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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方兴未艾，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文献，产生了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研究性论著，为学术研究、地方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相关问题也随之显现：清代地方档案以“房”为单位归档，但其后的整理者多未遵循档案来源原则，而按现代观念进行分类；各地的文献整理多各自为阵，在基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对文书制度未展开深入研究；对“六房”――衙门重要的办公场所未予应有的重视，如此等等。基于这些问题，为更好地促进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的发展，推进《南部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2016年12月3日至5日，由西华师范大学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课题组、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等单位承办的第三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西华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光明日报》社、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46个单位近百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8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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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中的经验与教训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四川大学陈廷湘介绍了西南地区民国地方档案藏量和收集整理情况。他认为中国历史思维与史学发展路径的特点决定了档案史料具有特殊意义，目前地方馆藏民国档案的数字化任务十分紧迫，应引起学界及相关部门的重视。贵州师范大学徐晓光介绍了清水江文书的特征、研究现状及当代启示。山东大学龙圣基于冕宁档案的整理、研究现状，就地方档案与社会史的研究分享了他个人的体会。辽宁大学赵彦昌全面考述了中国古代契约文书编纂的历史沿革及特点。中山大学肖代龙就中国近代海关档案文献整理关注的主题、成果展开了思考与述评。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胡开全以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的编研经验为例，强调重视档案编研的方法、视野及人才选拔的通透性。河北师范大学秦进才介绍了长芦盐务档案概况，并分享了《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精选》整理过程中的思路、实践与体会，强调了档案整理人员“内行化”的重要性。西南大学马强对涪陵白鹤梁和汉中褒谷石门宋人石刻题记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了地方石刻文献的历史地理学价值及其他价值。西华师范大学杨小平（注：以下未注明单位者，均来自“西华师范大学”）认为黄山书社新出《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收录并依次影印全部原件档案、采用类表格形式重编并完善目录，造福了学界，但存在检索不便、黑白印刷导致部分内容无法识别、缺少相应索引和内容说明等遗憾。
地方档案（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的司法档案，这也是目前法律史研究方兴未艾的一个重要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刘伟对清末审判厅设置情况与州县官的审判权进行了考察。河南大学杨松涛对近代早期中国与英格兰地方法院案件进行统计比较，认为 “好讼”与“厌诉”这样的标签掩盖了许多中西地方诉讼本身所具有的复杂面相。上海交通大学张朝阳利用江西都昌县?|上曹家所藏诉讼文书，以及江西都昌县档案馆馆藏诉讼抄底，对清代诉讼案中法律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四川大学周琳考察了清代《巴县档案》中70个行帮公产纠纷案例，发现清代重庆的行帮公产纠纷多数不易用调解的方式解决，行帮更倾向于通过诉讼处理此类问题。浙江师范大学于帅以《清嘉庆年间处州府青田县〈陈氏、金氏等互控山林争产案〉文卷抄白》为中心，考订案件始末，深入探析清代地方诉讼的特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之杨利用清代地方档案、契约文本和民事习惯，以实证的方法对田宅买卖中的找补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地方官在依据情理作出偏向于贫困当事人的裁判时，以契约公平作为怜贫扶弱的限度。沈阳师范大学冯学伟以传统戏剧中的状词制作过程及家族文书中保存的状词草稿为对象，展示了状纸进入公门前的状态，并分析民间法律资源的不同获取途径。沈阳师范大学张田田以《樊山政书》为中心，从自理词讼册的批阅着手，探寻清代法律教育状况。西北师范大学金怡基于对紫阳正堂司法档案的考察，探究同治四年田土纠纷的民事司法实践，认为州县官面对民事土地纠纷案件，很少依律而断，在审理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左平详细考察了清代州县佐杂官擅受词讼的原因、方式及结果。成都大学张晓霞聚焦清代巴县档案，考察了清代抱告制度在州县民事诉讼中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郭宇昕利用南部档案探析了清代绅衿抱告制度。李增增以《南部档案》为中心，对清代的“帮讼”现象作了初步的探讨。朱仕金对明清乡约所建置进行了考释。
