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群众社会运动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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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群众社会运动的遗产

　　摘要：群众社会运动作为中国传统中既已存在的政治互动与参与模式，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导人主张深入群众、率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探索出许多政治互动与参与的新形式。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政治改革、民主参与呼声日益强大的今天，我们再一次思考在发展中中国扩大政治互动与参与的可能途径，这在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方面还是有所裨益的。
　　关键词：群众运动；政治互动；土地改革
　　中图分类号：D0-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6-0005-02
　　
　　本文以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建立初期土地改革为例，通过对毛时代中共对群众运动的开展、领导艺术的回顾，分析群众社会运动的双刃剑作用，参考亨廷顿等学者关于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治参与的看法，结合当前中国国情，进一步分析在急需扩大政治互动的今天，毛泽东时代的群众社会运动对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与建设的意义。
　　一、毛泽东时代的群众社会运动的艺术
　　谈及群众与权力关系，埃利亚斯?卡内提在其著作《群众与权力》中指出，群众通过加入人群获得安全，而领导通过远离并控制人群获得权力。故而一方面，群众拥有权力；另一方面，群众又不幸沦为权力的对象，领袖只有通过对群众有力的引导和控制才能获得权力，成为历史的舵手。
　　回顾20世纪中叶的历史，中共在中国的胜利正是通过对群众运动智慧而有力的引导实现的。
　　1.群众运动前中国农村的状态
　　正如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的，农民是极为保守和传统的，他们“抵制变革……敌视城市；埋头于家庭；关心本村；怀疑甚至敌视那些带来变革的人”[1]242；在中国，农民对于革命的不敏感乃至冷漠在土地改革之初也十分明显，由于地主阶级的长期压迫以及对于政治生活的远离，农民对政治保持着一贯的敬畏心理与冷漠感，在农民的心中，革命――如果他们真的知道有革命的话――只是那些于己无关的年轻学生的事情。
　　农民对于变化与革命的漠视，领导者权威的缺乏使得群众运动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如同一盘散沙，但也正是农村社会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使得突破现有社会结构、形成新的团结的群众群体有了可能，为群众运动的组织构建提供了社会基础。
　　2.群众团体的形成与扩大――戏剧诉苦与批斗会的作用
　　土地改革的第一步是激起民众的参与热情，形成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众”。毛泽东时代的国家领导人主要采取了戏剧诉苦和批斗会两种方式对农民进行动员。
　　批斗对象是经过领导人员精心挑选的：这些人不能是顽固不化的，但也决不能轻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只有存在一定抵抗，但最终达到胜利的批斗会才能更好地激起群众的感情。并且，革命领导者往往事先挑选培养出积极分子，在批斗会上带头控诉，以引起公众情感的共鸣与愤慨。随着参加批斗会人数的扩大，农民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软弱，从而逐渐变为群体中胆大妄为的一员，反抗情绪会如电流一般迅速传遍全场，给那些从未见过农民打地主的民众巨大的震撼，农民的激情得以点燃。
　　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集体心理”的支配下，群体中的每个人渐渐脱离个人观念，形成渐趋一致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求。在土改的过程中，中共对农民实际利益予以切实关怀，逐步引导人们“挖苦根，吐苦水”，进而启发其认识到不幸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的不平等，通过这种方式，中共所宣传的平等、土改等渐渐深入人心――对同样的敌人的愤怒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迅速缩小。而对于平等的渴望与追求使得人们不断聚集，群体不断扩大，这种追求平等，要求土地与政治地位的一致心理使这个在中国占据巨大比例却一直不甚活跃的农民群体逐步形成了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众”，其力量不可小觑。
　　3.群众运动的开展与稳固――农民协会的组织作用与群众运动的生活化
　　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不同，中共的政权力量直抵村落内部。通过戏剧、诉苦等情感攻势，随着土改的进一步深入，群众运动早已以一种较容易接受的方式走进了乡村人的生活。一方面，随着农村社会传统统制单位权威的破坏，农民的一切事物，大到政治斗争、土地分配，小到家长里短、邻里矛盾都归农会管理，农会地位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通过阶级的划分与认定，农民根据阶级拥有了政治地位与权力，参与群众社会运动与革命的热情大大提升。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把分散的个体转换成有组织的群众，并对他们实现强有力的引导，将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合力，打击共同目标。
　　二、毛泽东时代群众社会运动的理论基础与双刃剑效果
