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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连和石小猛分别是《红与黑》和《北京爱情故事》的主人公，虽然两位主人公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不同，但是两人相似的奋斗经历使人很容易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青年，都渴望过上富有的生活。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不择手段，疯狂地奋斗，最后都走上了不归之路。他们的人生悲剧告诫人们：在追梦的过程中，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能丧失道德底线。
关键词：于连;石小猛;英雄梦;爱情;社会结构;价值观。
于连是法国着名作家司达汤的代表作《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他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的典型。石小猛是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主人公，他是当代中国北漂一族青年奋斗者的典型。于连与石小猛虽然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文学形象，但是他们在社会夹缝中的生存模式和奋斗经历，使我们自然地将两位主人公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石小猛是当代中国中国式的于连。也许，正是他们之间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才构成了人物之间的可比性，从而从中可以挖掘并探究这类奋斗者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一、平民者的英雄梦。
于连和石小猛都来自所处时代的底层：于连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是维里埃市一个木匠的儿子;石小猛来自于云南一个小镇的贫苦农民家庭。他们虽然出身低微，但是并不低贱，有较强的平民意识和反抗精神。他们不甘做穷苦的乡下人，不愿走父辈们的老路，想通过个人奋斗飞黄腾达，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然而，两位主人公的英雄梦不尽相同。
于连聪慧好学，从小受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的观念和无神论的熏陶，并“在一位老军医的影响下，崇拜拿破仑，希望能像拿破仑时代的青年一样能够凭借自己的才智出人头地”[1](29)。可以说，于连追求英雄梦的目的是渴望实现自身价值。但在复辟时期，像拿破仑那样靠军功晋升的道路已经行不通，相反，当教士却能凭借自己的才智出人头地。于是，他立即调整人生目标，打算做一名教士。在追梦的过程中，他虽记忆力超群、聪明能干，但是在等级森严的波旁王朝一展自己的雄才并不那么容易。他跻身上流社会的途径主要是接近出身高贵的女人，把爱慕他的德·莱纳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作为向上攀爬的阶梯。
他的仕途似乎很顺利，这也使他甘愿为给他勋章的政府赴汤蹈火。但是强烈的平民意识使他保持着清醒，他对自己的行为不断地进行反省，深为自己的言行不一而感到痛苦。被捕入狱的于连，从权利的欲望中醒来，认清了社会的本质，他以死来表明与上层社会彻底的决裂。于连的英雄梦看似破灭了，实则是圆了梦，崇尚自由平等独立思想的他，以彻底的个人奋斗精神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也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2](14-17)。
再来看看农民子弟石小猛的英雄梦。对于农村孩子而言，考上大学无疑是改变命运的首要出路。石小猛从小勤奋刻苦，梦想着考上清华大学，骄傲地走出农村，改变自己的农民命运。虽然他以7分之差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在北京的一所普通院校完成了学业，但并没有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毕业后，他选择留在北京。北漂的头三年里，他始终相信只要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和不懈努力，就能改变现状。他将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吴魏作为自己的偶像，渴望获得吴魏般的成功，能在北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与青梅竹马的女友慢慢地在北京定居下来。为了这份理想，他工作上积极热情，生活上省吃俭用。
