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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指导：请加QQ 229366758[内容提要] 本文就“音乐美学”这一学科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及近三十年来在汉语学术界的研究历程中呈现的样态，论证这一发端于西方18世纪中期的学术系统正日趋呈现出“中国化”(或称“华化”、“汉语语境化”)的趋势，并试图分析这一学术动向的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上佛学华化的历史参照，对汉语语境下，音乐美学和音乐学其他子学科的关系、在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未来拓展的空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学科发展态势进行思考与探讨。
一. 音乐美学的“华化”
音乐美学是以美学的方法来研究音乐现象的学科，其构成要件有二：一是作为对象的音乐(以及将一切以音乐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总称为“音乐学”的观念与范畴)，二是作为基本学科方法的美学。就汉语学术界的音乐美学传承而论，作为其基本研究方法的美学是从西方古典时期(尤其是18世纪)以来的学术传统中延伸而来的，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语境中并无对应物(尽管我国古代有较为发达的关于音乐艺术的思想和关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文艺理论，但并未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将这些思想统摄为有关艺术感知问题的“美学”)。在19世纪后半叶，浪漫主义音乐文化的语境中(同时也伴随“音乐科学”[德语：Musikwissenschaft]这一概念的产生)，音乐美学作为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基于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思辨方法在西方学术界确立起来。
但在20世纪以来的学术进程中，尤其是近三十年来汉语学术界的音乐美学研究历程中，音乐美学这一发端于西方学界的学科日趋呈现出“中国化”(或称“华化”、“汉语化”)的趋势，这就文化传播与中西学术交流的角度来看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就音乐学的各众多组成分支而言，音乐美学是思辨性最强和方法论意识最强的子学科之一，和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同属于“综合理论”学科。[1] 相对于较晚进入我国、在方法论和理论视阈上基本依赖西方学术理论输入支撑的音乐人类学，以及研究方法更多由研究对象性质所决定的音乐史学来说，[2]汉语语境下音乐美学的现状相当耐人寻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学者固有的学术观念与西方传入的学科内容的结合。一方面，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音乐美学研究起步开始，经过九十年代深入发展的时期，直至近年来学科框架的基本完成，汉语语境下的音乐美学注重“综合”的学术旨趣日趋明显，即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有关古今中外一切音乐文化现象的审美感知过程，在研究方法上，倾向于在西方经典哲学-美学理论之外，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音乐思想与审美观念，引入音乐学其他子学科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汉语音乐美学的基本范畴与概念，均是百余年来西学东渐的成果，且成份复杂——在1949年前有较大影响的19世纪浪漫主义文艺理论与音乐观念(如青主的乐论);解放后、***前又引入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理论，其基础性地位直至1990年代初依然存在;自改革开放后，各种西方人文学科的新思潮又扑面而来，涵盖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诸多领域，成为此后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构的重要砖瓦。[3]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20世纪重要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理论，都在音乐美学界几次大规模地争鸣和我国学者的美学作业中，不同程度地被汉语语境所消化吸收(尽管可能是文化学上的某种“误读”)，并转换生成了一批可观的学术作品，使我国的音乐美学研究在理论原创性和自身话语系统上似乎遥遥领先于音乐学中某些同样具有强烈西学背景的子学科。
如何得出这样的认识?首先，从音乐美学这一学科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而论，在1980年代以后呈现出日益式微的现状，音乐美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范畴在西方音乐学的研究视域中趋于消解，并有被“音乐哲学”取代的趋向(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在2001版的《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辞典》中“音乐美学”这一词条消失了，其相关内容被纳入了“音乐哲学”条目中)。[4]
究其缘由，我个人猜想是：一是在20世纪实证主义学风影响下，19世纪晚期以来崇尚思辨的音乐美学研究受到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和民族音乐学等新兴学科的冲击，而和音乐美学原先同时产生的音乐史学在这一时期又注重史料考据和技术分析，西方音乐美学日趋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其感性成分逐渐消解(或成为其他音乐学子学科——如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范畴)[5];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音乐学”在西方学术界对崇尚实证的传统发起了挑战，但经过“新音乐学”洗礼的西方音乐学界并未重新拾起具有美学观念特质的方法论体系，而是出现了新趋势：部分音乐史学家的研究转向文艺批评式的阐释;而其他学科则更多地接受20世纪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思想的影响，也没有重新回归美学范畴(尽管“审美的”视角始终存在)。当然，这两点表面原因背后，是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的，绝不仅仅是由学者们的主观愿望与研究兴趣来决定的。
其次，在我国，“音乐美学”却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和中国当下社会文化环境中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及其中所隐含的传统文化背景与当代学术直觉的对接。就学科本身的发展而论，“音乐学”这一大学科在1980年代之后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基本上在中国学人当中建立起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音乐学学科架构，这为作为其分支的音乐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就未来的发展而言，中国音乐美学的拓展空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还相当巨大繁多，尤其是在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的衔接和中西音乐美学思想的整合上，似乎还有待于深入;而立足于音乐美学基础理论研究，大力开展音乐批评实践，也是对中国音乐美学家们的重大挑战与机遇。
相对于音乐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音乐美学得到了中国学者的特殊关注(当然这一关注背后也是尤其特殊的文化背景的)，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这突出地表现在将西方古典音乐美学的基本观念、对象、内涵、范畴、方法等要件以中文的形式加以表达并在中文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中国学者开始比较自如地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符号学、释义学)来看待并解释音乐美学当中存在的问题(包括音乐美学的元理论的问题和对西方经典作品的感知层面的理解)——这是西方学者所没有触及到的，换言之，中国学者接过了西方古典音乐美学的传统，将其在汉语的学术语境中加以延续，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古代故有之音乐思想相接续。 在这一过程刚开始之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汉语音乐学者通过翻译、引进西方音乐美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和基本理论， 对音乐美学的核心内涵进行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解和辩证，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自身的话语体系，而当语境的转化完成之后，产生了“新中学”——汉语音乐美学，后来之西学便为之所用了。在这一过程中，和许多西学华化的例证一样，存在“移植”与“嫁接”之辩。即音乐美学究竟是从西方语境中“移植”到中文语境，还是和中国学术系统中固有的成分进行“嫁接”?[6]如果是“嫁接”，那么是否已经成功?其华化过程是否已经完成?如未完成，则汉语音乐美学界应该如何应对?外来学术系统以嫁接的方式实现其语境的汉语化并非偶见，中国古代佛学从印度传至中土的“华化”过程中早已有所体现。并足以为理解“音乐美学的华化”问题提供参考与借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