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子强,阜新市区号,仲裁案
2009 年 8 月，以搜狐网率先开辟全国首家专业的网络纪录片频道为标志，中国纪录片开启了跨媒体式发展。除了各视频网站陆续开设专业的网络纪录片频道之外，网络社区、社交网站、众筹网站在对纪录片发展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直接介入中国纪录片的生产和传播。时至今日，中国纪录片的跨媒体式发展进行得如火如荼，“网络化生存”现象更加眼花缭乱。
长期以来中国纪录片形成了以体制内电视台为中心的传统产制格局。然而自 90 年代后期以来，在日趋市场化、娱乐化的媒体环境下，中国纪录片的生存一度维艰，存在着播映渠道被挤压、缺乏市场动力等问题。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后，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在中国媒介格局中发挥越来越大社会影响的时候，是否会开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新阶段？从媒介形式上看，互联网与传统电视媒体相比具有海量存储、互动性强、自主选择等优势，于是为许多学者、从业者所看好，被视为中国纪录片产业的一股春风和解决发展困境的机遇。
如何去看待互联网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影响？如果单从互联网的技术潜力出发，而忽略了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语境，乃至“国家—媒介—市场—社会”的多重维度，就可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桎梏。于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作为一种新技术的互联网，在此视角下反思互联网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影响和意义，就成为本文的逻辑起点和立场。
一、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
纵然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技术的普及和发挥效力，是近二十年才出现的，但是对于技术的讨论——技术的性质及其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却是由来已久。在“如何看待技术发展”这一问题上，有一个影响颇广的流派就是技术决定论。其基本观点是，技术是一个独立因素或者一种自主力量，技术进步则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一个固定的、从不先进到更为先进的路线。而批评者诟病技术决定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并忽视具体的历史、社会及政治经济背景对技术的形塑和影响。
如果不能说是完全被否认，技术决定论至少沉寂了一段时间。而近些年来，“新媒体”的到来似乎又将冬眠的技术决定论再次唤醒。其中的一个例子是，西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理论，宣称新的传播技术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的信息时代，“必将会把人类带入一个高度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国”。这从中国 90 年代的畅销书中就可见一斑，例如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等等，为我们勾画出新技术本身所带来的奇迹。
类似的症状还表现在人们对互联网充满无条件的乐观主义期待之上，认为互联网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传播技术，其影响是过去任何媒介无法比拟的。同时人们对于互联网有了更多其承担公共领域功能的期待 ：互联网技术使得在哈贝马斯那里已经衰落的公共领域在当代社会重新复活——因为互联网有着传统三大大众传媒所缺乏的互动性、海量以及匿名交流，互联网有可能成为理想的、开放的、公平的、自由的公共论坛，成为民主交流的社会平台，公共领域的曙光重新显现。
由于互联网的互动能带来真正的对话和协商，而海量信息的咨询和教育功能能够带来“理性、文明的公众”，因此它可以最终“使公共领域获得新生或将其进一步扩展”。类似观点不在少数，并有强大的影响力。
面对新时期的技术决定论，许多学者重新披枪上阵，以锋利的笔调撕开了互联网的神话。
首先就是对作为一种新传播技术的互联网的祛魅。与传统媒介相比，互联网的“新”在何处？如戴维·莫利所强调的，今天我们总是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数字时代的“新”，归根结底，这个“新”与 19 世纪 40 年代电报技术发明指出的“新”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他希望互联网新媒体研究应该超越新、旧媒体的二元对立，并需要质疑新技术能为人类生活方式带来的哪些重大改变。莫斯可在《数字化崇高》中他勾勒了一幅 90 年代互联网泡沫的技术、文化和政治图景，通过对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传播技术史的考察，莫斯可认为赛博空间的兴起不过是又一次这样的尝试而已，而并不是人们所迷恋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的神话，成功破除了“对电脑、互联网和赛博空间的‘迷思’”。
