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门户网,东流影视限制分级,糯康的老婆照片
论文关键词 吕志清；《南京在哪里》；历史；叙事结构
论文摘要 《南京在哪里》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文本，它融入了先锋叙事的经验，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寓言式或者说是隐喻式的结构。小说以一种绵密、精细、轻巧的笔触，从现实切入历史，在多个层面实现意义的延展。小说一方面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强势的现实与处于弱势的历史之间构建一种叙事的平衡。小说文本也因此具备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吕志青的中篇小说《南京在哪里》(2002年《收获》第4期)发表之后，引起了创作界与评论界的重视，小说在2003年获得了“上海第六届长中篇小说优秀大奖”中篇奖，2004年吕志青又藉此获第二届湖北文学奖。关于该作品的思想意蕴与艺术魅力的评论文字已不少见。笔者认为，小说以隐喻的手法，隐秘地传达了作者对于“历史”及其现实关系的理解，这构成了文本的二重叙事结构，而这一点为学界所忽略。
作者在作品文本中所表达的对宏大历史进行隐密叙事的这一种言说方式，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作者的创作实质上是作为一个传播者成功的完成了一场完整的编码、译码、释码的符号传播过程。编码就是作者把要传递的信息转化成符号，因为在文学作品未形成可传播文本之前，这些要传递的信息(包括思想、情感)仅是作者个人的主观体验，在自己的大脑里，别人是无法知晓的。要想把这些东西传达给别人，就要把它们转化成文字、声音、表情、姿势等各种各样的符号，变成别人凭各种感官就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即文学作品。译码是编码的逆变换，即接受者把接收到的符号再转换成信息，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就是释码。作者在作品中隐密叙事的言说方式，显然就是编码者考虑文本创作目的，而选择什么样的符号和怎样组织符号去传达意义的一种方式。
一、“编码”：一个地理问题如何成演变一个有关历史的“新闻事件”?
在谈论小说的叙事立场与思想意蕴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小说的叙事细节：一个简单的地理问题，如何演变成一个历史问题，并最终导引了一场社会事件。这个问题耐人寻味的，其本身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一次“议程设置”，它是我们理解小说的基础。
一个其貌不扬并且是临时代课的地理老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南京在哪里，问题首先在学生中间引发强烈反响。面对日常生活中我们异常熟悉的一个名词，学生们突然都感到了一种“陌生”与“不确定”。这种“陌生”和“不确定”，不仅仅是一个地理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正是这种“陌生”和“不确定”，激发了学生们一场关于“南京在哪里”的知识探寻欲望。学生们从秦淮河与金陵两个意义层面出发，开始搜寻一切有关南京的知识。由此，那些沉埋于地表之下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逐一显露出其本来面目。这种显露进一步刺激并导引学生们向历史更深处漫溯，他们收集而成的东西本身构成了有关南京的历史文献。这样，一个简单的地理问题在不经意之间演变为一个深刻的历史问题。不仅如此，有关南京的问题还在继续生发、裂变，并以某种令人吃惊的速度向前伸展和蔓延。
这种伸展和蔓延，不仅体现在有关南京的知识层面，更在于这个话题在社会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先是那些家长们如邮电局局长、影楼老板、茶楼老板、李小红的父亲李总等受到感染，不知不觉地加入到这一事件中来。就在劝阻学生这一行动的过程中，班主任黄老师、历史小陈老师、政治大刘老师等也逐步沉浸其中不可自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学校和教育战线的领导者们如陶校长、教育局长、宋副市长也居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在，学生们因为这个问题分心而不再把重心放在课堂学习上面，教师们也心有旁骛，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受到极大影响。同时，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这一事情的发展。这样，一个课堂问题真正演变成为一个社会新闻事件。
