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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延安时期跨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初期，这一时期延安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到来，并发表了大量史学作品，这些作品将史学研究与政治紧密结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本文通过成立专门的研究组织，对中国古代史的背景进行研究，并着重描述了以范文澜、尹达、何干之、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古代史独具的研究特色。进而以探究延安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为题，求得人们对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状况有一较完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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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延安时期 中国 古代史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7-0284-01
中共中央1935年到达陕北延安后开展了全面的文化建设，历史学领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颇多，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古代史研究的系统论著或文章还较少，主要有洪认清教授的《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一书和《论抗战时期范文澜的史学研究》等文章，其专著研究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述延安学风和史学特点、毛泽东与史学的关系、古代及近代史研究等；田亮博士《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一书，置研究于抗战大旗下，论述延安与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禹贡学派、新考证学派、“战国策”学派等不同地区和学派的作品，认为他们体现出共同的“爱国主义”创作特点；徐春夏的《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史学建设》一文，从延安时期史学的趋向、教学建设、学术研究、机制运行等方面考察其史学成就；张剑平教授的《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其启示》等文章，对延安时期的史学家及作品进行了深刻评价。
一、古代史研究的背景和研究组织
1935年到1948年的十三年可称之为延安时期，肃反及东征、西征战巩固了根据地，全面抗战开始后，延安作为对敌斗争的总后方，且中共提倡自由研究的学术气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较为安定的研究场所和环境。中央领导重视知识分子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何干之甚至在***中深受批斗仍坚信党，毛泽东肯定范文澜学术成就，并收藏范老赠书和著作，这些可称为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佳话。当时学者们受感召而展开研究，其成果因得到中央支持而广泛传播。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提出了诱降的侵华方针，尹达认为民族抗战阵营中有动摇分子，存在着严重的投降妥协危险。这时期部分学者宣扬的文化“外烁论”等谬言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面对如此情形，作为文化部门之一的历史学，自然也被积极动员，史学家们自觉地使史学研究联系现实，显现了他们的责任与使命。
1938年5月学习马列理论的马列学院成立，佟冬、尹达从该学院毕业后被分配研究历史，二人与杨绍萱共同成立了历史研究室，陈伯达一度为主任，不久由范文澜代替主持该室工作。1941年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改名为中国历史研究室，范老为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并制定了偏重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三年工作计划，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撰成是延安学术研究的高潮标志。整风运动后主要成就集中于吕振羽的《中国历史常识讲话》，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改组为中央党校第三部。叶蠖生认为此期历史研究室“只有个人的努力，缺乏集中的领导”。
二、主要研究成果?介
范文澜到延安后，撰写《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论证殷代奴隶制以及西周封建制。提出了不同于郭沫若“西周奴隶说”的观点，1941年发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以上撰写为范老通史编修打下了基础。《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叙述由上古到五代，下册记述由宋至清中叶。此书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是延安时期古代史研究的顶峰之作。
尹达认为考古学要与史学结合，他编写了主体有三编的《中国原始社会》，体现了“从考古到史学”的治学道路。他在延安发表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批驳安特生学说，得出中国即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摇篮的结论。《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里论证殷代是氏族社会走向崩溃的阶段。还提出不同于“西周封建说”主流的周代社会奴隶制看法。《关于殷商史料问题》中视考古资料为“最可靠宝贵的”材料。
吕振羽根据中国封建社会渐变与突变原理而对古代中国进行分期，发表《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商朝奴隶制国家》、《西周初期封建制度的成立》等文章。他还收集南北朝和外族历史的物证，开展异族入侵的专题探讨，为《中国民族简史》的编写作了材料上的准备。
谢华《略论殷代奴隶制度》，认为夏初氏族制度已渐崩溃，殷代是奴隶制；叶蠖生《从安阳发掘成果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认为考察事物要看其“质”，由此论证殷代是进入青铜的“奴隶占有制”社会。《抗战以来的历史学》分析各派历史观及其党性，肯定一些史家学术贡献并批驳部分谬论。《关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中对史料应用及历史规律提出看法。
何干之1939年有写中国民族战争史的计划，毛泽东希望“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以求对抗战是有帮助。齐燕铭忙于修编《中国文学史》，但由于另有工作而没有完成；金灿然发表了《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等文章，对当时史学成就作了介绍；陈伯达有《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等。
延安古代史研究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珍贵成果，起到了战时鼓舞民众的作用，但今天看来，一些观点有失偏颇，如阶级斗争观、历史动力与历史创造者问题等即受到了当今学者们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发展观并不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史。
三、研究特色的分析
1.抗战背景下形成历史研究直接服务于抗战的抗战史学，延安古史研究前承“新史学”，后启新中国史学实践，具有桥梁作用。彰显了阶级斗争观和人民历史观，较重庆等地的史学观点更显鲜明激进，体现着学术为政治服务的特色，受到普遍欢迎。
2.研究范围广泛，领域拓宽，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军事等，如陈伯达哲学思想、何干之农民战争史及非史学家的历史创作等。表达手法上呈现着明显时代特色，但揭露封建统治者之残酷而不计其功，缺少了一分为二的态度，使得作品中的局部真实性受损。
3.由于广大民众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故各类作品文字上都有通俗易懂特点，便于民众及干部历史知识的普及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如范文澜《简编》和许立群的《中国史话》以白话文及故事形式，吸引了读者们的阅读兴趣。这些作品从观点，体裁到文字等都不同于旧类史书。
4.资料的使用上注重尽量的广泛搜集材料，可从金灿然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窥见延安时期史学工作者们从“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歌谣戏曲等广泛纷乱的大堆材料中去寻找原料”里得到印证。尹达、范文澜、叶蠖生等在作品中也深入论证了史料应用的方法和重要性。
5.史学家们能尽快把研究成果投入实践中，学术成果以文章或专著的形式发表，并引入各学校作为历史教科书，起到了启迪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作用，如范文澜与齐燕铭的《国文读本选注》，与叶蠖生合编的《中国史课本》等便作为历史教科书投入实际教育中，因此延安史学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备实践性。
6.延安古代史研究在争鸣中得以成长，除了与国统区史学家互相交流讨论外，在延安根据地内部也争鸣不断，因倡导“开展自由研究的风气”而展开了激烈讨论。
四、简要评述
延安时期学术环境较安定，但研史所需的资料却极为有限，中央研究院的窑洞图书馆因潮湿而不便于保存图书，两孔窑洞所收书中又多是马列著作，史家们在如此环境下创作出颇多作品实属不易。学者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工作，对其理论、观点以及方法仍处于初学阶段，导致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出现错误，为后期学术的研究造成一定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