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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剧作家喜爱取诸史书创作历史剧，这跟中国一直有重史的传统有关，也跟元代的社会政治现实有关，下面是小编搜集的一篇元代文人遭际剧创作特点及文化心理透视研究的论文范文，欢迎前来阅读借鉴。
摘要：本文通过对元代文人遭际剧的分析，得出元代历史剧创作的某些特点：失史求似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从剧情安排上又能够看出元文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沦失的失落感和对现实的无奈的认同。
关键词：文人遭际剧 失史求似 文化心理
文人遭际剧是元代历史剧作中的一类，这类作品既体现了元代历史剧创作方面的一些特点，也有对元代文人生存状况的揭示，同时也蕴含着元代文人独特的文化心理。本文以《冻苏秦衣锦还乡》、《朱太守渔樵记》、<醉思乡王粲登楼》、《李太白贬夜郎》、《苏子瞻风雪贬黄州》等为例，对此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考察这五部作品从史到剧的改动，失史求似是他们创作的最赢观的特点。这五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不得志的文人，其剧中主要情节分别来自《史记》、《汉书》、《三国志》、《唐书》、《宋史》，剧作对史实的改动在五剧中各有不同。《冻苏秦》改《史记》中苏秦先为六国相而有意激张仪事，为张仪先为秦相而故意冷遇苏秦使其奋发。《渔樵记》改《汉书》中买臣妻羞于贫居而改嫁。后见买臣富贵愧而自杀，为买臣岳父故意使女儿自讨休书以激励买臣上进，后夫妻翁婿团圆。王粲事略相近《贬夜郎》则把《唐书》中李白曾入长安为玄宗赏识，出入官庭，为翰林学士及后来从军而被流夜郎事捏合在一起并吸收了民间的传说。把李白遭贬归于窥破杨贵妃与安禄山私事并遭高力士谗毁而致，李白流夜郎后醉酒捉月坠水而死。《贬黄州》也是改《宋史》中苏轼于湖州任因诗讽王安石新法，遭李定等人构谄获罪后贬黄州为苏轼与王安石不合，由内翰直贬黄州。这些改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元代历史剧似乎与历史史实相去甚远，及至大相径庭，甚或至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戏剧这一文学样式的特殊要求所致，剧作家在取历史题材成戏剧作品时，考虑其表演性、趣味性等特点，势必对史实有所增删编改;加之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例对题材选择多有限制，也不可能按历史原貌全面地展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另一方颟，以作家对历史史实的取舍改编标准及这些历史剧作所反映出的精神面貌来看，他们大多是为了契合自己的创作目的和意愿，有意识地去改变史实以借古论今，而这也是元代历史剧创作特点最突出的方面，即强烈的主观性和现实性。
元代剧作家喜爱取诸史书创作历史剧，这跟中国一直有重史的传统有关，也跟元代的社会政治现实有关。丰富的历史著作，极富文学色彩的叙事方法，为后人从史书中汲取营养进行创作打下基础。更主要的是元代的异族统治所形成的严酷政治、思想钳制。<元史·刑法志》载“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汉人正统地位的失却在正直文人心中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及抑郁不平之气，心有不平而必鸣，演绎历史便成为安全的便捷之途，这也与中国“以史为鉴”的传统相吻合。