丹·席勒通过追溯互联网技术的起源和发展，看到了“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广义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脑网络空间远未将我们带入一个高科技伊甸园，相反，市场体系正在借助其中为人熟知的作用迅速将其征服。无处不在的计算机网络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相结合，大大拓宽了市场的有效范围。实施上，因特网恰恰是由一个跨国程度日渐提高的市场体制中的核心生产与控制工具组成的。”
丹·席勒以冷静的笔触，展示了网络的发展并未改变现存社会的权力关系和消除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长期弊端一一不平等及以强凌弱，相反地，数字资本主义恰恰助长了这些弊端。
如果不考虑互联网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其前途是惊人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传播技术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客观上制约了传播技术的应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一些观点脱离了技术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没有考虑社会需求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而是孤立地从技术本身的优越性出发得出结论，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然而，在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中，技术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消费者的需求所驱动的，往往相反的是，甚至主要是由公司的需求或反映资本需求的技术研究的规律所驱动的。
弗里曼（Des Freeman）考察了信息传播新技术实际上是如何被发展起来的。正如他指出，“互联网的发展本来可以以更多形式展现，但最终还是不断地接受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塑造。最终，互联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被改变，在公司和政府的坚决干预下，遵照新自由资本主义倡导的消费主义和竞争规律从一个非商业的信息交换技术改造成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私有和贸易交易的工具。”
可见由于互联网变得商业化，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合理性在生活领域的最终延伸”，而使得“公共领域实际上在网络社会变得更为干瘪了”。
西方的批判学者通过研究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经济因素，揭开了产生于资本主义环境下的互联网的迷思。至于破除互联网神话的意义，正如莫斯可指出，只有当诸如电话和电脑这样的技术不再是神话般的崇高偶像，而是迈入平淡无奇的寻常世界，即当它们不再扮演着乌托邦想象之源的角色之时，它们才会成为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动力。
具体到中国的互联网研究，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通过考察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看到了中国政府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在推动互联网建设上所起到的主导作用。而作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发明的技术，互联网在中国的成长是在“更加严格的控制环境下被培养、定型以及参与竞争的”。
这就使得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情境跟西方社会的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中国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赵月枝亦做了精辟论述 ：中国近三十年的“数字革命”，是由“根深蒂固的专家治国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理性所激发，主要由军事和工业的需求以及国内官方利益群体、国际资本、城市中产阶级消费喜好等复杂的利益关系所驱动”的。同时赵月枝也看到了，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对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进步做出了贡献的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出现十分不平衡的发展状况。于是她最后抛出的问题（这也是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立场）是，我们是否可以指望信息与传播技术所驱动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可以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公正？
