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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理想信念的文化逻辑与进路选择

摘要:坚定理想信念的文化逻辑与进路选择 作者:未知 [摘要]习近平提出“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论断,为实现理想信念的虔诚而执著、至信而深厚,开碎出新的认知路径,体现出从思想建党到文化强党的理论跃升。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文化自信的鲜明标志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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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理想信念的文化逻辑与进路选择

作者:未知

  [摘要]习近平提出“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论断,为实现理想信念的虔诚而执著、至信而深厚,开碎出新的认知路径,体现出从思想建党到文化强党的理论跃升。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文化自信的鲜明标志和精神内核。理想信念以政治信仰的形态在文化系统中发挥着引领和统御作用,以价值观凝结的方式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内核,经由掌控话语权的途径为文化自信提供力量之源。高度的文化自信是理想信念的深厚底蕴和坚实根基。近代以来的文化自信重振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生成的思想基础,文化自信为理想信念架构起强大的心理支撑体系,提供认知底蕴和丰厚滋养。可从确立科学的文化自信、强化文化自信力建设、提升党员干部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增强党内政治文化自信等方面探寻实践进路。
  [关键词]思想建党,文化自信,理想信念,政治文化,文化逻样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5-0049-08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正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防范意识形态领域中理想信念迷惘、动摇、滑坡的危险是其中之一。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论断,开辟出认知理想信念的文化路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深刻阐释了文化自信的功能地位:“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并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文化自信的表现形式。文化自信度是文化软实力强弱的重要衡量标准,而归属于信仰层面的理想信念则是构成一个国家、民族软实力的核心质料。在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思考理路中,探讨文化自信与理想信念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径,从文化自信的宏大视野中去考察民族文化、政治文化、政党文化、制度文化的多维关联,对于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原则,有效解决党内政治信仰乃至民族信仰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做到理想信念的虔诚而执著、至信而深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从思想建党到文化强党的理论跃升
  思想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意旨在于保持组织及成员在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主要内容是建构科学理论体系,并通过一系列途径厚植、内化于每一名党员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形成强大的心理支持系统――政治信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即明确把思想上“承认共产主义”作为盟员的基本条件,在行动上“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2]572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视野阐释了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对“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了深刻驳斥,确立起思想批判与理论建构相统一、思想斗争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原则遵循。列宁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建设理论。一是突出科学理论的导向作用。他强调,“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3]161二是确立起思想灌输原则。他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4]347他认为科学理论和先进觉悟不会在工人阶级头脑中自发形成,需要通过外部灌输方式,经由持续有效的政治教化而获得。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成立以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构成了党员队伍的主体。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和吃苦牺牲精神,但是由落后生产方式所决定着的,体现在思想层面上的一些不良观念也成为保持党的性质的主要障碍。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所提到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等,莫不与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源发性关联。思想观念对党员个体行为具有导向、约束和矫正功能。在物质资源严重匮乏、生存条件异常恶劣的环境中,更应突出精神力量的作用。诚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5]110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方面,我们党通过组织动员共产党员进行长期、持久甚至是艰苦的党性锻炼与修养,来实现“党员本质的改造”,[6]275依靠强化理论学习和内省体验的方式,使理想信念成为一种理性信仰;另一方面,通过共产党人的先进作为,让人民群众在通过阶级斗争获取利益、改变命运的历史实践中认同和坚定理想信念。在战争年代,很多目不识丁的劳苦民众加入共产党,坚持跟党走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把我当人看”。这样朴实的话语传递出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坚定理想信念是一个源起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反复逼近”的过程。概括来说,在武装斗争和物质贫瘠的条件下,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内省式的党性修养和实践性的阶级斗争教育相结合的途径来加强理想信念建设,有效地解决了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历史难题。