　　从上文可以看出，群众一旦形成，其影响力与破坏性都是巨大的；而群众的盲目与无知的特性又使得群众社会运动实际上可能被不同性质的团体利用，这就使得群众运动成为了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控制良好、情绪高涨的群众社会运动可以帮助领导者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实现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不合时宜与脱离控制的群众运动又会使得政治向着“左”的方向倾斜。在中共土改以及之后取得政权的过程中，群众运动既是一种利用群众稳定政权、取得合法性的方式，又是一种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还政于民达到合理决策、提高民众积极性的方式，这样的良性循环成为中共胜利的最大政治资源。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如鲁迅所说，“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自大”，十余年后的一系列群众运动由于左倾冒进、失去控制，给中国政治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群众运动双刃剑效果的另一层含义是国家政策支持者与反对者对于群众运动的不同利用。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群众社会运动成功的原因源于同时代领导人拥有的较为下层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对人性、群众心理学的熟悉运用，但群众心中对集体权威的迷信与趋同一致的渴求同样可能被国家政策的反对者利用，并依据这一传统来聚集对于官方政策合法性的质疑与反抗。
　　三、转型时期，政治发展促进政治互动与参与的扩大
　　1.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的发展启发民智，让人们认识到了改变的可能与自我的存在，从而产生了政治参与的愿望
　　传统社会一成不变的政治状况使人们对于自身能力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变革，更没有参与政治、控制社会发展方向的信心。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政治的巨大变革让人们认识到了变化的可能与重要性；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教育的发达启发民智，传媒技术水平的大幅提高让西方发达国家民主、自由等思想不断传入，诱发、强化了人们寻求政治地位，参与政治决策，争取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权益的意识与愿望，刺激着人们不断投身于政治活动，要求政治互动与参与的扩大化。
　　2.发展的转型时期又是矛盾突发期，团体意识的催生助长了群众扩大政治互动与参与的需求
　　在发展的转型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各种矛盾突出涌现，“现代化不仅引起阶级意识，而且还引起所有新兴集体的意识，如部落意识、区域意识、种族意识、宗教意识以及种姓意识和阶层意识、行业意识和社团意识。”[1]290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政治参与大多是因为相似的团体诉求，团体意识的形成是低地位者加入组织、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动因。
　　3.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新阶层结构的固化导致人们对地位变化的要求
　　见证了一系列变化之后，尚未实现完全平等的发展中国家会出现一定时期的新阶层结构的固化，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具有对高水平经济生活与政治地位的需求，但尚处于社会较低水平的民众希望通过政治互动与参与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李普塞曾有过精辟的论述：‘社会阶级结构越开放，工人阶级越是对政治漠不关心；反过来，社会分层越僵硬，工人阶级越可能发展出强大的政治活动形式。’”[2]103当今中国“富二代”与农民工子弟的对比就是鲜活的实证，财富的拥有者同时占有着重要的政治、教育、人脉资源，使得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固化，而农民工子弟由于财富与教育的缺乏大多仍沦为社会底层。然而此时，民智已开的公众已不满足于固化的阶层现状，“新贵族”、“新贫困阶层”的出现与固化进一步激发了下层民众对于政治互动与参与的热情。
　　结语
　　如上所说，处于发展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不断促进政治互动与参与的扩大，“一个政府强大稳定与否，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频这二者间共振，奏出政治上的谐调”[1]56。
　　对于民主参与及政治制度化过程，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内比斯特曾预言，“民主政治从低到高需依次经过代议民主、参与民主和自治民主三种不同形态”[3]68，可见，政治互动的扩大与民主的实现需经一个由沉默的大多数，到群体声音的表达，再向公民个人利益的诉求转变的过程，而表现在中国政治发展中，则应是一个从精英政治到群众参政，再到公民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我认为，当今中国仍处于前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一方面，处于发展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教育传媒的发达使得人们参与政治互动、争取自身权益的意识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传统观念中个人意识的相对缺失与现实社会中公民意识发育的不完全，使得中国的政治互动尚未拥有个人直接参与政治互动的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这种处于过渡阶段的民主参与强调通过集体性的政治互动，允许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众事务，以保障民众多元化意见的表达与权益的维护。而毛泽东时代的群众社会运动正是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中国可能的政治互动途径。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群众运动的过激与失控可能给政治带来深重的灾难，但这样的灾难是可以通过运动领袖的引导与控制得以避免的。而群众运动可能同时被政府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利用的双刃剑效果，使其重要性愈发凸显。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但新中国建立前后领导人发动群众、引导社会运动、扩大政治参与的智慧与艺术却是留给中国政治的一笔巨大遗产，惠泽至今。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2][美]塞缪尔.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熊子伟、欧永宁.5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理论及实践基础[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