业企业整体仍处在去库存阶段，企业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意愿。与此同时，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税费负担较重、资金成本较高等问题仍然存在，使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企业利润受到明显侵蚀。从2006以来的全国工业运行情况来看，工业投资增速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运行趋势基本一致，均呈现逐步回落的趋势。初步测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与工业投资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59，表明两者中度正相关。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3554亿元，比上年下降2.3%。分门类看，采矿业实现利润比上年下降58.2%；制造业增长2.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3.5%。由于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企业主动投资和加杠杆意愿不强。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末，M1与M2反剪刀差达到12.8%，创历史最高水平。这种反剪刀差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投资主体对投资形势的谨慎和观望。
（二）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过高
在经济下行期，银行收缩信贷较为明显，银行贷款门槛较高、申请较难，较高的融资成本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与负担。尽管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有接近130个基点的下行，但工业产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更多。在银行业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中，还存在期限设定不合理、业务品种较单一、服务模式不够灵活等问题，影响小微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有时甚至导致小微企业需要通过外部高息融资来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在企业看来，银行很少会“雪中送炭”，他们往往等到企业融到资、项目盈利了，且有大量流动资金和储备时，才会过来“锦上添花”。据估算，当前1000多万家小微企业中大概只有10%左右能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而实际上其融资需求是持续存在并为数不小的。此外，贷转存款、贷转承兑、借款搭售等行为比较普遍，担保、保险、评估、公证等融资相关费用较高。以贷款担保和保险为例，一般从银行贷款利率是7%—8%，若是找担保公司担保，成本至少3%；若是从银行买保险，一般额外的手续费达到4%以上，实际融资成本可能就会达到12%左右。目前，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普遍高达10%以上，部分中小企业甚至超过20%。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对中小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发展造成较大影响，直接影响了其投资能力。
（三）产业资本“脱实向虚”
近几年，很多资金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到金融、房地产以及部分文化创意领域等虚拟经济，甚至用于投机炒作。一些企业以生产制造为名获取银行贷款后转手将资金投入金融投机或房地产，引发不良贷款率上升和银行贷款意愿下降。Wind数据显示，2015年有约430家上市公司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涉及金额近2000亿元。这部分理财资金大多来源于自有闲置资金和超募资金，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在5%—6%之间，远高于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尽管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并没有触碰法律底线，但“挤破头”上市后，并未将融得的资金用于亟须资金支持的实体经济，而是“脱实向虚”去挣“快钱”，助推了某些行业或商品偏离实际价值。此外，“脱实向虚”还有银行存贷款互相派生，金融机构互相拆借资金、购买各自金融产品等形式；一些国企也参与其中，形成资金体内循环，资金成本则转给实体经济，债务杠杆去不掉，影子银行成隐患。部分上市公司跨界并购重组涉及VR、互联网金融等虚拟产业，偏离了原有的实业；不少企业信奉“宁炒一座楼、不开一家厂”，加剧泡沫、扩大杠杆。房产领域吸纳过多资金后可能推高房地产价格，增加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而高房价预期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脱实向虚。
（四）民间投资在部分领域还面临着较多的障碍
近年来，政府力推PPP模式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市政公用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拓宽投资资金来源。财政部先后推出两批共236个PPP项目，总投资额8389亿元；国家发改委发布的PPP项目共计1043个，总投资额1.97万亿元。目前来看，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项目签约率不足两成。项目收益率不高、政府治理水平有待提高、政府信用约束制度尚未建立等是制约PPP模式推进的主要因素。此外，在已经签约的PPP项目中，社会资本方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参与程度偏低，是被动的合作方，盈利前景得不到保障。而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民间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国有资本拿出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业务盈利前景较差，发展前景也不看好，即便是在已经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中，民间资本也处于弱势地位，话语权无法得到保障。
受公共财政收入低速增长、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以及偿债高峰期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可用于投资建设的财力明显不足，引导带动社会资本的能力相应走弱。2015年，全国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2983亿元，增长9.4%，同口径增长4.8%；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8218亿元，下降23.6%，同口径下降17.7%。另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正在推动转型改制，剥离政府融资职能，成为独立运营的市场主体。总体上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普遍缺少突出的主营业务和充足的固定资产，参与市场化竞争存在先天不足，转型改制难度较大。地方融资平台因脱钩政府信用，叠加土地市场遇冷，融资成本和难度大幅度提高，部分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困难，新增投资能力明显减弱，也对工业投资构成了间接的抑制。
二、扩大工业有效投资的思路与对策