  理想信念的坚定从来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在执掌政权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新条件下,我们党将长期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L险”,部分党员干部政治信仰的迷茫、理想信念的动摇问题成为党的思想建设中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补足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提出的“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论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理想信念观的有机结合,是对党的思想建设理论的坚持与创新,体现出从思想建党到文化强党的理论跃升。   第一,确立起认知理想信念的新视角。在传统的认知逻辑中,理想信念教育长期被视作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社会化的特定术语,在意义理解与内容设计上主要侧重于彰显其国家叙事功能,相对忽略对现实社会状态与未来发展前景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深刻解释和有效舒缓,客观上存在着理想信念教育的“虚”化误区。“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的论断,主张把理想信念纳入民族文化积淀演进的视野中去考察,从而开辟出对理想信念的新的认知视角――文化视角。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的构建,均无法规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这三个关键命题,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制度运行中能称之为“信仰”的思想体系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7]297即是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真正消除来自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异化力量,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一诉求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自我解放的文化反思。因此,把理想信念置于文化的生成与流变进程中去感知、认同和践履,能使理想信念更具时空的穿透力、现实的解释力和未来的感召力。
  第二,开辟出坚定理想信念的新途径。重视理想信念教育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但就目前理想信念松弛、动摇的问题而言,关键应在于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能否回应时代环境的变迁,走出过多依赖于说教式、论证式途径所诱发的理想信念教育“空洞化”困境,在路径方式上作出创新。“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的论断,要求我们充分发挥文化在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笃信真理、保持定力、开阔视界等方面的作用,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理想信念途径的丰富与拓展。马克思提出文化即人化的重要思想,认为文化是人的主体性或本质性力量作用于自然界的对象化,是主体实现“自然人一社会人一文化人一自由人”转变过程中的基础介质。这对于理想信念教育的启示即在于:一是彰显文化的人本性特点,在理性思维的涵养中坚定理想信念。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生活样式的反映,应当以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为主体,而正是“因为无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以神才存在”,[8]285具有了理性思维,才能有效破除现实中“不信马列信鬼神”的怪相,进而确立起科学的政治信仰。二是彰显文化的实践性特点,在社会实践的淬炼中坚定理想信念。文化不是“想”和“说”的产物,是由人“活”出来的、“做”出来的。理想信念亦是如此,唯有经由社会实践,才能认识其真理性,进而转化成为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执著与坚守;唯有在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才能使理想信念具有更为深厚的根基。
  第三,标识出文化强党的新路向。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重大创新。全面从严治党之“治”,体现为内在机理上的“良善之治”,体现为思想改造与制度约束的有机统一。无论是先进思想的引领、价值观念的矫正,还是制度价值的“良”与“恶”、执行力的强与弱,均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与支撑。如果说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分别侧重于软约束与硬约束、自律与他律的规制路径,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则强调在更深层意义上实现二者的价值融合、功能整合与深度结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命题,他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9]74这一命题的提出,从正心自觉、固本培元的层面,突出强调党内政治文化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优化政治生态方面的作用,为全面从严治党标识出新的路径指向,体现出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文化强党的内在统一。
  二、坚定的理想信念:文化自信的鲜明标志和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是文化系统良性运行的外在展示和内在生命力的充分彰显。理想信念不仅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而且在文化系统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功能,演绎出文化自信与理想信念之间型体与魂魄的逻辑意蕴。
  (一)理想信念以政治信仰的形态在文化系统中发挥着引领和统御作用
