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文化与会计信息披露互动:理论与案例

三相异步电动机,兽狂,诸葛神坛

公司治理文化与会计信息披露互动：理论与案例

刘慧凤 袁明哲 论文 毕业论文网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摘要：公司治理制度遵从民主决策和监督原则，公司治理文化的精髓是责任和诚信；会计信息披露是代理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的制度安排，客观公正是会计信息披露的价值取向，公司治理文化与会计信息披露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公司治理文化模式取决于企业权力配置格局和治理主体的诚信。案例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文化对会计信息披露发挥了主导作用；会计信息披露不仅反映公司治理的结果，体现公司治理文化特征，而且也反作用于公司治理。

关键词：公司治理文化；公司管理文化；会计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2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2008-05-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金项目“公司会计治理架构——基于嵌入性视角的整合研究”（07JA630065）；山东省软科学课题“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关联性研究——兼论对山东企业启示”（B2006090）

作者简介：刘慧凤（1967—），女，山东蓬莱人，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袁明哲（1964—），男，山东济宁人，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之间的关联性研究是资本市场会计的热点，大量文献研究集中于公司治理，包括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股东性质、董事会、监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关于会计信息披露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很少，对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则更少。乔旭东分别从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会计信息披露、外部治理结构（分为外部市场治理机制、外部政府治理机制和外部社会治理机制）与外部会计信息披露两方面，提出了两者互动的框架分析[1]。刘慧风、潘爱玲从动态角度分析了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之间的互动关系[2]。潘爱玲、韩倩倩从趋同角度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3]。

公司治理文化对公司治理效果、会计信息有重要影响。但常见引用“公司治理文化”，但很少有公司治理文化的深度研究成果，而且没有发现公司治理文化与会计信息披露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价值在于从文化视角审视公司治理和会计信息披露，分析公司治理文化与会计信息披露互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讨现实中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对启动互动机制，改善公司治理和会计信息披露有诸多启示。

一、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披露的文化内涵

（一）公司治理文化

文献中对公司治理文化主要有两种观点，即非正式制度观与行为表现观。非正式制度观将公司治理文化界定为公司经营宗旨、理念、组织氛围、员工认同感等非正式制度，这些非正式制度是在进行公司事务的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不同文化相互交织相融而形成的[4]。行为表现观则认为，公司治理文化是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各参与人基本的治理行为以及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机构的治理实践活动。以上分歧表明，对公司治理文化需要进一步讨论。

公司治理文化是公司文化的组成部分。公司文化是企业全体成员所共同接受的价值体系，它渗透到公司各职能活动中，贯穿到企业制度设计和执行、业务处理惯例、行为态度、沟通方式之中，形成一个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特征。相对于公司组织、制度、业务规程和方法等公司经营管理的硬体部分，公司文化是无形的软体，公司经营管理实践是两个部分（硬体和软体）的统一。

公司治理实践也是如此。一方面,公司治理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的责任和权利配置,说明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另一方面,公司治理体现为一种共同的文化价值模式，使人们对相关主体的角色、功能和责、权、利形成价值认同,并产生行为预期，渗透到公司治理活动的程序和行为选择之中[5]。所以，公司治理文化属于公司治理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但难以独立考察，必须从公司治理主体对待职责、权力的态度，行使职责的程序、方式，相互沟通的方式，即治理实践活动角度考察。准确地说，公司治理文化是指由公司治理层奉行的价值观念、准则制度和治理方式所体现出的公司伦理道德。

