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嘉超,步小熙,上海壹周电子版
摘要：
从中国摇滚乐第一人崔健的第一首摇滚乐《一无所有》入手，着重分析阐述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崔健现象的社会背景、文化意义及精神蕴涵。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崔健的影响式微，但他的精神在当下仍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崔健；摇滚；文化
“他用愤怒张扬的歌词，表达强烈而决不妥协的个性；他用最直接的嘶吼声，传递尖锐而深沉的反叛精神；他用猛烈的批判现实力度，坚守坚决而自我的立场；他就是中国摇滚第一人———崔健。”[1]崔健，似乎是专为中国的摇滚乐而诞生的天才。
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到《红旗下的蛋》、《无能的力量》，崔健用他的词作和诗人、艺术家、社会学家一起参与了80、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的文化描述与精神思考，“崔健”两个字不仅成了中国摇滚乐的代名词，也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象征着一个时代。
时至今日，围绕着崔健，诸多相互矛盾又彼此借重的阐释与话语，缠绕在反叛与皈依、解构与建构、官方与民间、压抑与反抗、精英与波普、政治与艺术之间，使之显现为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结点。
序曲：《一无所有》
1976年，历史结束了那动荡的10年岁月，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全国人民被团结在“四个现代化”的旗帜下，踏上了新的长征路。在这样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人们不再只注重国家与集体而无视个体人性和自由的存在以及人的心灵、思想、精神和人生态度需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人们有条件进行一种自由的、个性化的发泄与表达。
于是，崔健的《一无所有》适逢其时的出现了。
《一无所有》反映出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过程中，“***”后一代青年的痛苦、失落、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正如北大王岳川教授指出的那样：“在现代社会日益精密化、制度化和科层化的过程中，这一批所谓‘自由’的栖身于世的青年，却成了精神的萎靡者。在学科上，他们不能进入大学深造；
在城市中，不能寻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在经济上，大多数穷愁潦倒而生活在社会底层；而在个人身份上，也不可能具有‘***’主体的精神胜利法。”[2]“一无所有”正是他们的精神实况，是对那代人突然步入新时代后的失重感准确的捕捉。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首曲子掺进了当时流行的爱情滥调，使更深层的反省受阻于媚俗的矫情。但崔健毕竟敏锐地发现了他们这一代精神的迷惘和幻灭的悲哀，并用他的方法打破了人们的错觉，释放了人们的心灵重负一直以来，我们从存在主义哲学或“等待戈多”的荒诞中寻找，如今，也同样能从崔健的歌里找到答案。
崔健以那雄浑铿锵富有蛊惑力的鼓点节奏，那嘶哑但却是从心底升起的苍凉沉重的呐喊，那迷惘落寞无奈却又不甘平静的怅然情绪，唱出了人们一直以来似乎都知道，却又是那么模糊的真实，令转型期那一代青年的心灵因此受到异样的振荡，他们发现自己需要《一无所有》这种新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他们要抓住一个他们能抓得住的东西英雄和英雄崇拜。于是，个人英雄主义与革命集体主义完美结合———但这一次，狂欢取代了压抑，迷惘变成了觉醒，音乐击溃了意识形态。历史的苦难和迷惘，必须用疯狂的美来偿还。[3]的确，崔健从《一无所有》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份负载着沉重的历史的集体记忆与集体撕裂这记忆的文化表达。他的音乐形出异而神如一，其锋芒总是一如既往地抵住现实的咽喉，他充满张力和震撼的摇滚音乐与社会现状挂钩，达到了文化核心力量中对现代社会发展方向起辅助校正作用的目的，带来了一种文化颠覆的快感，成为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图腾。“在很多青年的心中，崔健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青春、艺术、爱情和革命，在血液中燃烧。军绿和红色，是辉煌的诗篇，一切的狗苟蝇营，尘世浮华，都在狂飙突进的摇滚乐前黯然失色。”[4]叛逆与启蒙摇滚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这种音乐文化形式远远超出它本身的内容和内涵。因此，我们在看待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时，必须优先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摇滚能在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一现状，反叛与颠覆，皈依与合谋，一直贯穿着转型期中国摇滚的发展：1986年5月9日的演出现场，崔健受到国家体委某负责人质疑。
1987年，崔健接到其所在地北京歌舞团“必须限期离职”的口头通知。
1988年，崔健在汉城奥运会的全球现场广播中演唱了《一无所有》，同年崔健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第一次个人演唱会，成为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场正规演出。
***年2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在海内外市场引起强烈反响。崔健前往英国伦敦参加在皇家阿尔伯特厅举办的亚洲流行音乐大赛，并前往法国巴黎参加“布尔日之春”艺术节。
1990年1月，经北京市委宣传部批准，崔健为亚运会集资的巡回义演成为现实。
1990年4月，崔健被禁演。
这看似矛盾的历史记载，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化生活发展进程的一个有趣的侧面，而且向我们展示了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摇滚音乐与主流话语之间曲曲折折的关系。摇滚从未像在中国一样，被赋予一种信仰，成为当时社会中部分非主流人群的旗帜。它倾诉着边缘群体的苦难，人性的压抑与渴求。因此摇滚一直被精英们归为“亚文化”，崔健本身也多次被禁。