  作为“人化”痕迹的文化,呈现出物质、制度、精神等多种形态。归属于精神范畴的理想信念,实质上是一种信仰文化。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纵观人类历史,一个社会中信仰的形成与坚守、动摇与危机都与特定时期文化的发展状态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信仰反映的是一种心理认同和支持系统,是文化功能的重要体现。信仰大体可概括为三个层次:以解决政治认同为主的政治信仰、以解决国家和民族认同为主的民族信仰、以解决生命与人格认同为主的道德信仰。
  政治信仰是基于?θ死嗌缁嵴?治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认知与把握,是对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图景与政治生活样式所作出的前瞻性判断。从一个国家的文化谱系来考察,归属于政治文化层面的政治信仰处于核心主导地位。政治信仰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治认同问题,关系着民族的整合度与凝聚度、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契合度,以及社会抗风险能力的强弱。习近平指出:“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10]对于执政党来说,政治信仰的丧失或动摇,无疑会演变为文化的灾难。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很能说明这个道理,即由于执政党的内部政治信仰的改弦易帜,对整个国家文化系统形成撕裂性的伤害,致使文化的凝聚与整合功能被严重弱化,进而使联邦分散成基于特定民族文化的巧个主权国家。因此,政治信仰的坚定与否,决定着文化系统的稳定性和内聚性程度,进而影响着社会制度的稳定和国家治理的质量。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是政治信仰的中国化表述和独创性运用,并以其唯一性、崇高性、真理性和纯洁性,成为文化自信的鲜明标志。它具有优秀的政治伦理品格,表征着崇高的价值诉求,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合乎人类社会运动的内在规律,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正是上述特质,使得理想信念能够在党员和群众中生成一种稳定、持久、执著的理性力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心理基石,有效发挥出文化在凝练价值理念、标识民族精神、抚慰人心、涵养秩序等方面的特有功能,成为文化自信的动力源泉,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进程发挥着引领和统御作用。   (二)理想信念以价值观凝结的方式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内核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11]这一论述,揭示出理想信念在文明演进、文化发展、文化自觉与信念中的价值中轴和精神内核作用。
  在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看来,“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的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12]32即是说,任何文化模式都会有一种凝结在文化之中的主导性观念或称之为文化价值观,表达着特定的文化心理取向。一方面,这种文化价值观内化于社会成员的观念系统,外显于人们的事物评价、价值排序、行为偏好和后果预设等活动之中,具有导向、规范和矫正作用;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价值观,“既影响到已有文化成果的取舍兴废,又影响到新的文化创造的取向和用力的大小。正因为如此,一个文化系统的价值体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该系统的体系结构的反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该系统的特质和发展演化方向。”[13]162在当代中国,理想信念既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文化价值观的高度凝结,决定着文化质的规定,对文化系统中各要素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结与整合作用,规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原则立场和发展方向。
  (三)坚定的理想信念经由掌控话语权的途径为文化自信提供力量之源
  在很多学者看来,文化本身是具有权力性的,主要体现为对人类精神秩序的营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葛兰西通过“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对接,揭示出作为权力存在的文化的力量所在;法国学者福柯则通过话语与存在之间关系的哲学考察,提出著名的“话语即权力”命题。在当代世界,文化话语权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形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关键手段。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4]86
  从文化权力的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所讲的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把握和掌控文化话语权,进而坚守和巩固意识形态阵地。习近平曾对党员干部提出严正警告:“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9]65-66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根本手段。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构件的理想信念的丧失或动摇,表征着文化话语权的严重削弱,在面对异质文化的侵蚀时,就存在成为异质精神或观念“俘虏”的风险。为此,必须深刻领悟理想信念在文化话语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在坚定理想信念中巩固和增强话语权,全面提升中国文化的主导力、渗透力、解释力、鉴别力和批判力,以对理想信念虔诚执著的认同和矢志不渝的坚守,为文化自觉自信提供力量之源。
  三、高度的文化自信:理想信念的深厚底蕴和坚实根基
  理想信念的坚定离不开文化土壤的孕育与滋养。缺失文化自信支撑的理想信念,要么会沦为乌托邦式的政治浪漫主义,要么会异化为时信时不信的政治投机主义。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唯有确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理想信念,才具有稳定、持久、执著、虔诚的信仰特性。
  (一)近代以来的文化自信重振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生成的思想基础