公司治理文化与管理文化不同。公司治理文化本源应体现公司制组织形式的文化特点。公司是利益相关者为共享收益而进行资源合作的契约联结体，建立在委托代理关系之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司治理伦理是责任和诚信，形成的制度是民主决策和监督程序，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守法自律。而管理文化则不同。为了避免众多投资者对企业多头干预带来的效率损失，客观上要求公司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战略规划为导向，以各级经理层管理活动为衔接，以企业普通员工的遵从和尽责为基础，在公司中形成科层管理活动。因此，企业管理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统一和效率，并渗透到企业各层管理和控制制度之中，表现为公司上下员工目标一致的行为道德标准。但由于公司治理主体（董事、监事和总经理等组成的高层制衡系统）和公司管理主体（公司董事长、经理层及员工等组成的纵向科层系统）有重叠，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有重叠，公司治理文化和管理文化既有区别，也有部分重叠。

（二）会计信息披露及其文化取向

会计信息披露是股份公司按财务报告准则和信息披露准则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反映企业价值运动的财务信息。按照证券交易规则，现代股份公司的信息披露内容不局限于财务信息，还包括其他相关的公司信息，如公司概况、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在竞争性的资本市场上，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不局限于强制性信息披露，还包括自愿性信息披露。

股份公司财务信息公开披露是维护企业产权制度、保障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的制度安排，是利益相关者决策的基础，信息披露价值取向应该是客观而公正。因此，会计信息披露文化与公司治理文化具有相融性，与公司治理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信息披露是委托代理双方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企业的信息供给，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会计信息披露难免会被操纵。结果，会计信息披露实践不仅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公司治理文化的反映。

二、公司治理文化与会计信息披露互动的理论逻辑

（一）公司治理文化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理论上，公司治理文化受到资本所有者权益保护制度、股权结构、企业高管层社会责任和道德意识、社会文化和市场环境等多因素影响。企业股权越分散，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越高，企业社会化程度越高，投资者权益保护需求越高，社会规范影响越大，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越高，对公司治理文化的责任和诚信要求就越高，对信息披露质量越重视。从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到股份公司制的演变过程中，企业治理文化由独裁自利发展到民主和诚信，企业财务信息从私有产品发展为俱乐部产品和公共产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愈显重要。可见，公司治理文化变迁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制度化及客观公正的质量要求起到推动作用。

实践中，不同企业受到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企业治理文化。不同公司治理文化决定了企业对会计信息披露的态度。在一定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下，公司社会责任感越强，对社会规范的认可程度和遵从程度越高，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越尊重，对信息披露就越重视。公司不仅会依法披露会计信息，而且会自愿提供相关信息，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反之，公司社会责任感越低，对社会规范的认可程度和遵从程度越低，重视高管个人或个别利益集团，忽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仅披露强制性制度要求的信息，而且公司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对信息披露进行印象管理，甚至披露虚假或误导性会计信息。可以说，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高质量会计信息披露起到支持作用，低水准的公司治理文化加大了会计信息披露失真的风险。

（二）会计信息披露对公司治理文化的影响

会计信息披露有助于塑造企业理性的治理文化。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架起了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的桥梁，维护了资本市场的流通性，维护了企业持续发展的网络系统。会计信息披露后，利益相关者可以自由查询，这便于减少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认识上的误区和冲突，为利益相关者之间达成信任和合作提供了信息基础。因此，从理论逻辑上说，会计信息披露作为一项具体的制度安排，真实而公允的会计信息向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传达了企业经营活动的信息，履行了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承诺义务，接受利益相关者的监督，有助于塑造企业诚信形象，加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维护和完善公司治理文化，促进企业持续发展。论文 毕业论文网

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反映公司的治理文化，塑造公司治理文化的社会印象，并因此影响公司治理绩效。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现了公司治理文化的诚信和社会责任取向，有助于维护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网络。低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现了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对社会法规和利益相关者缺乏必要尊重，表现出企业治理文化的缺陷，必将损害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导致公司治理的失败，影响企业持续发展。这已经由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成本、股票表现等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所证实[6](p94-98)。

（一）不同的治理文化风格催生不同水平的会计信息披露

由于公司治理中权力配置结构不同，外部法制环境不同，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出现竞合现象；公司治理文化与公司管理文化相互作用不同，现实中呈现不同的公司治理文化生态模式，并因此而有不同的信息披露水平。

