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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地栖居——帕特的回归之路

摘要:远离家园的人 1876年8月17日 ,《诸神的黄昏》在拜罗伊特首演,瓦格纳向世人宣布神权时代已至末日。6年后,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借疯子之口喊出了上帝死了:上帝哪里去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杀死了他你们和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现代化分娩后,福柯又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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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离家园的人

  1876年8月17日 ,《诸神的黄昏》在拜罗伊特首演,瓦格纳向世人宣布神权时代已至末日。6年后,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借疯子之口喊出了“上帝死了”:“上帝哪里去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杀死了他——你们和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现代化分娩后,福柯又在《词与物》中提出了“人死了”的命题——人自身也失去了中心地位,人类彻底无所适从。

  现代技术理所当然地摧毁了人类曾经的家园,无所谓神秘也无所谓崇高,诸神逃逸后,人注定成为大地上的孤独的栖居者。诗意的栖居是栖居于家园,非诗意的栖居是无家可归,无家可归是现代人的命运,而人在技术的忙碌中却遗忘了自己已然是虚无的流浪者,海德格尔的悖论令人绝望。幸好,海德格尔还记得技术这个词在古希腊时意为技艺,亦是艺术,艺术创造的诗意在于接受尺度,不从改造而从接受的角度对待物,让物如其是,技术的危险在艺术的诗意中可能得到拯救。

  如果将调性比喻为家园,那么20世纪的古典音乐可以说经历了一场远离家园的颠簸之旅。在这条惊险刺激的道路上,各种非调性技术和观念也控制着古典音乐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衍变,一批批作曲家在貌似精确理性的技术里,小心翼翼地表达着深深积郁的情感和思想。在这条通往未知的道路上,有人义无反顾地坚持先锋姿态,却也有人在激烈的反叛后陷入深刻的自我反省(如约翰·塔纳文、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亨里克·格雷茨基等人),像托马斯·曼笔下的浮士德博士阿德里安·莱弗金,在各种无调性音乐实验后渐渐迷失在魔鬼的颤音中,困惑道:“为什么我觉得一切都是它自身的反讽?”爱沙尼亚作曲家阿沃·帕特(Arvo Pärt,1935~)也曾挣扎在这样的困惑中,最终,他转过身去,回到古典音乐的源头——宗教素歌中,捡回失落已久的单纯与美好。

  拼贴中的反思

  在帕特出生时,爱沙尼亚还是个独立的国家,1940年并入苏联,1941年被德国占领,1944年重回苏联大家庭。在这样****而阴霾的历史环境中,帕特早年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西方现代音乐。帕特早年保守而不失灵气的创作颇受官方主流赞赏,28岁的帕特从塔林音乐学院毕业时刚刚靠一部儿童康塔塔《我们的花园》获得苏联青年作曲比赛的一等奖。老老实实在爱沙尼亚广播电台做一名音响师,不时写点电影音乐,大可像很多苏联“主旋律”作曲家那样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循着内心对新音乐的渴望,他开始探索苏联官方排斥的序列音乐技术。毕业那年写出了管弦乐《无穷动》(1963),对音高和节奏的高度序列控制在当时的苏联可谓先锋之举了。

  然而,序列技术却让帕特“难以写下一个音符”,以至最终抛弃了这一没有生命力的技法。很快,他便像很多苏联先锋派作曲家一样,自由地运用多风格的拼贴手法,这一略显折衷的举动预示了他几年后的回归道路。对巴赫音乐的巨大热情,致使他写出了《BACH拼贴》(1964),这部室内乐作品不仅融合了“BACH”动机,而且大量地将巴洛克音乐与现代音乐并置在一起,特别是第二乐章“萨拉班德”,巴赫柔美的主题与现代不协和的音响交替出现,这种剧烈对比的手法在施尼特凯的音乐中最为典型,与施尼特凯的悲剧性结尾不同,帕特的音乐往往旗帜鲜明地以传统调性结尾。

  同样的例子出现在《第二交响曲》(1966)中,在三个乐章的刺耳音响后,一段极富浪漫主义特征的音乐在全曲末尾渐渐出现,尽管不时插入混乱的音响片段,全曲还是在大三和弦的余音袅袅中结束,其符号意义不言自明。如果说此时的帕特还只是在现代性拼贴技法中流露出了一股怅然若失的怀旧情绪,那么他的下一部作品《信经》(1968)则确凿地表达了自己对音乐历史和个人存在的思索结果。

  《信经》之后的沉默

  《信经》的标题用的是拉丁文Credo,意为“我信”。信经原是基督教徒信仰的宣言,可以诵读歌唱,帕特在这部作品中表达的是自己的音乐信仰,是决定诗意栖居的洗礼开端。作为帕特最后一部拼贴作品,《信经》在拼贴技法和整体构思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作品以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的C大调前奏曲为主线,在ABA的三部性结构中浓缩了西方音乐的漫长历史和作曲家的心路历程。乐曲首先由合唱队轻轻唱出巴赫前奏曲头4小节的和声,突然在第5小节的A音(这也是前奏曲的最高音)爆发出开天辟地一般的宏伟音响,人声渐息后,钢琴开始独自弹奏前奏曲的后半段,行至终止式的属七和弦上却一次次悬而未决,铜管与弦乐趁机交替闯入中间插部,最初的圣咏音调愈加不协和,逐渐演变为冷酷机械的无调性段落,其间十二音序列、引用拼贴、人声呼喊等各类20世纪音乐形象入魔乱舞一般。折腾累了的人们渐渐安静下来,钢琴在高音区再次独自奏出前奏曲,在刺耳的喧闹之后,它折射出圣洁的光芒。短短5分钟的前奏曲,仿佛绵延了亘古之久。最后,整个乐队结束在一个微弱的大三和弦中,这普通的三和弦包含着“三种最受称赞而又最罕见的东西”:虔敬、信仰和纯真。

  不无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部“改邪归正”乐曲,却依然被倡导传统调性的苏联官方列入了黑名单,原因仅仅是这部作品的显在标题是宗教性的,它的首演也被官方认为是一桩丑闻。自此之后的8年间,帕特沉默了,除了一部《第三交响曲》之外,他没有写出一部古典作品。无论其原因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逃避,还是需要时间来考虑清楚自己的音乐道路,《信经》就这样成为了帕特宿命一般的转折点。在此期间,帕特从一名路德教徒转变为一名东正教徒,也从一名先锋派作曲家转变为一名被先锋阵营所不屑的回归者。

  8年的沉默对于一位作曲家来说未必是件坏事,正是这段孤独的沉寂时期让当年的帕特得以成为今日的帕特。在这段时间里,帕特对格里高利圣咏产生了痴迷的兴趣,这类早期音乐在他做学生时是接触不到的。沿着这条小径,帕特继续研究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宗教音乐,马肖、奥克冈、若斯坎、帕莱斯特里那等古代大师让帕特最终得以寻到那片林中空地,沐浴到被遮蔽的光明。他探索到了二声部对位法的真谛,找到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音乐语言——钟鸣作曲法(tintinnab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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