从文本的表层来看，这个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我们对那些日常生活中为人“熟知”的事物及其相关知识的了解可能是非常肤浅的，也即在“熟知”的背后往往是引人深思的“陌生”乃至于“无知”。在另一方面，正如有论者所言，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再一次洞察了人在精神上的脆弱性和盲目性”。但是，一个如此简单的话题竟然能够引发这样巨大的反响，乃至于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文本的叙事逻辑。吴俊认为，“《南京在哪里》(吕志青)中的一个偶然的提问，竟然会酿成生活中的一连串事件。作为事件的起因和核心，偶然因素的不可捉摸的神秘性就在我们眼前，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可思议地成为现实，成为不可预料也无法推翻的事实。一切与之相关的人事，都像是附着了一个能量巨大的漩涡，身不由己、不由自主地跟着沉没到底。这是存在于生活之中(也就是存在于冥冥之中)的命运或超人力量的显示。……作家的才能就应当这样体现为能够去发现日常平凡中的深不可测性。”我不太赞成吴俊的这一说法，这个说法附和了先锋试验作品的一般经验，却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在我们当下的中学课堂里，一个地理问题或者历史问题能否真正演变成一个社会事件，这是很让人怀疑的，换言之，小说的叙事存在一种逻辑悖论。我想这正是我们理解这篇小说的一个关键之处。正是这个逻辑悖论透露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南京在哪里》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文本，它融入了先锋叙事的经验，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寓言式或者说是隐喻式的结构。只有在寓言或隐喻的层面，小说文本的结构和叙事逻辑才是合理的。
二、“译码”：在所指与能指的语境传播之间实现文本的隐秘叙事
译码是对编码的逆变换，即接受者(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和作品外的所有读者)把所接收到的符号，即传播者(作者)在作品中想要传递的信息再转换成自己所能理解和体验的信息，那么，作为一种寓言或者隐喻式的文本，《南京在哪里》究竟要传达什么样的写作意图呢，它的思想意蕴与叙事立场又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评论界对于小说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强调小说的趣味性。王宏图认为：“这是一部很特别的小说。采用了先锋小说的探索方式。整部作品展示的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它的内核是人们所谓的蝴蝶效应，即一个貌似不起眼的小事招引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它的写作技艺非常高超，起笔貌不惊人，但随后的一切充满悬念，让人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其叙述框架仿佛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此外，在叙述中它巧妙地将大量有关南京的事件和人物穿插其中，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和色彩。”
其二是突出小说的话语特性。有论者认为，“南京在哪里”最终演变出了各自始料不及的日常喜剧，“这与其说是生活本身的逻辑使然，倒不如说是‘南京在哪里’这句提问带来的‘话语哗变’。在某种意义上，人的命运会受到话语的左右和宰制。话语的力量超过了生活的力量，这似乎印证了福柯的那套后现代理论。从表面看，小说只不过是一场从能指到能指的空洞叙事游戏，从零到零，从起点回到起点；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作者似乎无意中揭示出了当代社会人的主体性丧失的另一种表征，创造了一个极具智性意味的审美空间，于是，先锋小说擅长的叙事游戏由于其对‘所指’发生的勾联，获得了某种再生力，从而也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值得反复阐释的可能和意义，并藉此成为先锋小说写作在现阶段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成果。”
上述两种说法都有自己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很值得商榷。趣味性毕竟只能反映文本的表层意义，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这一审美高度，这多少有些佩不上这样的文字了。至于有关话语的说法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在话语的能指与所指上又语焉不详。南京在哪里?这个话语的所指是很有限的，其能指却很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小说文本对事件的描述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一个地理问题如何演变成为一个历史问题?其二是一个课堂问题如何演变成为一个社会事件?仔细审视与揣度这两个方面，我们发现，一个纯粹的地理问题决不可能引发如潮的知识探寻活动，而“历史”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小说沿着寻找“南京”这一事件所展开的种种途径，从话语的所指悄然滑向有关“历史”的能指，小说由此实现了关于“历史”的隐秘叙事。这里面因含有两个转变：从偶然转向必然，从局部转向全局——其结果是话语的能指从“南京”转向一切如南京一样被现实遮蔽的“历史”。