地方档案（文献）的发掘与出版促进了对地方衙门房科、衙门群体、衙门运作的研究。吴佩林对地方政府“房”设置的源流及清代州县衙门的分房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串房”的各种表现做了深入分析，认为“有序”的衙门内部运作中隐藏着“无序”的事实。苟德仪对清代州县工房的历史渊源、地理位置、书吏数量、工房木戳进行了讨论，揭示了清代州县制度的具体运作情况。江西社会科学院王涛对明清卫所六房进行了探讨。西南政法大学梁勇考察了清末渝城的警政。台湾故宫博物院陈重方探讨了清代仵作具有的经验、知识及影响。上海交通大学严新宇以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为基础，揭示了这一时期该地地方治理在很大程度上由乡约、保长、客长、团首等乡保人员来进行和完成的状况。河北师范大学丁钰津对清代直隶省增设府州建制情况进行了探析。四川文理学院陈显川从公私视角出发，对陋规的演变进行了追根溯源。王同朝对晚清三费局展开了研究。李升涛以南部档案为中心，讨论了乡村市场中的场头、客总。湖南大学刘艳伟以南部县为例，对清末四川乡试中的地方政府展开了研究。翟兴龙对南部档案所见晚清州县之社仓及其运作进行考察，认为晚清以来州县政府在社仓运作中发挥决定作用，在社首选任及社仓经管中，州县政府往往是政策的决策者。暨南大学梁敏玲结合南海县、番禺县乡村地区的状况，从“捕属”切入，在时间上梳理了清代广州城厢基层行政运作的变化及其与地域社会的互动，为清代城市管理的研究提供一??可供思考的角度。白莎莎探讨了清代州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张加培对清代州县的官媒展开了论述。河北师范大学孙兵讨论了清咸同年间山东州县团练抗粮抗官活动与官府应对情况，认为学界“团练势力极度膨胀”说法有待商榷。胡宁讨论了晚清地方官府祈雨的程序及其对祈雨的态度。 地方档案（文献）中所包含文书种类繁多，使对文书制度和文书本身的精细研究成为可能。首都师范大学魏光奇通过探讨清代州县文簿册报制度及其在运作中所表现出的弊病，透视秦汉以来中国传统行政既不同于其他社会文明“传统型”行政，也不同于现代“法理型”行政的重要特点。黎春林深入研究?t禀这一公文形式，对其渊源、流转程序、格式特点、性质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王楚强从文书制度探讨了州县书吏对衙门的控制。袁慧以南部档案为例，对比分析了差票与存查、签的异同。林勃以南部档案为中心，研究了清代州县印信制度的运行。铜仁学院杨春君对清代奏折的语言规范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吴海蓉选取了南部档案中出现的八个字进行考释、对比和推理。贺敬朱就南部档案的俗字进行了分析。
地方档案（文献）中有关经济贸易、经济纠纷等文献的记录促进了学界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面貌的探寻。上海交通大学王晓飞利用巴县档案分析了乾嘉道的矿产纠纷，认为虽然地方风水、治安秩序、经济利益都影响着巴县地方矿产资源的开发，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利益和社会秩序而不是风水，风水只是当事人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利益的手段。复旦大学董乾坤通过对胡廷卿个人身份、胡廷卿账簿本身形制和内容的考察，探究胡廷卿账簿与晚清地方社会的关系。浙江师范大学李义敏介绍了浙江鱼鳞图册的遗存概况、特点、研究价值。河西学院罗将对甘肃河西地区清代契约文书进行整理研究，初步探讨了河西地区清代房产交易契约习惯，同时与河西地区唐五代敦煌契约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历史上河西地区契约的变动情况。中山大学钟莉以南部县油行归公为例，对晚清州县“公共财”的形成机制及其运作展开了探讨。金生杨就丁宝桢与南阆盐务改革展开了论述。湖北大学李晓溪以民国黄梅县政档案为中心，对民国基层政府在处置逆产过程中组织机构的流变、逆产认定的标准和处置方式，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乱象与腐败展开了讨论。重庆大学廖涵以宫廷档案为中心，对清代闽浙赣毗邻山区封禁制度与“封禁不禁”的状态进行了探讨。中山大学黄凯凯借助巴县档案等史料探讨了清代巴县作为四川井盐外销的集散中心，该区域内食盐贸易与盐法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山大学张亮以四川和山东为例，比较考察晚清童试经费的摊派与筹集情况。郭须挺依托南部档案，对宣统年南部县官硝专卖制度改革进行了考辨。西南民族大学卢征良以川康兴业公司为中心，分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省营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内部权力分配问题。
综观此次会议，有三大特点，一是与会论文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文书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跨学科特征明显；二是与会学者利用档案勇于突破陈说，提出了不少新问题，论文质量很高；三是老中青三代同堂论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特别是青年学者表现出了不凡的实力，充分说明了地方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具有的独特魅力。当然，我们还应认识到，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将地方档案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进一步激发地方文献研究的活力。
（责任编辑：许丽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