正是因为如此，元人对历史剧的态度并不执拘于严肃地再现古代史实，而更多地是把历史剧当成现实剧来创作，所谓“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在剧作中对历史的改动呈现出极大的随意性，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除了上面所述的改动外，元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历史上的名物制度、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及历史人物的生活和相互关系等都有明显“失史”的地方。如《王粲登楼》中王粲与蔡邕的关系，历史上对蔡邕器重王粲之才有生动的记载，但二人并无婿翁关系，剧中蔡邕成了当朝宰相并成为王粲的岳父;《贬黄州》中王安石也由历史上的一个进步的政治家变成一个心胸狭隘、恶意构谄忠直之士的小人;剧中文人不管是先秦两汉还是魏晋隋唐都以“赴选场”、“金榜题名”做为自己获得富贵荣华的途径。正如明人凌廷堪《论曲绝句》32首中所说：“仲宣忽作中郎婿，裴度曾为白相翁。若使弪弪征史传，元人格律逐飞篷。”这些明显的“失史”应该与杂剧产生于社会底层、观众多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市民有关，其所呈现的还只是史剧创作主观性特点的表层意向。所谓：“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 “求似”即元历史剧的现实性或时代特色才是元历史剧创作主观性的真正追求。它既包括剧作中所展示的元代生活的特点，也包括剧作所蕴含的文化心理特征。
这五部剧作，除《贬夜郎》外都描写了文人饥寒交迫、投谒朱门、遭人欺辱的景象：王粲是贫谒蔡邕，困居旅店被店逐催交店钱，见蔡后遭受其羞辱。买臣天天负薪，妻不堪其贫，羞骂不止，硬勒休书，并于大风雪夭赶其出门。苏轼遭贬黄州，冬日无衣无食，妻恻儿啼，求济于杨太守却被人赶打出衙。特别是《冻苏秦》一剧对儒士贫寒生活及遭遇描写得更为细致。苏秦沦落秦国弘农店肆，冬Et里是“通厅坑冷，兀的不着我翻来覆去直到明，且体说冰断我肚肠，争些儿冻出我眼睛”，到处是“那一个不把我欺，不把我凌”，回家后，因不得官父责兄骂，嫂不为炊，妻不下机，拜见结义兄弟张仪，却被已为秦相的张仪置冰雪堂中酒饭中掺冰相待。这种情状正是元代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元代的社会政治特点，使得文人在元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元初科举制的废除堵塞了文人的仕进之路，加上元朝民族歧视政策，元代文人被整个地掩困于社会的最低层，与乞丐为伍，甚至不如娼妓，“九儒十丐”之说多少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他们处处遭人欺辱，但也只能忍辱生活。《贬黄州》中苏轼平时是“气志昂昂，不肯屈于人”，来到黄州后却只能“怕不待闲争气，赤紧的难存济，我则索折腰为米。”《冻苏秦》中“如今街市上有等小民，道俺秀才每穷饿醋，几时能够发迹”的诉说是整个元代对知识分子的最切近的看法。认识到现实的严酷又弃不掉文人傲世的传统，这些剧中文人都具有了愤激沉痛而兀狂放的时代特点。《贬夜郎》中李白的醉酒，《贬黄州》中苏轼的看破尘世而弃绝圣命，选择归隐，苏秦、买臣、王粲的指斥恶俗小人等都体现出这一特点。所谓“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情，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流露于其问。”。也如郑振铎所言：“那些戏剧的题材，尽管说的是秦皇、汉武，写的是杨妃、昭君，唱的是关大王、黑旋风，歌颂的是包龙图、王倚然，……然而在这一切人物与情节的里面，却刻骨镂肤地印上了元这一代的社会情态——任怎样也抹拭不去，挖改不掉。”(《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之间的三角恋爱剧》)因此，元人历史剧创作与现实紧密整个融合的特点是极为突出的，成了元历史剧的独特“家法”。