工业投资增速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既是结构调整的反映，也有利于用市场的力量纠正资源错配问题，有利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育成长。但是，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速也是稳增长、保就业以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障。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还必须发挥好投资的关键引领作用。当前，围绕“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国家战略，着眼于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和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要鼓励各类资金加大投入，着力推动工业领域扩大有效投资。
（一）深化简政放权，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首先，健全产业协调推进机制。通过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建立月度协调例会制度等措施，努力把问题解决在一线。其次，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通过破除不合理的进入壁垒，进一步清理与“民间投资36条”及其细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第三，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着重梳理相互矛盾的前置审批条件，清理不必要的评估环节，尽可能采用事后监督的备案制。制定完善并公开权力清单、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政府性基金清单、涉企经营服务收费清单、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第四，完善政务服务机制。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实体政务大厅向网上政务大厅延伸，打造政务服务“一张网”。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基础数据共享库，扩大并联审批范围。
（二）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建立高技术产业投资风险分散机制
信息、生物、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新技术开发应用为主，具有前期投入大、项目周期长、技术水平高、市场风险不确定等特点，是公认的资金、技术、智力密集型产业。因此，投资风险的分散机制至关重要。一次性大规模的投入，是某一家金融机构无法完成的，甚至来讲，也是某一种金融形式所无法完成的。尽管风险投资日渐活跃，但资金主要进入后端，对前端企业来说，迫切希望政府建立投资风险分散机制，由多家金融机构共同承担投入，共同分担风险。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引导基金、母子基金等创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酵母”和“杠杆”作用，更好地吸引社会投资，放大投资效果。在此过程中，应着力实现“三个转变”：即由“直接投入”向“间接引导”转变，由“无偿拨付”向“有偿使用”转变，由“分散补贴”向“集中扶持”转变。此外，还要鼓励金融创新，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等民营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个性化、特色化、专业化融资服务；支持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模式，并加强规范管理，拓宽创新企业融资渠道。
（三）引导资本回归实业，加大对工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力度
首先，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提高企业上市融资效率的同时，实施更为严格的退市制度，防止“僵尸企业”留在虚拟经济部门吸收资金，引导资本流向那些发展前景较好的优质企业；推进“新三板”分层尽早落地和制度创新，使其成为中小企业真正的融资平台，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大抓手。其次，鼓励金融机构多维度加强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落实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三个不低于”（贷款增速、户数、审贷获得率）的目标要求；鼓励金融机构使用特许经营权、政府购买服务协议、收费权、知识产权、专利权、著作权、股权等无形资产开展质押贷款。建立中小微金融服务平台，推动与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合作，推广“互联网+银行”“互联网+保险”新模式。加强信息融合和共享，为企业提供与风险投资机构或银行进行投融资对接的服务平台。第三，加大政策性担保支持力度。政府可出资设立融资担保基金，以股权投资方式参股主要政策性担保机构。积极推动成立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电子交易平台和融资性担保联盟，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对接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四）加强供给侧管理，促进新兴产业快速成长
首先，加强对过剩行业的供给管理。针对新增、在建违规、建成违规的过剩产能项目制定更为严格的分类管理措施。对过剩产能实行“强制性退出”向“援助性退出”转变，判别落后产能由“规模标准”向“环境标准”和“安全标准”转变。在优化投资结构基础上，适度拉动需求，增加市场机会，缓解企业产能过剩的负担。其次，坚持智慧产业化、产业智慧化方向，引领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发展。大力推进“互联网+”融合创新，培育基于互联网的新技术、新服务、新模式和新业态。积极打造“风险投资+孵化器”模式，引导市场主体建设一批具有专业化、网络化、差异化等特征的众创空间。第三，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以资产、资源、品牌和市场为纽带促进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市场释放新供给创造条件。
（五）提振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间多层次战略合作
首先，要积极提振企业家发展工业信心。企业家精神是工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企业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产品质量等归根到底都由此所决定。一个企业能否进行创新以实现技术领先，与企业家的技术战略抱负及领导素质紧密相关。促进工业有效投资，不仅要强调财政资助或税收优惠，还要特别重视企业创新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与激励。可建立以政府资金为引导、多方投入为主的企业家选拔与继续教育机制，培养企业经营者自主创新、主动升级的战略能力。其次，要鼓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组建多种形式的产业联盟。可以通过组建企业信息交流平台，引导大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经常性联系沟通，解决信息不畅，扩大信息资源共享，有效帮助企业化解“订单少”和“用工难”等问题。还可以资本为纽带、以项目为载体、以技术为平台、以上下游企业为链条，加强产业联盟各成员单位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示范应用、市场开拓、金融支持、人才培育、中介服务等方面的资源整合和相互协作，提升民营企业市场进入能力。 出处：中国经贸导刊 作者：刘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