“南京在哪里”，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南京的历史文化沉积带自然是极为丰富的，但是，北京、西安等地哪一个城市不是如此呢?由此可见，“南京”这个概念自身并非不可替代，但在另一方面，“南京”作为一个历史的切入点，我们藉此进入历史，这样看来这种选择又是合理的，因为切入点可以有许多个，但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自身。在“南京”背后隐含有全部的历史，这才是我们要探寻的标的；或者说，南京，作为整体历史中的一个局部，象征着历史自身。不错，“南京”正是作为一种历史子系统的符号，存在于文本里。
具体而言，小说展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不平衡性。历史以一种与现实对立的面目出现，历史往往为现实所遮蔽。南京在哪里，这个问题只是暴露历史冰山的一角，我们不妨提出一系列历史问题：武汉在哪里?广州在哪里?等等。被遮蔽的历史隐含着巨大的能量，寻找历史的进程就是一个释放历史能量的过程，正如文本所展示出来的，尽管历史总处于一种不断被遮蔽的“历史”之中，但是一个“偶然”提出的历史问题就可能掀起狂澜。历史一旦露出峥嵘，现实的秩序即发生混乱。这正说明历史本身的去蔽性及其强大的冲击力。问题在于，我们既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分子，又构成现实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构成现实秩序的力量是强大不可逆转的，因此我们服从现实秩序差不多是别无选择的，但如果我们习惯于忘记历史，而遵循一种现实的秩序，历史就真如往日云烟，隐蔽在天的尽头了。也许有朝一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南京在哪里”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问题。那么，在这个看似荒诞的命题背后隐含了我们时代的先知先觉：神圣也好，荒诞也罢，有关历史的命运的思考，融入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并且直通未来。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层情绪。或许它就隐含于带着几分先锋面目的吕志青的潜意识之中?
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我们(学生、家长、社会大众乃至于教师)对南京的“陌生”和“无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牵引我们从“历史”走向“现实”，但这个问题被成功地掩盖起来了。从表面上看，吕志青似乎很沉醉于对“现实”种种的琐碎记忆里。事实上大量的读者已经很满足于文本的表层叙事了，它完整、细腻、生动、丰富，以至于我们差不多已经无可挑剔。这正是吕志青的高明之处，或者如西人所言，文本大于作者自身?它的多重结构使得我们可以穿透文本的表层叙事，达到一个极为隐秘的层次，发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层情绪。
这种隐秘叙事，典型地体现出吕志青的文本特征；以一种绵密、精细、轻巧的笔触，从现实切入历史，在表层、深层两个甚至更多个空间里实现意义的延展。在很多时候，他以一种精细的文思穿透后现代的狂欢，让我们漫步云中，小说文本也因此具备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他的《老五》、《穿银色旗袍的女人》等佳作莫不如此。谢有顺在《2002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出版)选本序言中说：“这是我在近年读到的叙事上最独特的小说之一，整个叙事细密而微妙，环环相扣却又不着痕迹，最后，因南京在哪里的提问而起的社会事件平息了，可内心的骚动却一直延续在了当事者身上。小说的叙事处理如同一个象征，但它却精妙地虚拟了一场精神漩涡，把置身其中的人的那种不由自主、不能自拔的状态。”唐静恺则认为这篇小说在“叙述结构上和写作技巧上的创新实验，别出心裁，拓展了作品的信息量，在教学秩序的有序和无序、发散性思维的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巧妙地将读者的思维引向对生活中耐人寻味之处的思考。”这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三、“释码”：跨越“启蒙”之后的狂欢与诙谐
现在我们来提出本文的最后一个问题：侯老师是谁?
与“南京在哪里”一样，作品文本中这些符号或信息的意义是什么?作者(也即编码者或传播者)使用这些符号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读者对编码者在作品中传达所有这些信息的理解就是释码。作品中，“南京在哪里”这个问题由一个临时代课的地理老师提出，最终问题的解决也回到他这里，那么，在文本逐一出场的知识分子人物系列中间，这个地理老师就显得举足轻重。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又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弱化这个人物的本来面目。小说写他的地方非常有限，倒是一开端他的出场显得突兀，这构成了文本的叙事的玄机。试看小说开端：
初二五班的地理老师病了，临时派了一个人来带课。梅雨季节，天色老是灰蒙蒙的，加上前排的日光灯又坏了，光线更加黯淡。所以自始至终大家都没怎么看清这人的面目，只是留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似乎有点黑，有点瘦，还带点慌张，像是没什么教学经验。特别是他走路的样子，轻悄悄的，给人一种躲躲闪闪、鬼鬼祟祟的感觉，像是做了点什么亏心事或者正打算做什么亏心事。进来之后也没什，么开场白，说了句“我姓侯。”
说罢径自转过身去，将一副中国地图挂在了黑板上。等他转过身来时才又冒一句：“南京在哪里?”
