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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为和谐、身心和谐所必须，反对道德相对主义。或出于反传统的需要，或受进化论的影响，所谓的新派人物，大多支持道德相对主义，反对有绝对的道德观念。陈定谟说：“我不承认据一种道德律足以判断人类一切的行为宜与不宜。因为某种道德必以处于某社会一定条件之下而后有其意义与价值。环境变，则道德观念亦必随之而变。若仍以一成不变的道德，来判断环境已变的人类行为，非愚便诬了。”我们不能说这种解释完全不对。但从其效果而言，这种道德相对主义会造成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社会失去可遵守的共同道德。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人文主义者强调道德有其本体。吴宓说：“吾信有各种‘绝对’（又曰纯正）观念之存在……惟然，故吾信世间有绝对之善，绝对之恶，绝对之是，绝对之非，乃至绝对之美，之丑。由是类及。盖善恶是非美丑，皆观念也。仁义礼智，慈惠贞廉，亦观念也……此诸观念所附丽之实体，所藉以表现之外物，则千差万别，时刻转变。常人只能见此实体外物，而由是间接以知观念。故每感其繁杂淆乱，迁转靡常，遂堕于迷惘，甚或悍然曰：世间无所谓善恶是非美丑，从人之所好，设词以强欺而已。此其误。”人文主义者相信，道德是维持人类社会所必需，且必有相通之道德。道德不仅是维持人类社会所必需，也是个人身心和谐所必需。第一，道德是人内在情感的要求。梁漱溟说：“道德是一种力量，没有力量不成道德……我们的行动的背后，都有情感与意志的存在（或者说都有情感要求在内）。情感要求越直接，越有力量；情感要求越深细，越有味道。”第二，道德是人生趣味、意义的一种表现。梁漱溟说：“人生不能无趣味，没有趣味就不能活下去。道德是最深最永的趣味，因为道德乃是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所谓生命的和谐，即人生生理——知、情、意的和谐；同时亦是我的生命与社会其他的人的生命的和谐。”
5.反对功利人生，追求美化人生。所谓功利人生，就是算计的人生，处处问一个为什么，有什么用，以功效作为判断人生的标准。在近代，提倡功利人生的代表人物当属胡适。胡适在其《史大纲》中，对墨子主张的功利人生大加赞赏，对所讲求的“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颇有微词。胡适认为墨家哲学最值得称赞的有两点。一是讲求实用。“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为什么呢？因为事事物物既是为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去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二是讲求实利。“儒家说：‘义也者，宜也。’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墨家说：‘义利也。’便进一层说，说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即是‘义的’。因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应该’如此做。义所以为‘宜’，正因其为‘利’。”胡适对只讲应该，不管实用的观念，颇有微词。胡适说：“大凡天下人没有不会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的，正如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也会说白黑的界说。须是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人文主义者反对以功利作为人生最高标准。其一，人是有情感的，不是。罗家伦说：“我相信人类终究是富有感情的。惟其富有感情，所以才不是机械，不能当作工具利用。”朱光潜说：“如果纯任理智……离开情感，只是空气的震动，图画只是涂着颜色的纸，只是联串起来的字。”其二，以功利为人生最高标准，不但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也丧失人生趣味。梁漱溟说：“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账的生活……算计不必为恶，然算计实惟一妨害仁的……像墨子那样办法使人完全成了机械，要窒息而死。”梁启超说：“吾侪确信‘人生’的意义不是用算盘可以算得出来。吾侪确信人类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并非为求得何种效率而生活。”其三，人文主义者不仅反对一味追求功效的生活，而且追求一种陶冶情感的闲暇人生。罗家伦说：“在现代机械文明社会里面，谁都容易感觉到生活的紧张、干枯和单调。因此而更感觉到厌倦、烦闷和不安。有的是情感的刺激，无的是情感的安慰。”效率固紧要，情感的调剂也同样重要。吴宓说：“其所谓闲暇者，既非工作，亦非游戏，乃谓以人之智力专用于高尚之思想，及诗文宗教之域，使人觉有超乎一己之上，而又确为我心目中一切实境之根据者；使人视己之生涯，不以目前有形得失，及过倾即灭之我为标准，而以永远之价值为归宿焉。”
中国近代人文主义主张是对生活尽善尽美的一种渴望。虽然这种渴望近似乌托邦，但人类不能没有这种希望。否则，人们必然感到生命的空虚，以及对人类信心的丧失。虽然有恶，我们不能对善失去信心；虽然有丑，我们不能对美丧失信心。人生不只有现实的“是”，还有价值的“应该”。
注释
①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8、53、53、56页。②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出版社，2003年，第347—348、416、36—37、460页。③⑥⑦⑧⑩胡晓明编《熊十力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0、149、147、157、251、149、156、105、148、118、41页。④⑤⑨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8、458、154、455、461—462页。徐葆耕编《吴宓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1、90、92、88、20、90页。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页。罗家伦：《写给青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165、124、153页。贺麟：《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7、92页。缪凤林：《人道论发凡》，《学衡》第46期。景昌极：《论学生拥护宗教之必要》，《学衡》第6期。胡稷咸：《批评态度的精神改造运动》，《学衡》第75期。景昌极：《信与疑》，《学衡》第47期。陈定谟：《社会科学的行为中心说》，《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6、87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8，119，120页。梁启超：《先秦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