从这些文人遭际剧的情节安排上我们又可以看出元代文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冻苏秦》、《渔樵记》、《王粲登楼》其实可以当成一个剧目来看，它们的剧情安排如出一辙，全都是先穷后富、否极泰来的文人发迹模式。这种情节的雷同固然与戏剧的民间文学特点有关，受了民间“吃得苦中苦，终为人上人”的大团圆民众接受心理影响而造成，同时也反映了剧作者特殊的文化心态。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实行给一般文人创造了大量以诗赋书策进身的机会，宋代的社会制度又将文人的社会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是宋以来文人的心理共识，但元朝的建立，文人遭遇了国破家亡，看到汉族正统地位的消失，受制于蛮夷之族的统治并且只能屈居社会的最底层而无望改变命运，这一切对元代知识分子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元代统治阶层贬斥文士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元宪宗曾问高智耀：“儒家何如巫医?”《元史》卷一二五记载：“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这种方针影响整个社会对文士的态度，近人陈衍《元诗纪事》卷九载：“未俗由来不贵儒，小夫小妇恣揶揄。”元朝科举制的长期废止，吏治的黑暗、混乱，严酷的民族歧视使得文人对自己的出路产生极大的困惑和不甘。《冻苏秦》中“俺把那指尖掐定，整整二十年的窗下学穷经，苦了我也青灯黄卷，误了我也白马红缨。…你道我满胸中文学精，又道我有才华施逞，可不道黄河有Et也澄清，偏则是我五星直恁般时乘运褰不通亨，觑功名如画饼。”《渔樵记》中“十载攻书，半生埋投，学干禄，误杀我也者之乎，打熬成这一付穷皮骨。空学成这般赡天才，也不索着我无一搭的安身处”一方面是念念不忘读书可以求取功名的梦想，一方面是不可逃避的现实的残酷无情。即便是元后期恢复了科举制度。
汉文人的状况也没有实质性的大改观，要想“做大鹏鸟高挂九万里”登高位，掌大权是绝无可能的。杨维桢在《白云漫士陶君墓碣铭》中记载陶宗仪的父亲临终时说：“吾怀抱利器不后于今之人，而浮沉大寮不得与今之揽权者比!年已暮，死将至矣，尚何言哉!”当是有元一代人共同的沉痛的悲叹。出于这种心理的补偿，元杂剧作家在创作中不可回避地对文人不幸的又无力抗争的悲惨状况进行细致、深刻的展示;又通过剧中人物借前人遭遇：伊尹耕莘、傅说板筑、吕望垂钓等自励，不轻易放弃进取之心，而为这些“满腹才学”的文人安排下最终走出困顿的翁婿夫妇亲友大团圆的结局。虽然史书中苏秦、朱买臣、王粲都是先困顿后通达，但剧作者在剧作中将通达之途大加更改：文人们走出困境的方式无一不是“上万字长策”，得圣君赏识，由布衣一跃为据要路津之宰辅、兵马大元帅等。这种瞬间人间天上的变化其实是出于困境文人的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即所谓“郁借以舒，愠为之解”文学情感疏导作用的一种体现，所以，梦幻的性质非常突出。
同时，剧作者对元代世态人情给予了深刻揭示。文人们未发迹时所遇的种种困顿，除世无仕进之途外，更多是来自于家人、朋友的背弃。元代特殊的社会状况形成了特殊的价值观念，那就是对钱、权的崇拜，这在公案剧和世情剧中反映得极为深刻，传统的父子、夫妇、朋友、兄弟伦理纲常在这个畸形社会性中几乎丧失怠尽(因为蒙古族统治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认可儒家教化)。《渔樵记》中“总绕你似司马相如赋子虚，怎比得了石崇家夸金谷”。《王粲登楼》中说“如今他可不信文章只论财”。在《冻苏秦》剧中，苏秦求不得功名回家后家人的冷漠无情待遇都是时风的展现。这种冷到骨髓的对伦理道德沦失的体认，是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润特别是宋以后文人难以接受的，出于恢复儒家道统的动机也同时让普通老百姓受到伦理的教化，元剧作家持悲悯涵容之心，通过剧中人物先尽情遣责这种不良世风，一吐胸中积郁，之后点明先前的种种都是误会，是出于“耻之而使其奋发”的良好愿望，所以误会消除，皆大欢喜。这种结构安排演出时会形成良好戏剧效果。但更多的是出于剧作家欲存儒家教化的苦心而不顾现实状况，硬生生来调和本来无法调和的矛盾，以求得圆满结局而形成的特殊模式。他们以弱化现实矛盾的方法冲淡自己心中强烈的失落无归之感，也满足了世俗之人掩盖自己恶劣本性体验光明团圆结局的心理需求。