为什么是由一个地理老师而非历史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在“历史”和“地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按照侯老师的说法，一个词就是一个活的神秘的发酵体。只要死死逮住不放，它就会一而二、二而三地生发、裂变，生发和裂变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来。他说，每一个词乃至每一个知识群落自身都是一个系统，此系统与彼系统相联系，一个连着另一个，另一个又连着另另一个以致无穷无尽。所谓学习就是从一个被控信息流环路向一个较为广泛事件领域的延伸，并依靠这延伸和规定这一系统的可理解性标准的密码来理解这个世界……“南京在哪里”，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地理问题，但是奇怪的是，年轻的学生们无以为答，而对这个地理问题的探讨是沿着一条历史线索进行的，随着“金陵”与“秦淮河”两个历史层面因素的展开，一个简单的地理问题就自然转化为一个历史问题。
这个人在“不经意之间”提出的一个问题，掀起了大波，在周遭一切秩序日益混乱之际，他却安然自处，大谈所谓围棋棋理：“想过没有，如果把几个棋盘拼接起来，那会怎么样?不断地拼接起来，那会怎么样呢?”这又似乎透露出作者的思想痕迹，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处处契合。一直到这个叙事阶段，他的生命态度与境界都着实让人期待。但是，转眼间我们又变得无比惶惑与失望，并且不得不再次向一种荒诞的现实低头。在校方的压力之下(或者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他把学生们研究的专题加以合并。“将选题两两合并，合并，合并，再合并……经过多次合并，问题逐渐萎缩，萎缩，再萎缩。渐渐的，又回到民康和李小红这里来了”。在经过他的合并之后，我们回到了文本叙事的起点：“南京在哪里”。这事一完，他就又不声不响地缩回到他的小屋里去了。仍然不怎么跟人来往，仍然只是和历史小陈老师在一起下棋。
从上面这些情节可知，“南京在哪里”，这个看似无理而简单的问题却显示出他的敏锐与独到。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那些追求真知的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由此开展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寻找“历史”的运动。那么，到底他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不妨假设，这个事件越闹越大的时候，也就是到了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时候，他却突然消失不见了。这样，他的面目就有些形迹可疑并且将引起我们持续的关注。但事实上他哪儿也不去，就躲在书房里与人下棋。他看到了“历史”的丰富意蕴及其能量，也知道围棋棋盘无限拼接的复杂前景，但是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世无争、无关世事的，常常躲在书房里与人下棋的地理老师。
由此，我们发现小说开端对他形象的描述是恰如其分的，侯老师也由此具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多重属性。作为知识的引导者，他可以提出“南京在哪里”的问题，引导学生求知，并充分暗示知识的可能性。但是当这种求知行为演变为一场事件，并且对现实秩序带来冲击的时候，他身上的另一种属性就自然地发挥作用。他服从于现实秩序的需要，以“合并”的手段——实际上是以一种消解历史的方法，将问题导向一个最初的出发点。“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情节在这里获取了一种因为颠覆而产生的狂欢效果。
侯老师就是作品文本的编码者，是代替作者在作品中的议程设置者，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和作品外的所有读者都是译码者，而只有我们才是最后的释码者。侯老师这个人带给我们的是深深的叹息，然后是随着作者一起狂欢。合并的细节再次宣告：后新时期的人们并不惮于取消“启蒙”行为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一节点上我们窥见了吕志青的叙述立场。
但是我们也无须产生历史虚无的悲观，因为文本依然是充满张力的。小说在结尾处有一个细节：提前退休的陶校长客厅里挂着一幅他自己写的横幅，上面写着：南京在哪里。这是文本最后归结的一个符号表征，这个细节是意味深长的，它似乎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永不消亡。这就在强势的现实与处于弱势的历史之间构建了一种叙事的平衡。这正是小说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