  如前所述,政治信仰居于文化系统的核心部位。缺乏自信、悲观萎靡的文化,必定是丧失信仰信念的文化,是被抽离了灵魂的文化。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构造是最基本的中国国情。在这些要素中,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形态的落后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被动挨打,一盘散沙凝聚力不强的深层根源,集中体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民族前途命运的迷惘,映射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焦虑和文化悲观状态。随着“天朝大国”之梦的破灭,出现了因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缺失而形成的文化“真空地带”。“五四”运动之前的半个世纪中,中华民族先后开启了“器物”强国、维新改革、英美式革命的寻梦之旅,但是均无法为摆脱民族危机提供信仰信念层面的精神“良方”。这表明,忽略文化基因传承的制度复制或移植,充其量只可视作一个冒冒失失的“闯人者”,无法落地生根。即是说,在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如果缺失自觉自信的文化土壤,要么会选择全盘西化,要么会沦人故步自封,这两种态度均不会结出理想信念之“果”。高度的文化自信对于理想信念的意义在于,既能在理论上发挥填密论证功能,又能在实践上发挥路径标识功能,进而达成理想图景与实践范式的有机统一。
  观察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中国文化演进历程,其基本逻辑在于:文化解构一文化选择一文化融合一文化自信重振一理想信念确立。近代以来,文化层面的变革构成了中华民族自强自救活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学校与科举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西学(以日本、欧美为主)与中学之争,中心议?}即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解构。但是,单向度的批判解构,无法解决民族命运前途问题,必须实现文化基因传承改造与新的文化元素融人接纳的双向互动。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发挥巨大理论威力,本身就是文化选择和文化融合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作为文化变革的主导者和引领者,将归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理想、革命道路和革命文化,是20世纪中国历史画卷中最为夺目的文化景观之一,也是重振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不同于之前的以批判否定为主的做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遗产。其一,把文化传承作为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5]707-708其二,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其理论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15]534以上论述有两层深意:一是在话语表达层面上,用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述与传播,易于为中国民众所接受;二是在文化融合层面上,只有传统文化的充分滋养,才能真正焕发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这场文化变革的硕果即在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6]1516正是由于民族精神的主动、文化自信的重振,才赋予中华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胸怀,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续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实现了现代性语境下中西方文化的义理交融,在中国民众中逐步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确立起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构建起了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相融通、具有高度文化自觉与自信的中华文化体系。   (二)文化自信为理想信念架构起强大的心理支撑体系
  文化自信体现为对自身所归属的文化体系的强烈的情感和心理认同,以及由此形成具有恒久性的意志品质。强化思想补“钙”,实现理想信念的虔诚而执著,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虔诚”标志着对政治理想的认同度和忠诚度;“执著”则表征着政治信仰的稳固性和持久性。由此可见,高度的文化自信与理想信念的虔诚而执著,二者的基本意蕴是相通一致的。理想信念的虔诚而执著,离不开心理层面的深层支撑。正是由文化自信所衍生的情感倾向和意志品质,强化着理想信念的忠诚度和稳固性。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自信,??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虔诚而执著的心理支撑体系――对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发自内心的相信和坚持不懈的践行,是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的“合金”,能够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袭扰与侵蚀产生强大的鉴别力和“免疫力”。
  反思过去,文化的悲观主义正是理想信念动摇或丧失问题的心理根源。我们所讲的理想信念动摇,从执政党建设的维度来说,是党内政治文化不自信的问题;从社会维度来说,是价值“虚无”、文化内聚力弱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主要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冲击,即市场经济的逐利逻辑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不当演绎,苏东剧变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所诱发的心理挫败感,西方文化渗透和价值观输出中“普世主义”的迷惑与干扰。这三个方面交互影响,对我们的文化自信形成严峻挑战。吴冠军提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确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离析,而在九十年代初则迅速解体(被目之为‘假大空’)。新世纪以降,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旧益笼罩中国人精神生活。”[17]这一分析是尖锐而深刻的,也正是我们今天强调以增强文化自信的途径来坚定理想信念的缘由所在。虚无主义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得以存续的根源即在于文化体系动员力、解释力和内聚力的弱化,进而出现“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以及“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9]61等观念和行为选择,反映出部分党员干部以及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偏移或离散、是非善恶标准混乱的状态,实质上是文化选择困惑、文化不自信的折射。