第一种模式是管理文化侵蚀治理文化。当企业经理层影响较大时，则会出现管理者霸权，企业行政控制权力超越制衡制度约束，公司管理文化侵蚀治理文化。在这种治理生态中，公司会计行为是否能够诚实守法，取决于治理主体的自律能力和外部监管的威慑力。如果外部监管缺乏威慑力，道德和诚信缺乏制度的保障，高管层在投机心理作用下，会计信息披露很可能偏离公正，甚至出现欺诈和舞弊现象。如果外部监管威慑力较高，高管层迫于压力进行最低信息披露。但因为外部监管有一定局限性，所以，难免有风险偏好型的管理者敢于以身试法，出具虚假和误导性财务报告。

第二种模式是治理文化侵蚀管理文化。当公司出现一股独大，股权治理处于强势地位，公司高管直接由大股东派遣，并受到强势股东的监督，则公司治理文化呈现对大股东负责的价值取向，并对管理文化具有较强的侵蚀作用，以大股东利益为导向，公司管理缺乏独立性，缺乏对公司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应有的对管理效率和绩效的追求。在这种公司治理文化下，易于出现大股东通过对公司治理的控制而掌握公司信息，牟取控制权利益，降低公司信息披露。

第三种模式是管理文化和治理文化和谐相处。当企业高管层权力受到利益相关者有力制衡，公司治理文化和管理文化能够和谐共处，各司其职，则公司治理文化为会计信息公开披露营造了良好的治理环境，有利于推动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二）会计信息披露对公司治理文化的提升作用

会计信息披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会计信息披露过程在规范约束下运作，且其规范程度不断提高，这客观上促进了公司高管层的社会责任和诚信意识。法律、监管制度和司法制度对会计责任的规定、监督及其落实，有助于公司树立客观公正的会计信息披露文化，这为治理文化的提升提供了制度基础。如我国监管部门发布的关于“会计信息披露文件需经公司高层和董事的签字、声明”的法规，无疑促进了公司治理层对公司社会责任和诚信的重视，即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了会计改革的萨班斯－奥克利法案，该法案通过加大公司治理高层的会计责任，推动了公司高层的财务报表质量和道德意识的提高，确认了公司治理文化的重要性。美国《会计月刊》杂志2004年第三期上刊登了迪南·D·卡本特等学者的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发现，管理层、内部和外部审计师、审计委员会等对会计信息披露的态度日趋严肃，结论表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公司治理文化改革具有明显影响[7]。

会计信息披露也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会计信息披露是公司内部治理的基础，没有会计信息披露，独立董事、股东、债权人是无法与企业管理者沟通，也就无法参与公司治理，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也就无法形成，公司治理制度也难以运行。另外，会计信息披露行为向市场传达了公司信息，启动了外部治理机制，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活动，并推动公司治理实践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对公司治理文化提升和治理效率的改进是建立在公司和利益相关者多赢的基础之上的，而低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对公司治理文化提升作用是建立在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利益俱损后公司治理重整的基础之上的。

（一）世界通信公司案

1．公司治理制度与信息披露质量

世界通信公司在案发前是美国电信业第二大电信公司，有着奇迹般的发展史。该公司前身——长途折扣服务有限公司诞生于1983年9月，发起股东就是后来成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埃伯斯。1984长途折扣服务有限公司收入不到100万美元，在20世纪最后20年，埃伯斯趁美国解除对电信业管制的机会，进行收购和兼并等资本运营，2000年世界通信的营业收入已增至390亿美元。

世界通信具有健全的公司治理组织。公司董事会有11名董事，除了首席执行官埃伯斯和首席财务官苏利文之外，其余9名是独立董事，董事会下设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成员不存在胜任能力问题。董事会每年一般召开4次会议，若有重要并购交易需要董事会表决，则要召开临时会议。