然而现实却与努力背道而驰，他受到阴险狡诈的老板的威胁，失去了原本应得的8万奖金。失去奖金，就意味着无法支付房子的首付。房子首付期限将至时，找工作四处碰壁的他，逐渐认识到现实的不公和生活的残酷。走投无路时，他答应了程胜恩的交易，即与自己的女友分手换得自己的大好前程。石小猛飞黄腾达的梦看似圆了，实则破灭了，得到了向往已久的房子、车子，却失去了最珍贵的爱情。当他最爱的女友在自己策划的复仇计划中出了车祸，悲痛万分的他才从璀璨虚空的梦中醒来，到检察院举报了自己同梁君正等人的犯罪事实。石小猛在走向检察院前，把女友的照片从钱夹里抽出来放进贴身衬衣口袋里，将钱夹丢入垃圾桶。至此，他那沸腾已久的心终于平静了，等待他的铁窗生活也许是人生的新起点。
二、交易性的爱情。
对于连和石小猛而言，爱情是一种工具，一种交易，他们用爱情做权欲和物欲的买卖。
于连崇拜拿破仑，脑中根深蒂固的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对他的爱情观有很深的影响，他对封建贵族阶级的仇恨和报复都通过两次恋情表现出来。在德·莱纳市长家里做家庭教师时，为了报复市长对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轻蔑，他与市长夫人发生了暧昧关系。比如有一次于连在某个早上情绪不佳，私自停了孩子们的课，市长当着德莱纳夫人及其表姐的面对他粗言训斥。这不仅让于连在女人面前丢了面子，更伤害了他敏感的自尊心。他决定当着市长的面占有德·莱纳夫人的手，用以嘲笑市长。
爱情，不仅是于连报复贵族阶级的一种手段，更是他跻身上流社会的跳板，向上攀爬的阶梯。在当时的波旁王朝，以于连的出身很难达到他的人生目的，他选择利用女人对他的爱慕之情得到自己想要的权益。在市长家里，随着与日俱增的虚荣心，他心里打着小算盘：“我尤其应该在这个女人身上取得成功，万一我发迹了，若有人指责我当过低贱的家庭教师，我可以说是爱情把我推向了这个位置”[3](67)。
于连和德·拉莫尔小姐的恋情也掺杂了诸多功利因素。起初，他与德·拉莫尔小姐的交往也是被动的，他不喜欢傲慢的德·拉莫尔小姐，只是在他想到“她却能够把社会上的好地位带给她的丈夫”时[3](274)，才开始热烈地追求她。他“藐视一切温柔的情感”[3](49)，在两次恋情里，他更多地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和征服欲。他把自己与德·莱纳夫人的一次幽会看成是一次胜利，而不是一场欢情，更是把追求德·拉莫尔小姐看成一次战役，他这样表述：“在这场尚在酝酿的战役里，出身的骄傲犹如一座高山，在她和我之间构成了阵地。战斗就在那里进行”[3](273)。由此看来，于连的爱情中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带有浓厚的功利性、虚伪性。
与于连不同，石小猛对爱情显得更专一，他自始至终都深爱着他的女友沈冰，只是在爱情的道路上，他也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未能将圣洁的爱情进行到底。石小猛在事业低谷时，与女友相爱甚深的感情是他努力工作的动力。比如，在他连夜赶做一份重要的广告方案时，把女友的照片放在电脑旁，即刻就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工作中。他之所以如此拼命地工作，是为了在北京买一套38平米的房子，和女友在北京慢慢定居下来。由于受伤，他提前将沈冰接到北京，善良纯洁的沈冰悉心地照顾着他。
虽然两人的日子过得有些清苦，却也过得滋润，这也使朋友们对他们无比羡慕。但是最被看好的爱情的“保质期”,却在他追求物欲的过程中不断缩短。尽管善解人意的沈冰多次说过，她在乎的是他的人。但是在目睹了好兄弟的爱情悲剧，受到阴险老板的威胁后，面对生活的困顿，焦头烂额的石小猛内心极不自信，听取了程胜恩“爱情不是空中楼阁，它是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来做保障”的劝诱，最终用自己的爱情做了物欲的交换。石小猛也固执地认为“是男人就必须成功，得有钱、有车、有房，没有钱就会被女人无情地抛弃”,只有给沈冰丰厚优越的物质生活，沈冰才会留在他身边。
原本令人羡慕的爱情就这样毁在石小猛的手里。做了“富人”后，他去找沈冰并希望她能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遭到沈冰的拒绝。石小猛靠出卖爱情换得他事业的成功，结局只能导致沈冰对他彻底的失望，离开他。其实如沈冰所说：“在北京生活没有那么难，快乐也没有那么难”,“我们总是用无所谓的梦想放弃最简单的幸福”.石小猛“赢”了事业，输了爱情。
三、悲剧命运的原因。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人在多数情况下所做出的行为活动都是受其性格影响的，正所谓“性格使然”.于连与石小猛都属于悲剧人物，其悲剧的形成与他们的性格有着必然的联系。他们的性格中有许多相似点，诸如自尊心过强、敏感多疑、反抗与妥协的双重性、报复心理等。
首先，他们都有很强的自尊心。于连在市长家里做家庭教师时，他更多的关心不是薪金的多少，而是和谁一起吃饭，深受启蒙思想的他，不仅不愿接受德·莱纳夫人私下给予的物质帮助，更无法忍受德·莱纳市长对他的训斥和轻蔑。同样，石小猛的自尊心表现得也很强。他说，“自己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和东西，即使是兄弟哥们也不例外”.他还把借朋友的钱一笔一笔地记下来，说等到自己有能力时一并偿还。由于没钱交房租，石小猛受到刻薄房东的指责，于是女友帮他交了房租。这让他在女友面前极没有面子，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其次，两位主人公都敏感多疑。于连常常怀疑身边的人的言行是不是针对他，曾多次误解德·莱纳夫人。