  (三)文化自信为理想信念提供认知底蕴和丰厚滋养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理想信念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内嵌于特定文化体系之中并发挥着统御作用的。理想信念的至信而深厚,离不开文化自信所固有的论证力、解释力、批判力来提供认知底蕴和丰厚滋养。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绝不是狂热的盲信,更不是肤浅的轻信,而是一种科学的理性信仰,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与深厚的文化认知底蕴。曾被美国学者福山断称为“历史终结者”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使得文化维度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形成了互相否定的紧张关系。近年来福山提出美国制度运行中的“政治衰败”问题,实质上是西方制度困境的文化投射。即是说,西方文化体系已经无法为其所标榜的制度模式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土壤,立基于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经过填密论证和实践验证得出的真理性判断。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想和制度模式,而且涵盖了人类文化所有可能的维度。“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意味着至真、至善、至美的内在融合和最后实现。”[18]170年以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之所以没有湮灭在各种“主义”交织、各种“思潮”混杂的文化汪洋之中,沦为文明的“被征服者”,关键即在于它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始终保持着先进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趋向。
  理想信念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它有着生动具体的呈现形式,且在特定的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中获取滋养。我们党的理想信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为核心内容和具体形式。理想信念的坚定体现为对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矢志不渝的坚守,并且以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广泛性、深厚性和持久性的内在特质及力量赋予为依托,使得理想信念更加饱满而富有活力。习近平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0]这种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凝结着中国文化体系的自信之根,汇集着理想信念至信而深厚的力量之源。概言之,如果“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著。”[19]
  四、文化进路: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的创新选择
  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是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需要我们在文化哲学、文化社会学、文化比较、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大视野中,既要厘清二者的逻辑关联与联结机理,又要突出创新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和“破”“立”结合,探索依靠文化自信之深厚伟力坚定理想信念的实践进路。
  (一)摒除“敌视”“俯视”和“仰视”的错误观念,确立科学的文化自信
  确立对待和理解文化自信的科学立场和态度,是发挥其对理想信念孕育和滋养功能的重要前提。在文化比较研究中,有“强者政策”与“弱者政策”之分。前者属于文化自大,如19世纪风靡一时的“欧洲中心主义”;后者则是指“一个落后的、贫弱的民族更容易看到自己的短处,看不到自己的长处,甚至把长处也看成短处,更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看不到别人的短处,甚至把短处也看成长处。”[13]11走出上述误区,确立科学的文化自信,需要矫正三种不正确观念:一是文化自信不能靠文化对垒或文化冲突来确立,要摆脱“敌视”态度;二是文化自信不是文化独尊或文化自傲,要摆脱“俯视”态度;三是文化自信无法靠移植模仿外来文化而确立,要摆脱“仰视”态度。文化自信从来不是建立在对其他文化的攻讦甚至谩骂的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把文化渗透、输出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使得文化被工具化,从来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他信”和“自信”。我们应秉持“有容乃大”“美美与共”的开放胸怀,大胆推介和宣传自己的文化,在交流借鉴、持续创新中增强文化自信;要有文化自醒与自警意识,坚决反对借用西方话语、西方价值体系和西方标准来分析中国问题的做法,保持精神独立性,以文化自信的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铸魂固本。   (二)消解文化民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风险,强化文化自信力建设
  近年来,借力于新兴媒体,涌现出很多草根性、娱乐性甚至带有“恶搞”性质的文化现象,比如各种选秀、山寨文化、丑化历史人物、社会热点的情绪化解读等。它们以“大众文化”自居,追求娱乐至上,认为信仰信念是精英文化者的事,与己无关,体现出明显的反精英、反权威、反经典特点,具有文化民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危险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会严重削弱理想信念的文化根基和社会基础。为此,应增强文化自觉自醒意识,把“文化自信力”建设作为一项重要课题对待。一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构建起相互?通、相互支持、协同发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切实增强主流文化的统御力和主导力;二是着力于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形成文化兴国、文化强党的良好氛围,切实增强主流文化的逻辑论证力、现实解释力、话语表达力和思想批判力;三是充分发挥文化的价值涵养功能,实现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结合,彰显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力、矫正力和影响力,消解价值观念“碎片化”风险[20]。