审计委员会主席马科斯?波比特及其2名成员都具有财务专长，有首席财务官的职业背景和电信行业的背景，皆具有胜任能力。按照审计委员会章程，审计委员会的根本使命是帮助董事会监控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完成董事对股东和潜在股东的受托责任。审计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包括：监控财务报告程序和内部控制系统；检查和评估独立审计师和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为内部审计师、财务人员、高管人员、内部审计和董事们交流提供一个开放的途径。审计委员会一年召开3～5次会议。

2002年3月以前，外部审计是世界著名的安达信公司，安然公司事件后改聘毕马威公司。与安然事件不同，世界通信公司案中未发现公司管理层与审计师合谋现象。内部审计负责人辛西亚具有“吹哨者”的性格，符合其职务所要求的个人品质。

高管人员薪酬由三部分构成：工资、奖金和股票期权。奖金计划与销售收入增长率挂钩。独立董事从1999年至2002年11月每人每年35 000美元薪酬，外加每次会议1 000美元和车马费津贴。埃伯斯个人持股占高管和董事持股的59.41％，苏利文持股占高管和董事持股的8％。由上述安排可知，世界通讯采取典型的美国式薪酬激励。

在美国规范的法制环境和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下，世界通信公司发生了会计舞弊。从1999年至2002年7月，在埃伯斯和苏利文的指挥下，世界通信采取线路成本资本化、编造收入、冲回递延所得税负债、设置和使用特定准备专户等方式虚构盈利310亿美元。

2．公司治理文化生态与信息披露互动的剖析

世界通信公司治理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管理文化独断风格侵蚀公司治理文化，导致会计监督机制失灵。世界通信的迅速壮大，得益于埃伯斯的战略眼光和冒险精神，缔造了埃伯斯的“世界通信之父”的地位和权威，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亲信管理团队，赢得了董事会以及公司上下的信任和畏惧，造成了对核心管理层的盲从，使公司中的权力制衡架构失灵，会计监督体系形同虚设。表现在：

（1）根据董事会记录，至少在1999～2002年，世界通信所有需要董事会表决的事项都是获得一致通过的赞成票。

（2）内部审计的工作重点、预算经费、人员配备、薪酬和奖励计划由坎南达或苏利文与埃伯斯一起确定。内部审计在形式上应向审计委员会负责，但是，实质上受管理当局支配。内部审计工作报告也要先经坎南达或苏利文与埃伯斯以及其他高管人员评阅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才送审计委员会。

（3）高管阶层的薪酬由首席执行官埃伯斯直接控制，薪酬委员会除了每年决定给埃伯斯一定数额的股票期权外，其他期权奖励对象、数额、条件等埃伯斯具有最终裁决权。2001年由于股价一直下跌，薪酬委员会决议当年不发放埃伯斯和苏利文的奖金。但是，埃伯斯对此极为不满，迫使该委员会取消所有批准奖励的计划。

（4）审计委员会过分相信首席财务官、内部审计和安达信的工作，很少过问财务报告细节问题，对财务报告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这使得审计委员会没有发挥在内、外审计中的沟通作用和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使内部与外部审计等部门缺乏沟通。

反过来，世界通信公司、股东和管理层最终损失重大，直接原因是：信息披露缺乏诚信和公正，没有维护公司治理文化应有的道德价值，掩盖了公司治理中问题，导致公司治理失败。

（二）山东巨力案 论文 毕业论文网

1．公司治理制度与信息披露质量

山东巨力是由集体企业潍坊巨力机械总厂改制而来。上市前，总股本为6 128.85万股，其中国家股、巨力机械总厂、内部职工的持股比例分别为10.23%、68.07%、21.70%。2000年，公司配股1 149万股，募集资金15 479万元。上市后，经过一系列的首发、配送股与公积金转股，到2001年，公司总股本达到27 610.05万股，其中国家股占6.82%，巨力机械总厂占45.33%，流通股占47.86%。山东巨力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建立了公司治理的组织结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