元代的社会政治特点给文人人仕造成极大的困难，所以有以上三剧作家借历史人物反复“一举成名”的幻想。而对文人人仕以后的种种情状，在历史剧中，即使是整个元杂剧创作中很少见到，因为文人人仕掌握大权在元代现实中就很少，公案剧中官吏极少以文士形象出现(从历史记载中可知，元朝官吏多数来自怯薛和由吏补升，文化修养和政治素质普遍较差)。《贬夜郎》、《贬黄州》是写文人人仕后情状的仅见作品。这两部历史剧作特别是《贬夜郎》的现实色彩很显然没有前三剧强。但李白、苏轼二人的遭遇却揭示了一种共同的社会现实：政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给文人仕途造成重重阻碍。“他被窝里献便利。枕头上纳陈言，义予贼臣掌重权，那里肯举善荐贤。”“今日曾参难免投梭诳，今日有周公难免流言讲。有仲尼难免狐裘谤”，“忠臣义士，好难处世啊。”这两部剧作中已没有了前三剧中文人虽遭厄运但仍对前途有着狂热幻想的自信和豪气，代之而起的是对现实的冷静考察和无奈的接受。因而两剧有着浓重的感伤色彩。《贬夜郎》中李白的终日醉酒一方面是文人的狂傲，一方面是现实的无奈：“非是我一心偏好。则为你满朝皆醉”，“我绕着名利场，佯做个疯狂”。李白最终入水捉月而死，暗示了文人追求的幻灭。《贬黄州》中苏轼历经磨难，再被召回重又显贵后。没有前三剧文人得志后的志得意满，而是冷静自思“那里显骚人俊。到不如农夫蠢，绕流水孤村，听罢渔樵论。闭草户柴门，做一个清闲自在人”。对不再有“天子重儒臣”而世上都是“为富不仁”，傲贫谄富，“贫无义富无恩”的现状不能再抱幻想后辞官归隐。元代文人的抗争也只能以李白、苏轼式的结局而告终。这当是元历史剧“求似”的另一种体验——对历史精神的深刻把握：由历史人物的命运。结合对现实的体认，认识到社会进程某一方面的规律，虽然它带着失却希望的感伤和郁愤，因为历史的规律本身就带有时代无法超越和逃避的无情性质。
结语
总之，这些文人遭际剧所体现的元代历史剧“失史”以“求似”的创作方法有着中国古典戏剧在第一个繁荣时期朴质的民间文学性质的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特点。考察元代历史剧，凡成功的作品无不是对历史史实进行巧妙改造、体现出作者的创造色彩和具有极强现实特点的，如《赵氏》、《汉宫秋》、《梧桐雨》等。反倒是那些谨谨慎慎沿袭史书记载，不敢稍加改造，甚至把史书的原句照样搬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如《火烧介子推》、《豫让吞炭》等。都是不成功的作品。历史剧应源出历史，但它首先是剧作，必需符合戏剧舞台表演的基本要求。剧作者在创作时能源于历史而又不拘泥于史实记载，真正把握历史精神而又能找到历史与时代的契合点。“失史”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适应剧作贵浅不贵深的特点，适应观众的审美需求，适应舞台表演的即时性和趣味性等特点，才能取得成功。“失史”的方法是元代以后历史剧创作的一种重要手法和特点，一直影响到现当代的历史剧创作。而作为文人的创作，不管剧作有着什么样的要求，它们势必要打上创作者鲜明的个性特色，元代的社会特点又使得文人有着共同的心理失落和悲愤不平，所以这五部剧作借助历史，深刻地揭示了文人在这个时代的凄苦遭遇，又由于不甘在一些作品中大肆宣扬得志的光明，以带有梦幻色彩的结局给时代的文人一种心理的安慰。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世俗心态的丑陋进行强烈的讽刺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