在此视野下，本文认为互联网不仅作为一种纯粹的技术力量，而需要在国家、市场、专业性力量的权力格局中，去解读互联网技术对于中国纪录片生产和传播的影响。特别是，纪录片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不能完全以利润最大化的标准来衡量。正因如此，本论文的研究问题，应该从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供“展开自由、开放、公开、平等、公正和理性的交往之空间和保障，而且在多大程度上，处在其中的传媒以其实践，为这种交往之展开扮演了平台和服务的角色”来考察，进而以此作为立场 ：互联网技术能否带来纪录片的内容多元、消费自主和民主参与的机会，而不仅仅停留在互联网是否能够促进中国纪录片产业做大做强的逻辑之上。
二、互联网环境下纪录片的生产主体
毫无疑问地，新技术打破了体制内影像生产的壁垒。中国传统的影视行业是一个体制封闭的垄断性行业，传统上纪录片生产以体制内电视台、制片厂等专业机构为主，而 DV 摄像机和数字编辑系统为标志的影像生产工具则宣告了“业余电影时代的到来”，有助于更多国人尝试纪录片和实验电影，从而使中国电影更加民主化和个人化。普遍认为，独立纪录片发轫于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而真正开始蓬勃发展乃是到了新世纪以后，其中以 DV 设备为代表的新技术成为最重要的推手。然而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却没有向人际传播圈子以外的人展示其作品的大众传播渠道。
以视频网站为主的互联网应用则提供了一个影视内容的集成整合平台，使得各种业余爱好者制作的影像获得了更高的能见度（visibility），并超越本地化公众，进入更大的传播范围。
2005 年正式运营的土豆网以及 2006 年正式上线的优酷网，都是以“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为自身特色。而在 UGC 纪录片方面，优酷网秉承了其巨大的 UGC 资源库的优势，秉承“我爱视频，我是拍客”的理念，鼓励纪录片的个人化、多元化创作，其表现也是最为突出的。一些 UGC 纪录片的制作虽然粗糙，但却有着丰富的纪录视角和对社会现实热点事件的反应速度。这是寻求差异化竞争之路的视频网站重视 UGC 纪录片的主要原因。
虽然理论上来讲，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拍客以及网络视频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然而个人创作的影片想要在互联网蓝海中凸显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至少在现阶段，普通的网络拍客同专业创作者之间的界线还是十分明确。尽管拍摄和制作设备的价格日益趋于平民化，但设备的近用（access），不代表专业水准的提升。因此，选题的重要性（乃至趣味性、时效性）、拍摄的考究、剪辑的精良、后期处理的水准，这些条件的门槛非降反升，越来越成为网络上 UGC 内容脱颖而出的保证。对于视频网站来说，质量参差不齐的 UGC 内容无法带来有效的盈利模式。根据 CNNIC 对网络视频用户的调查，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用户会选择观看原创、自拍或 DV 秀内容，甚至在所有类型里（包括电影、电视剧、新闻、体育、动漫、纪录片等等），UGC 的关注比例是最低的，“非专业内容制作机构的原创内容对视频网民的吸引力非常有限”。为了盈利，视频网站转而发展并构建专业的影视资源库，争夺热门的正版资源。从而，由 UGC 逐步向 PGC（专业内容生产）模式迈进成为了发展趋势。
其次，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都加大了对视频网站的审查和内容监管，视频分享类网站也加大了对于不合规的 UGC 内容的及时发现和删除的反应力，以最大限度减少分享类视频网站的政治性运营风险。独立影像创作和传播不仅牵涉到各种规制政策，也关系到版权方的经济利益。如果认为“进入网络时代的独立影像已完全跨过了制度、经济和技术的门槛”，似乎未免过于乐观。
通过对互联网上纪录片来源的考察，就会看到网络视频上纪录片最主要的内容提供方依然是以电视媒体及专业影视公司为主的行业内制作方，他们凭借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一贯的专业能力，也是国产纪录片最重要的生产方。目前，绝大多数行业体制内制作的纪录片是仍然以电视作为播出渠道而制作的，而网络只为二次传播提供可点播和多次观看的途径。随着各大视频网站开设纪录片频道，行业体制内制作的专业纪录片以系列栏目、专区、单集节目的形式，填充了网络纪录片频道的主要内容。电视纪录片和网络纪录片在内容上的同质化程度以及受众资源的共享程度越来越高。不仅在时间长度、片源数量上居多，电视纪录片节目的点击量也占得榜首，且收视热点高度一致——网络上播放量较多的纪录片也往往是电视热播的节目。
由表 1 可看出，国内领先的搜狐视频网络纪录片频道位于点播量前十名的片目都是来自国内电视台或影视公司 ；而在以 UGC 内容作为特色和优势的优酷网中，点播量名列前茅的纪录片也主要以电视纪录片为主（见表 2）。总之，视频网站基于商业因素和版权风险的考虑，更倾向与专业机构生产的、电视台已经播出过的影视节目合作，而业余的、用户上传的影视内容无法带来稳定的流量及盈利模式。除此之外，国家一如既往地是纪录片生产的主导力量，国家政策强有力地支撑体制内纪录片制作，并严格监管着网络流通的网站自制和网友原创内容。再者，专业性力量在包括纪录片创作在内的整个影视产业的主导力较强，专业创作者与普通网络拍客之间、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依然很明显。
