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绮,彪言彪语,egui.exe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续犯“左”倾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分析这些原因，有助于借鉴历史，吸取教训，以利未来。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左”倾错误;心理视角;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11月至1935年1月先后犯了“左”倾盲动、“左”倾冒险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五四运动至二、三十年代“左”的社会风气，***失败后险恶形势引发党的急躁冒进心理，进而导致膨胀化的阶级斗争心理，还有中国知识分子常有的优柔寡断心理和其他社会心理，则是心理原因。对这个阶段“左”的错误原因进行心理审视，有利于党以史为鉴，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加强党的思想心理建设，提高党员心理素质和执政能力。
一、“左倾”之世风对党进行了深刻“熏陶”
革命导师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1]自五四运动以来，国人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的颓废，欣悉苏俄工农革命的成功，痛感国内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枉然，发出“以俄为榜样”的吼声。进入20年代，面对交织的内忧外患，包括左翼革命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青春狂热为革命情绪所激活，“由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命运的忧患，对强权腐败专制的愤恨，对民主科学的向往，对苦难民众的同情而一个个成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2];他们敏锐地感知到革命给民族和个体的命运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并且相信革命蕴涵着社会的正义力量和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所以就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求胜心切，总想毕其功与一役。一旦看到自己的昔日战友被残酷杀害，仇恨变成不可遏制的情绪，于是，革命方式便是以暴力对抗方式进行政治斗争。这是中国社会“左”倾心态的群众基础。国民党左派领袖徐谦对蔡元培就透露：他本来不想左倾，只是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当他不知不觉地说得更左倾一点时，台下拍掌的人就更多更热烈了，自己也越说越左倾了。“‘左倾’之世风，竟使一位清末翰林出身的国民党大员也不得不跟着跑，表明30年代中国人的社会主义热情确已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3]。这种社会心理对党的建立和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也使党一问世就处于一个本来充满“左”倾风气的国度里，增加了党犯“左”倾错误的易发性。
二、白色恐怖下肓目冲动
党制定或改变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判断，包括大多数党员的想法以及在它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心理或民意。从当时严酷的国内外形势来看，以白色恐怖、疯狂“围剿”为主要特征的复杂险恶形势是我党误判形势，高估自身力量，人为地拔高革命阶段，坚持“冒进”的直接原因。
***突然失败，很多共产党员一时缺乏心理上的准备，以致惊慌失措，仓促应战。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政策，使我党对革命同胞的死难表示极大的惋惜，以报仇、挽救革命为目标的革命急性病进一步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摧毁了共产党组织，屠杀了革命群众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实行思想禁锢、政治扼杀、文化专制，对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而作为这两种‘围剿’的共同结果则是全国人民的觉醒”[4]。于是，起来革命，力争使本来低落的革命潮流在短时间内高涨起来，成为党内许多干部群众的迫切愿望。此时，中共党员们的心理除了一部分是情绪低落，疑惑重重而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外，另一部分就是心理浮躁，盲目冲动，脱离实际地幻想以大城市为中心举行武装起义。
与此同时，1929至1933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发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此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又取得巨大成功，中苏爆发中东路事件，国民党新军阀又发生中原大混战，工农运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红军先后占领岳阳、景德镇及长沙。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头脑便开始发热，主观臆断国际资本主义、国内国民党行将崩溃，民主革命即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遂萌发出趁机进行“暴动革命”、取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机会主义心态;王明等人则以“国际路线”自重，仇视国民党内部抗日民主势力，命令红军猛烈进攻以“武装保卫苏联”，从而使党在各个方面陷入尴尬局面。
三、小资产阶级狂热心理对党进行了重大影响
众所周知，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有个重要特征，就是小生产者汪洋大海，所以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国家。我们知道，小资产阶级由于长期处于被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破产失意的危机感经常威胁着他们，使之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已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城市，广大城市居民经济来源不稳，生活窘迫，革命愿望强;在农村，广大农民视土地如命根，获取土地是他们千百年来的梦想与追求，特别乐意杀地主、打土豪分田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有着满腔革命热情，有着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渴望能够早日实现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总是急于求成，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使革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5]，对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耐心，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急躁冒进心理，形成了“左”倾错误的阶级基础和心理基础。正如周恩来后来总结的那样，“当时一部分人由于***失败而产生了愤慨、报复、拼命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没有对曾经出现的“左”倾错误从小资产阶级狂热的心理上加以清除，让它们得以潜伏，成为新错误产生的基础。一旦时机成熟，又旧病复发。