在德·拉莫尔府的时候，“他的疑心已经没有边际了”[3](263)。于连的这种多疑多是他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而石小猛的敏感多疑是导致他爱情悲剧的首要原因。当他看见自己的女友坐在好哥们程峰的车里时，不容女友解释，就用此猜测女友也是嫌贫爱富的女人，离开他只是时间问题。他多次臆想沈冰会抛弃一无所有的他，选择富二代程峰。其实，正是他的多疑才给他们的爱情增添了危机。再者，他们具有反抗与妥协的双重性格。初涉社会，他们都羡慕优越的生活，渴望显赫的社会地位。但是由于出身卑微，他们天性敏感，具有较强反抗精神。于连在市长家里，以高傲对抗贵族的轻蔑，借以保护自己。
为了飞黄腾达，他又与教会妥协乃至同流合污。当他发现他的种种追求都毫无意义时，不愿向现实社会妥协，以死来表明自己与上层社会的决裂。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石小猛，在刚进入社会、参加工作时，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想用坚强的意志对抗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可是，随着生活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面对权贵对他的第一次引诱时，他妥协了，接受了罪恶交易，并与梁君正等人同流合污，走上了犯罪道路。在亲手毁了女友的幸福后，后悔莫及的石小猛才幡然醒悟，他放弃了已有的财产，向检察院自首。此外，于连和石小猛都有一个错误的幸福观，在他们最初的逻辑思维里，财富就是幸福，拥有了金钱就拥有了一切。这一错误观念贯穿于他们个人奋斗的整个过程中，悲剧也就随之发生了。
于连与石小猛的悲剧命运的形成，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社会因素。他们所处的国家和时代都不同，造成他们悲剧的社会因素就有很大差异。
于连生活在19世纪的法国，那时的法国正处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各个阶层都以不同的方式向金钱顶礼膜拜。资产阶级虎视眈眈，与封建贵族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封建贵族更是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在这样的时代，于连想通过个人的努力晋升为军官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他的理想与抱负不可能实现，可以说是生不逢时。正如将时代形势看透彻的谢朗神甫所说：“如果你想巴结权贵，那你必将堕入地狱，万劫不复。你可能发迹，那就得损害受苦的人，奉承专区区长、市长、有权势的人，为其欲望效劳……我们当教士的就要有所选择了，要么在尘世发财，要么在天国享福，没有中间路。”[3](39)于连为了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与时代妥协，穿上黑色教袍，出卖灵魂，甘当贵族阶级的帮凶。他不择手段地进入上层社会，又用虚伪抗击虚伪对上层社会进行报复。
石小猛生活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的中国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处于转型期，“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约为15年”[4](1-5)。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城乡贫富差距大。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人们始终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传统观念。对于石小猛而言，考上大学才能跳出农门，走出大山，过上城市生活。这也是他宁可留在北京艰难打拼，也不愿回老家轻松发展的原因。
在他看来，回老家就是认输，输给了命运，输给了理想，只有扎根北京才算是赢家。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又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重点大学新生中，来自于社会上层的比例迅速增加，来自于农民家庭的比例迅速下降;在大学生就业中，社会上层家庭的毕业生，容易得到家庭背景的支持，但农民家庭的毕业生，则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5].没有背景的石小猛为了迫切得到梦寐以求的生活，被人利用，逐渐被腐化。他接受了程胜恩的“一切可以交易，可以买卖”的谬论，卷入了梁君正等人的商业游戏，又疯狂地报复自己的好朋友程峰，最后走上了不归之路。
于连和石小猛为了实现梦想，不择手段，这让众人不能接受与认可。但是，两位主人公身上表现出的追求梦想的奋斗精神，体现了人的一种普遍的生存需求，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他们都有着非凡才干和英雄情结，但是他们没有通过正当的途径实现自己的梦想，殊途同归地成为了背叛者。他们都曾轰轰烈烈，但最终又回归本真。两人最终在命运的打击下提升了自己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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