  (三)防范“剧场效应”和“两面人”现象,提升党员干部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责任决定着,党员干部是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的主要推动者、忠实践行者和引领示范者。能否胜任上述角色,关键在于能否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离不开深厚的人文素养以及由此所积淀形成的崇高精神境界之基础。现实中的“剧场效应”和“两面人”现象,正是这种基础薄弱的外在表现。“剧场效应”是传播学中的概念,意指在剧场这一高强度的感知领域中,由戏剧演出所激起的强烈的情感体验和心理震憾,会随着空间的变化而逐渐淡化。这种效应也在一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践行中得到体现。比如,在革命圣地体验生活、参加英模事迹报告会、作理想信念教育讲座等场合,很多干部在现场的情感状态与离开特定场域后的巨大反差,即是这种效应的映射。近年来,习近平多次批评党内口是心非的“两面人”现象,他指出:“大量案件表明,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腕高得很;有的公开场合要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师”。[21]“剧场效应”和“两面人”现象是一种消极的文化力量,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存在与作为,会对增强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为此,应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的人文素养与精神境界,这是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的题中之义。
  人文素养是经由后天学习与修为而获得的,是一个人内在的情怀、品位、涵养、人格和境界的外在呈现。提升党员干部的人文素养,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文史知识学习,广泛阅读哲学、文学、历史等领域的经典著作,潜心感悟穿越时空的思想价值和智慧光芒,奠定广博而丰厚的文化底蕴;二是勤于思考,形成自己对于生命、生活、社会的独到见解和态度,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转化成自己的人生智慧和思辨能力;三是强化奉献意识,提高思想境界,以为群众办实事、解困忧、谋福扯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树立深沉而诚挚的群众情怀;四是调整心态,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时刻检点自己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觉选择乐观、高雅、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培养优良的生活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情趣。
  (四)抵制庸俗腐朽政治文化的侵袭,增强党内政治文化自信
  相较于广义的文化范畴而言,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对坚定理想信念的作用更为直接、更为关键、更为根本。习近平指出:“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22]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它在历史中生成、在传承中创新、在实践中丰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精神标识。对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高度自信,是党员于部坚守理想信念、增强政治定力的内驱力量。第一,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源于真理的力量,要突出理想信念的真理性特点。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做到真学、真懂、真用,要切实解决“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23]的问题,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视野中,弄通搞懂我们所坚守的理想信念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在坚守真理中增强理想信念的坚定性。第二,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源于道义的力量,要突出理想信念的价值性特点。缺乏人类基本善和正义理念支撑的政治文化,绝不可能激发出持久的自信力量。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的术治理论一样,尽管迄今无人能否定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几百年来,对于其“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政治无道德论调,鲜有国家、政党或政治家能够有充分的自信,公开宣称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理论遵奉。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内含着崇高的价值诉求和强大的道义力量。党员干部应坚守和践行以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政党价值观,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宗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使我们所坚守的理想信念牢牢占据在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第三,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源于实践的力量,要突出理想信念的实践性特点。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面对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现实矛盾时,能够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自觉做到大公无私、舍利取义、明辨是非、扶正祛邪、以苦为乐,以共产党人的先进行为增强理想信念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第四,党内政治文化自信源于批判的力量,要突出理想信念的批判性特点。一方面,要勇于、善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揭露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迷惑性和悖谬性,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拧紧思想“总开关”;另一方面,要正视并祛除党内政治文化中掺杂的圈子文化、厚黑学、关系术、官场术等不良文化现象,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具,净化优化党内文化生态,为理想信念的深沉而执著提供丰厚滋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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