既然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广泛存在着，那么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思想、言论和反抗、狂热、急躁、悲观的情绪都会不断地反映到党内来，而且在革命形势好转并取得一些胜利的时候，表现为冒险主义，一相情愿地幻想美好的革命任务如期完成。1930年6月李立三“趁机”大干一场，被共产国际和六届三中全会阻止以后，党内小资产阶级急性病思想并未克服，结果又产生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同样包含小资产阶级急躁冒进心理，在它的驱使下，王明操纵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企图跨越革命发展阶段，把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才进行的任务提前到民主革命时期来做，结果又遭到失败。
小资产阶级狂热心理在党内斗争中很容易转化为膨胀的阶级斗争心理。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产物，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党自诞生以来就处于阶级与阶级激烈对抗乃至战争的环境里，绝大多数党员同志铸就了一种很强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意识。出于革命和适应当时特殊斗争形势的需要，这种阶级斗争的心理意识是十分必要的，但有时又不恰当地引进与延伸到了党内，在党内搞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党员的一些基本属于思想斗争范畴的问题扩大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使党内思想斗争严重“左”转，造成内耗。
四、优柔寡断心理和其他心理在党内有着严重表现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着主要的作用，党的中央委员会、各根据地党组织就呈现出一个特点：大都是由青年知识分子组成。既然如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书生们的心理必定在党内有所反映。优柔寡断是知识分子心理弱势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不利于领导者的决策。那么，党内知识分子领导人为什么有优柔寡断心理?
首先，中国历来就有纸上谈兵、高谈阔论的“书生典戎”贻误战机而坏大事的传统。同样，党内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在严酷的斗争面前，天真地充满浓厚的诗人气质和教授式文雅风度，甚至带着某些学术色彩的理论研究，满腹经纶，但缺乏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中才能获取的实际经验，缺乏运筹帷幄的深谋远虑。危机时刻，茫然不知所措，不是埋三怨四，就是搞人身攻击，旋即失败。
其次，小资产阶级具有劳动性和私有性两重本质，就其经济地位而言，它是一个动荡不定的过渡性阶级，两重性本质和不稳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左右摇摆。从革命性一面来说，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趋向革命，表现出对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又使他们在政治上目光短浅，缺乏远大政治理想。他们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加入革命队伍，并希望革命马上成功，因而容易接受脱离实际的“左”的号召，在一定范围内滋生“左”比“右”好的想法。但这种狂热如遇到挫折时，又容易发生动摇。所以，列宁指出：“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地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废、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病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的思潮”，这是知识分子优柔寡断心理的阶级根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知识分子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常常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党内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心理也明显地存在着。如，八七会议后党内出现了反对陈独秀领导时期“家长制”作风的呼声，但马上又冒出了极端民主化;由反对命令主义而以说服精神为武器来拒绝上级机关决议和指示的执行，由有不同的意见而形成组织的对立，由反对惩罚制度而动摇铁的纪律等。这都是极端心理。
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党的建设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在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不断地在思想心理上达到更加成熟，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做到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3-344
[2]赵文禄，李一，徐文秀.党员心理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42、248
[3]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J].北京：历史研究，2002，4：62-63
[4]何沁.中国革命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238
[5]金冲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J].北京：党的文献，2000，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