这些因素都使得，在广阔的互联网蓝海中，一部纪录片想要脱颖而出，抵达受众，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既需要有专业性制作作为保障，又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加以商业推广和运营。
在网络新媒体纪录片的生产主体中，除了行业内制作方和独立纪录人之外，视频网站开始涉足纪录片生产，成为一个重要的纪录片生产方。商业性视频网站是以技术和市场为发展原动力的。
在获得了初期的跨越式发展之后，视频网站开始涉足纪录片生产和开办纪录片频道。目前包括搜狐视频、优酷网、爱奇艺网、凤凰视频等都开设了纪录片频道，而比较知名的网站自制纪录片栏目有搜狐视频《搜狐大视野》、优酷网《记录者》等。一方面，视频网站希望通过自制节目来应对高涨的版权成本，另一方面，也期望通过特定选题和内容的纪录片类节目来吸引学历高、收入高、消费能力高的“三高”受众 ，以迎合广告商的要求。当然，视频网站通过纪录片来塑造媒体品牌，具有提升社会影响力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共诉求，而不以直接盈利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体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理念。
在生产机制上，还出现了商业网络纪录片的新形式。商业网络纪录片是由广告主提供资金与制作思路，委托视频网站或纪录片公司进行生产，并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的纪录片形式。在视频网站自制纪录片投资回报不成比例的背景下，与商业客户的合作，成为一种双方共同愿意探索的模式。例如由宝马 mini 汽车赞助、在土豆网上进行展播的纪录片《进藏》，其中就出现了明显的汽车品牌作为植入广告。而该纪录片的选题则使土豆网从用户搜索量以及建议中得出的，这种大数据的运用，使纪录片工业流程化得到实现。从而，网络纪录片的定制属性和商业气息越发浓厚。
内容方面，在网络上受到青睐的纪录片具有一些新取向，这也是网络传播的特点所决定的。
这就表现在，时长上缩短，出现微纪录片的概念；从形式风格上，走娱乐化路线，更加强调故事性；从题材上来说，更倾向于社会热点相关的现实类题材。相对来说，国家主流电视台制作的一些仪式性的、宣教意味较浓的主旋律纪录片和文献纪录片在网络上的传播效果不甚理想，网络传播对于中国电视纪录片“不接地气”的问题，无疑是一种有力的鞭策。这就使得如果中国纪录片创作不扎根于中国现实土壤，很可能会失去互联网上广泛的受众。网络传播使得受众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在当今，网络舆论和口碑的巨大影响力是没有人可以忽视的。
三、纪录片商业运营的网络传播渠道
当前，互联网对于纪录片的传播渠道价值日益凸显。首先，纪录片节目可以在视频网站上进行点播收看 ；其次，互联网已经成为了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影视节目的重要的营销渠道 ；再次，网络社区还成为网友对于影片乃至社会话题的互动讨论的重要场所。
曾几何时，数字媒体尚无影视版权的意识。过去跟其他影视节目一样，纪录片往往也是被网络视频商直接拿来挂靠。如纪录片《小人国》在 2009 年至 2010 年间曾在搜狐视频网站上免费挂放，并达到 60 多万的点击率，但已被撤下。随着影视产品的版权逐渐从传统媒体移植到数字媒体上来，这使得纪录片得以向网络媒体发行，也成为纪录片借助互联网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充分条件。
如今视频网站也同纪录片制作机构达成了版权合作，主要有免费授权、购买和分成三种方式。
视频网站的购买行为扩展了纪录片发行的市场，对纪录片销售价格也有所拉升。2010 年以前，国内纪录片市场的普遍行情是，纪录片向国内电视台销售播映权的每分钟价格仅为几十元，如此低迷的价格实际上是不利于纪录片创作和市场的培育。而随着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的开播以及视频网站加入版权交易市场后，纪录片每分钟销售价格有了几倍的提升。
当然，纪录片网络播放权价格的提高，实际上更多地是来自于央视纪录频道和回暖的纪录片市场所拉动的，视频网站还并未有加入对纪录片版权的竞买之中。在众多可以带来更大流量和广告效益的电影、电视剧面前，视频网站不可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放在纪录片采购和频道维护上。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网络渠道并不构成专业机构生产的纪录片发行的主要方式，但已对国内纪录片市场从提升交易价格等方面产生影响，并被业界寄予在促进和推动纪录片产业的积极作用。
此外，网络发行对于一直以来缺乏播映渠道的独立制作纪录片更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许多独立纪录片仍然处于通过互联网寻求被更多观众所观看和熟知、而非进入版权出售和盈利的阶段，然而包括优酷网、凤凰视频在内的一些视频网站已经开始探索与独立纪录片的版权合作和分成模式。
总之，随着版权在互联网的拓展，视频网站作为播映渠道的市场价值、广告价值逐步得到认可，同时网络口碑在电影宣传与推广中的作用也使得互联网的影视传播渠道价值不断提升，这些前提条件都使得人们对互联网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特别是构建成熟的市场和产业链给予极大厚望。
