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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体系之庞大、影响之深远，决定了佛教文本跨文化传播的复杂性。佛教文化翻译的可译度成为当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以功能目的论为理论指导，在分析归纳了常见佛教文化语言元素后，提出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选用各种变通手法，采用直译、意译、文化释译等多元化传播策略，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意图，肩负起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融。
【关键词】佛教文本;跨文化传播;策略
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以体验佛教文化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在我国方兴未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古老而神秘的佛教寺院吸引了众多国际游客流连忘返，体味佛教的哲理、教义与经典内涵。据统计，中国现有佛教寺院2万多家，仅河南就有少林寺(中国佛教禅宗祖庭)、白马寺(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和大相国寺(宋代皇家寺院)等寺院享誉中外。由于很多佛教用语涉及梵语的本义，其文化翻译的复杂性与可译度成为佛教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焦点，也是当今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翻译实质
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翻译的任务是用目的语中恰当的表达方式解释与表达源语文化，把一种语言的文化内容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化内容，尽可能减少信息传译过程中的文化缺失。翻译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选择过程”[1]。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有权在信息取舍、策略选择、译文制造等方面做必要的变通，尽可能将文化不可译性转化成可译性，追求原文与译文文化“功能对等”，即“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2]。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者在译文制造过程中，处理的不仅仅是语言，更重要的是体现语言反映的世界。译文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两种文化的掌握程度，即跨文化能力。作为文化中介者，译者要“促进不同语言与文化、不同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交流，即通过构建或平衡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来释译他们之间的表述、意图与期望”[3]，以实现译文的交际意图。
中国译者要了解外国文化，尤其要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不断将这两种文化加以比较，才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介给外国读者，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二、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的佛教文本翻译原则
功能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学说。该理论创始人弗米尔认为，翻译是“人类有目的的行为活动”，“每一文本都为特定的目的而制造，并服务于这一目的”，“结果决定手段”[4]。因此，包括直译、意译在内的任何合理有效的方法，只要能提高文本的可读性，均可灵活使用。他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翻译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翻译即文化互动。翻译过程遵循三大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目的原则，指翻译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过程;连贯原则，指译文在译语文化中要连贯且有意义;忠实原则，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忠实程度取决于译者对翻译目的及原文的理解程度。
功能目的论补充与发展了传统的对等论，是现代翻译理论的重大突破。目的论于1987年传入我国，不仅拓宽了国内的翻译研究视野，而且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应用翻译的研究极具指导意义，对解决忽视读者和传播效果等因素造成的硬译、死译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在跨文化传播中，译文的功能与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传播信息、感化受众。根据目的论，译文应发挥与原文在其文化语境中的同等功能，顺应读者的心理期待与信息接受的思维模式，即译文与读者的认知环境必须是连贯的。因此，译者应充分考虑读者的认知能力和心理感受，充分考虑文本的特点与功能，在正确传达原文文本信息的前提下，有效发挥译文的优势以增强感染力。
佛教西汉时从古印度传入我国，与道教、儒教等本土宗教结合，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按照目的论，佛教文本的对外翻译是为满足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并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解异域文化的机会，从而达到文化出口的目的。因此，翻译原则应“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5]。“以中国文化为取向”，就是要尽量保留文化信息，满足外国读者探知中国佛教文化的阅读期待。“以译文为重点”，就是要从读者角度出发，适当调整信息的针对性，帮助读者克服文化障碍，促进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交流。
三、佛教文本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佛教是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其体系之庞大、影响之深刻，决定了对外翻译的复杂性。根据目的论，译者一定要认真分析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包括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等)，选择正确的翻译方法，制造出有价值的译文来。常见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包括直译法、意译法、释译法等。
