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大刘卓琳,彭佳璇,2kk.cc
摘要：文章分析了童年经验对作家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童年经验包括“不愉快”和“愉快”两大类，认为“不愉快”的童年使萧红作品出现“父辈缺失”：“愉快”的童年使萧红作品中反复出现祖孙书写的特点。
关键词：童年经验;文学创作;萧红
“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1]作家一般将童年经验以回忆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加入文本之中。然而，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记载的童年经验已经不是它原本的经历和最初的状态，而是作家在经历世事、体会人生之后，加入自身的体验、记忆和感触的重构与再创造。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在所谓的最早童年记忆中，我们所保留的并不是真正的记忆痕迹而却是后来对它的修改。”[2]这种修改受到了各种心理力量的影响。
一、“不愉快”的童年经验――父辈缺失
“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它将会形成一种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甚至会给主体造成心理暗示。在萧红“不愉快”的童年记忆中：祖母不喜欢她，甚至用针刺过她的手。亲生母亲姜玉兰对她总是漠不关心，继母对她更是十分恶劣。而她的父亲张廷举作为封建家长的代表，更是以严厉、不近人情形象出现。萧红童年时期曾经被脾气暴躁的父亲呵斥、狠踹过。当然，这些童年记忆也多次作为生活原型被写到作品中。
萧红作为大家族里的头生女，平时大人们对她是万般骄纵溺爱，才养成了她任性与顽淘的性格。在萧红六岁那年，祖母去世了。她独自游离于在全家异常悲伤的情绪之外，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之中。“祖母已经死了，人们都到龙王庙上去报过庙回来了。而我还在后园里边玩着。”[3]小说《呼兰河传》是通过儿童视角叙述的一部童年回忆录。在萧红对童年经验记述时以“我”的想象、记忆为中心来宣泄情感。在对童年的回忆和追溯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提取与再现，而是在“选择性记忆”的基础之上加以重组。对于一个封建地主兼官僚知识分子的父亲来讲，在如此情形下看见了自己的女儿头顶缸帽大喊大叫地闯进屋来，肯定会怒不可遏地将其踢翻。“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4]这次事件作为“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影响萧红对其父亲的态度。之后由于父亲张廷举工作繁忙常常离家在外地供职，与父亲相处的时间也非常有限，父女之间的感情很空洞，没有温度。萧红长大之后，因为抗婚使得家族蒙羞，父亲一气之下将其开除族籍。这意味着萧红与封建家庭的“被脱离”与“被决裂”，进一步加剧了萧红与其父亲的之间关系的恶化。
对于萧红而言从小缺失父爱的现实状态或多或少地折射到其文学创作中。她在作品中对“父亲”形象的极力回避和强烈躲闪。从这种言说忌讳中可以看出萧红对她父亲的惧怕与憎恨。在《哑老人》、《汾河的圆月》、《莲花池》等作品中“父亲死了”;在《夜风》、《离去》、《山下》等作品中“父亲缺位”。在萧红作品中父亲形象几乎都属于一个简单的形象化符号，进而表现为家庭结构建构模式为“父辈的缺失”。
海明威曾说过：“不愉快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对萧红而言这种“不愉快”的童年经验的确对她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验作为文学创作原型，影响了萧红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父辈缺失模式。
二、“愉快”的童年经验――祖孙书写
“愉快”的童年经验伴随作家的成长，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们会将这种愉快和美好重组与延展，进而形成文学作品中的亮点。萧红初到香港面对恬静和优美，有山、有树，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的写作佳境时，可她却只看到寂寞与忧郁。漂泊异乡的心灵无处安居，乡愁郁积心头形成了一种眷恋故乡的心理定向，回忆“愉快”的童年成为萧红在生命尽头聊以自慰的一种方式。
萧红出生在一个生活优裕的地主兼官僚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得到家族长辈的喜爱与娇惯。祖父母为其取名为荣华，希望她日后能荣华富贵。祖父张维帧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对她无限的娇惯与溺爱。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写出了她与祖父相处的点滴记忆。“我生的时候，祖父已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八十岁，祖父就死了。”[5]这段细腻的重复式语言并不是简单地对年龄的交代，而是反复叙说着自己的情感与思恋，体现了祖父在萧红生命中的重要性，并且成为她“愉快”的童年经验里的中心人物。“愉快”的童年经验除了源于祖父对她的宠爱还有自家那座童话般的后花园。这座后花园面积大约有二百来平方米，里面不仅有杨树、柳树、樱桃树、榆树、李子树;还种着蔬菜、瓜果、向日葵和玫瑰等。这座贮存童年愉快经验和记忆的城堡，被萧红津津乐道反复描绘，从她的笔尖透露出童年无限乐趣以及字里行间那一老一小的祖孙情深。“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6]萧红对祖父的依恋与祖父对萧红的宠爱使得祖孙互为对方愉快的源泉。孤独的老人与失落的孩子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互相取暖。
在20世纪40年代的大背景下，外在环境与知识分子内心的状态都发生着剧烈的碰撞。人们从“铁屋子”中觉醒之后，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大家族文化，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童年时期关于亲情的温暖记忆又让他们难以与其决裂。在面对大家族的“束缚”与“囚禁”时，受到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就是“逃离家”。在离“家”之后，孤独的体验远远超过了“家”对其现实的束缚，寻找精神慰藉与灵魂寄托成了知识分子们无意识的行为。在日落西山的大家族之下，在父辈强权之下体会不到半点温情，但却在祖辈那里寻找到大家庭的温暖与依恋。正是这来自祖辈的“愉快”童年经验使得萧红在离家思念故乡的时候，不仅仅对空间地域的回忆，更是从心理上难以忘怀的人和情。从心理层面来讲萧红采用“祖孙书写”的叙述手法体现出了她的情感归宿与寄托。
童年经验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通过对其不断地重组和修改，进而得到新的内容。这些“不愉快”抑或是“愉快”的童年经验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文学创作。萧红的作品弱化父子关系，凸显的祖孙之情。这种“父辈缺失”与“祖孙书写”模式深刻地再现了萧红的精神世界的复杂与丰富，也呈现出独特的情感性特征。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3).
[2]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4][5][6] 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