现在看来，崔健的叛逆形象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一方面是他把摇滚当作了理想和职业，有一种挣脱束缚的渴望在支持着他；另一方面应该归因于八十年代那种特殊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情怀流行的时代、启蒙主义姿态风靡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反抗情绪极容易被催生的时代。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使我们整个的社会文化环境，只适合于主流的东西，而非主流的、个性的东西，往往无法很好的存在与发展，因为社会主体是排斥它们的。但是青年人一代毕竟年轻而有激情，容易突破传统与主流的重围，同时他们普遍有一种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热情和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的冲动。而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抑制或误读，这时“亚文化”便总是与主流文化处于一种公开对峙或暗中较量的状态，文化反抗情绪也极容易滋生蔓延。所以说，崔健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理想主义表述的埋葬者，崔健现象之所以能成为八十年代末的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上述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人与文化的因素其实是相互影响、统一为一体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人文。只不过“人”是个体的方面，而“文”是普遍的方面。二十年前诉求自由话语权的人文环境，才决定了崔健的摇滚艺术易得到认同并找到了共鸣对象。
因此，在转型期的中国，正如一些敏感的西方记者发现的那样，崔健的摇滚乐在中国不是被当作摇滚乐———娱乐、宣泄、身体的需要，生活方式，或60年代那样的社会运动产物来膜拜的，它完全是中国青年在文化层面上叛逆、自由、创造的神话，它的背后，理所当然地，是渴望恢复人的价值的社会性需要。这有点象法国启蒙运动，而不是音乐的本职工作。用美学家高尔泰的话说，中国需要摇滚的原因既不是丰富艺术、解放思维，也不是促进商业，而是启蒙。[5]政治波普无论崔健是处在夹层中的时代空档，还是呼出了历史的某种盲点和误区，甚至借用了西方的音乐技法，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歌词所具有的政治波普含义。尽管崔健多次说过：政治太简单，反抗政治也太简单；在表现思想的过程中，艺术家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决不是你死我活的。艺术家出于自身的责任，他有权批评社会存在的问题。[6]他依然是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将摇滚乐与政治直接挂勾的唯一一个摇滚乐手。
在崔健的作品中，他大量运用了政治字眼，并且常在演出中以政治味极浓的形象出现，这也许是他受到主流文化特别关注的原因。崔健的摇滚，并没有深奥的历史意义和曲笔，他更多的是借用政治的话语来表述个人抗衡和叛逆的情绪，一份对红色历史的思考，一种对红色记忆的不同的启用途径。在他的第二盒专辑《解决》中那首著名的《一块红布》，随意的吟唱伴随着身着绿军装、以一块红布蒙住双眼的歌者形象，直接指向了激进主义和乌托邦的问题，上升为一代人的精神履历，一首历史的悲歌。
崔健其他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等从题材上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政治”特色，他在歌中唱道：“步枪和小米/大炮轰炸机”；“一二三四五六七”；“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这无疑是崔健在新旧历史文化断裂时期，以大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执着，以政治戏仿的形式，带领那个年代的人体味了亵渎和颠覆的淋漓快感。
毫无疑问，崔健与社会转型期的其他艺术家相比，确实具有更为明确的政治意识，并在转型期的社会文化舞台上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性含义。他以饱满的才情和力度，本着对政治的痛感和清醒，以反讽、戏仿、调侃等多种形式对其进行了批判，带领着当时的年轻人们消解了历史阴影笼罩下的神圣空间，获得了减负的快感。
终曲：一无所有
弹指一挥间，匆匆二十年。20年前，崔健那第一声的“一无所有”带来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震撼；然而今天，却是曲终人散，除了一些忠实的听众，居然已经没有人再愿意为崔健的音乐疯狂。
时代在不断地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消费成了当今社会的最主要的文化表征。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流行音乐的交流在扩大，网络时代的来临让流行音乐的选择告别了匮乏和单一，商业化也为当下年轻人表达心志以及寻求个人解放提供了大量可能；另一方面，年轻人的文化消费观念也在发生转变。消费社会，娱乐流行，进入消费社会，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从宏大的悲剧时代走出，进入了日常琐碎的喜剧时代。如今的年轻人更加娱乐化，他们并不寻求主流文化的内部认同，而是只寻求自我亚文化的内部认同，他们在政治和精英文化层面并没有诉求，甚至是漠不关心，他们诉求的是流行文化的话语权。崔健式摇滚中的愤怒批判精神和自省意识正在一种喜剧时代“全民娱乐”的空间中失去位置。
米兰·昆德拉曾写过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窘境：“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欧洲的辉煌戏剧中扮演他们惯常的角色，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剧院经理已在最后的一刻改换了节目单，而代之以一出通俗的滑稽剧。”当下，一些盲目的、肤浅的、急功近利的文化热潮汹涌而来，很多人被浪头裹挟着成了下一轮的浪头。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大家都更愿意和和气气做人。但是，无论商业力量如何强大，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崔健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坚持批判和自省的精神，在这一股股浪头退却之后依然伫立，他们能不屈从任何压力，强有力地把握住自己的方向，并影响着大众的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1] 琴黎。中国摇滚一路狂飙[J] 。艺术导刊，2001，（1）：61。
[2] 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 戴锦华。书写文化英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 方益波。告别崔健[N]。南方周末，1999—08—06（8）。
[5] 颜峻。地地下———新音乐潜行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6] 雪季。摇滚梦寻———中国摇滚乐实录[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