1.直译
佛教用语中包含很多梵语音译过来的词汇。梵语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由于人们对梵语所知甚少，翻译中出现了不少误译、死译现象，影响了翻译效果。大多数佛教用语的翻译可采用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法。
梵语词汇翻译时不能以汉语为源语，而应找到其真正的源语——梵语，直接引用梵语音译，既省时省力、忠于原作，又保留了梵语原文的神秘色彩，直接展示给目的语读者，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直译作梵语为“Sakyamuni”，其中“Sakya”是种族名，意为“能”;“muni”是尊称，意为“仁”，其他诸如“the Blessed Lord” 或“the Salvation”的译文都不够贴切，有可能引起误解。
实践证明，佛教尊称和常用术语的音译文本，通俗易懂，便于记忆，其独有的文化韵味有助于引起读者心中的共鸣，缩短与中国文化间的距离。如“阿弥陀佛Amitabha Buddha、阿育王Asoka、如来佛Tathagata、轮回Samsara”等。
就交际负荷而言，各类交际信息中至少有50%称得上是“冗余信息”[6]。译者在翻译中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限度，恰当调整原文的信息负荷，做到忠实直译。以“殿内立有护卫神伽蓝、护法神揭谛诸神”为例，“护卫神伽蓝、护法神揭谛诸神”即属于交际价值不大的低值信息;若一对一地直译为“divinities such as Jialan，the Guardians of the Sangha and Jiedi，the Guardians of the Law”时，无异于为外国读者设置文化障碍，降低说理连贯性与交际流畅性。在改译成“all divinities”的过程中，译者果断地删减了部分低值信息，用简明扼要的文字传达出原文的内涵意义，以不等值的对应信息换取了等值的接受效应，可谓真正忠实于原文的直译。
2.意译
佛教语言大多来源于佛教教义，宗教文化的差异为翻译造成了大量的跨文化冲突。译者在正确理解佛教教义的基础上，必要时可使用意译法，将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使译文流畅、简洁与可读，使读者产生共鸣和联想，以收到弥合文化差异，实现跨文化传播之功效。
以佛教词汇本土化为例，大量佛教词汇已融入汉语词汇中，常见的佛教用语“缘”就是一个体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的特殊词汇，文化个性十分突出。佛教定义的“缘”指人对外界的主观反映，在梵语中对应“pratyaya”的译意。“缘”字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衍生出“报应、幸运、因缘”等意思。译者可根据上下文语境，分别翻译作“fate、luck”或“reason”等，帮助读者体悟一词多义的丰富内涵。
“菩萨”形象来自印度佛教，是如来佛的得意弟子。有译者将其理解为仁慈的圣人，用“a kind and saintly person”意译出该专有名词的联想寓意，同时还兼顾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接受能力，可谓煞费苦心;但从另一角度看，该翻译很大程度上舍弃了佛教文化的中国风味，宗教色彩的缺失意味着剥夺了外国读者接触、感知异域文化的机会。因此，在佛教文本跨文化传播中，应尽量避免使用这种意译法。
3.文化释译
对那些影响理解的专有名称、佛教尊称等用语，译者在对该概念透彻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意译加注释详述其意义，从而使缺省的文化在译文读者的交际行为中发挥作用。从对外传播角度看，这种异国文化的新鲜血液有助于补偿目的语读者可能产生的意义真空，是推广佛教文化的绝好方法。实践证明，适当的背景解读与释义有助于提高文化的传达率。
语言与文化的共通之处是各民族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基础。在求同存异的文化融合中，译者若能将阐释法与类比法恰当地结合起来，借用目的语中类似比喻来表达源语文化内容，有助于缩短读者与中国文化间的距离。如“慈悲”一词在我国多用来形容女性，“观音菩萨”常被译作“Bodhisattva，the Goddess of Mercy”;但外国人对此不甚了解，西方佛教经典中观音菩萨也通常为男性形象。这时，译者有必要进行相关的文化补充，或再将“观音菩萨”与“圣母玛利亚”进行类比，可以让读者看出两者“慈悲”的异同，更容易帮助读者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四、结语
翻译是一种“动态”滚动的解读与阐释，因此，探讨翻译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脱离人们的认知水平、接受水平。译者应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尊重他们的阅读习惯、欣赏水平与审美情趣，努力克服交际障碍，促进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功能目的论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学说。目的论主张，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选用各种变通手法，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意图，做到真正意义上忠实于原文。佛教文本侧重于文化信息的传递与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灵活的翻译策略帮助译者将各种文化不可译性转化为可译性。因此，功能目的论对佛教文本翻译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世界，离不开翻译这座桥梁，广大翻译工作者可谓“任重而道远”。“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能走多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工作的力量。”[7]翻译工作者不仅有义务向本国读者介绍异域文化，而且有责任将本国文化推向世界，提升文化传播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融。
参考文献：
[1]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J].中国翻译，2004(3).
[2]贾文波.汉英时文翻译教程[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3]Katan， David. Translating Cultures—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s Mediators，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5]张宁.旅游资料翻译中的文化思考[J].中国翻译，2000(5).
[6]Nida，E.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Leiden:E.J.Brill，1964.
[7]黄友义.发展翻译事业，促进世界多元化的交流与繁荣[J].中国翻译，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