在这里，美国学者克里斯·安德森在 2004 年提出的“长尾理论”成为有力的支撑。长尾理论认为，过去一些无法通过传统的分销渠道为制作商带来利润、因而被打入冷宫的利基产品（Niche Product），受益于数字时代互联网的无限空间和所带来的“丰饶世界”，更容易为消费者所获得。然而，以互联网来推动纪录片产业发展和商业运营，是否能促进多种类型和样态的纪录片进入观众的视野？
对于依然相对冷门的纪录片而言，能够在互联网蓝海中聚集起来，建立成熟的盈利模式和产业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小众的纪录片要想在海量的存储空间被用户搜索到，并凸显出来，也似乎没那么轻松，寥寥无几的点击量甚至也不足以产生多大的影响和意义。
网友或机构仅仅将一部视频资源上传网站并分享，这是远远不够的。如前所论述的，整个网络视频的内容生产都呈现专业化趋势，专业性力量并未随着技术的普及和生产主体的泛化而在制作环节中有所降低。一部纪录片拥有专业制作和优质品质是非常重要的。而即便如此，要想在网络海洋中脱颖而出，也并非易事。网络蓝海中的一段视频，如果在标题或关键词设置中无任何噱头，其点击量即便不会为零（根据长尾理论），也十分有限。正如麦克切斯尼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该把有权利说话（发言权 ) 和让别人听我们说话的能力（被倾听的权利 ) 混淆起来。尽管互联网上存在着无数的视频资源，可以人们一般只会更多地集中关注一小部分。并且，作为人们获得所需要的视频资源的主要方式，视频搜索机制具有着强烈的促进隐形审查的功能。如果说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是把信息大批量地“推”给受众，而互联网的搜索功能则可以使网友根据需要把信息“拉”出来享用，但实际上，网络的这种“推”和“拉”的变化趋势是值得质疑的。
这就是说，在产品的商业运作、宣传广告无处不在的时代，仅仅是一部网友或机构上传的影片，跟视频网站放在首页推广的作品，点击率和影响力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如果为这段视频建立了内容页，点击量就可能达到几千、上万。一旦被视频网站放在了头条或显要位置，点击量就会成倍增长。
对于什么样的纪录片能被视频网站选中进行推荐，就成为值得检视的问题。在网站编辑对推广内容的选择上，首先，网站编辑基于专业主义的考量是首要因素。这种专业主义的考虑包括 ：是否符合网站定位、节目是否优质（能带来较高点击率）、是否与时下热点话题契合等。基于这样的考虑，网站编辑再对优质资源进行整合，以各种形式包装和推广。例如凤凰纪录片频道秉承凤凰卫视整体品牌的人文关怀精神，在选择纪录片节目上选择偏好人文、社会、历史类题材，而对于自然风光类纪录片的关注较少。而优酷网一直倡导的“热点、时效、原创、责任”理念，则明显地体现在纪录片频道的内容选择之上。
其次，商业运营也是不能排除的考虑因素，出品方希望与视频网站合作进行宣传推广，并通过版权交易和流量分成，在口碑和经济上有所获益和回报。如优酷网放于频道焦点图上的《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和《江南味道》等，都是出品方出资运营的项目。
在网络新媒体上，网站编辑也会通过内容编排等方式起到“把关人”的作用。事实证明，网站的编排对于提升节目的关注度和点击率是非常重要的。随着网络的推销价值被广告商们所日益看重，电脑网络空间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相比，广告与编辑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难以分辨“把关人”对于某些内容加以凸显的背后到底是商业性还是专业主义在起作用。如丹·席勒所指出的 ：在网上，商业与独立节目编排之间的界线经常被忽略，因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原创内容制作者和推销上更需要在题材样式及内容方面密切合作，以满足赞助商的需求。
不可否认地，互联网对于纪录片来说具有重要的长尾传播的意义，长尾内容能够让最广泛的受众得以获取成为可能，因此不管是在存在价值还是政治意识上都十分重要。然而是要强调的是，这些长尾内容是否能够得到广泛曝光，其中商业运营和行之有效的宣传推广策略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对于纪录片传播而言，互联网让两个“长尾”出现在用户面前——“一是纪录片本身作为影视节目中的非大热产品，其长尾效果初现，二是纪录片中本身为冷门的纪录片，也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那么通过考察当前视频网站的内容格局就轻而易举发现，电影电视剧娱乐节目等热门资源仍然占据优势地位，纪录片不管从规模总量、关注度、流量还是视频网站的投入精力都十分有限 ；即便是在同属于纪录片和纪实节目的类型，官方的、专业制作以及重视商业运营的消费主义纪录片在网络上获得的曝光度较高，而非官方的、民间影像或独立制作的影片则相对鲜有问津。可以说，纪录片在网络上的商业化运营所释放出来的长尾效应是充分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特别是对于非官方的制作来说更加具有风险性。而一些官方推动的网络资讯平台以及打造的纪录片产业链依靠权力力量的推动，从博弈的角度看，对网络长尾构成了反制。互联网对纪录片网站的解放效应并不是一直存在的，相反，来自商业和政治权力主导的反制力量，造成了技术解放能力的限制。即便以公共性为诉求的网站，例如良友纪录网，其公共性在商业和权力的挤压之下，也变得十分模糊和脆弱。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忽视纪录片的网络话语。网络社区使得观众可以参与到影片的讨论和对话之中，从而实现了电影意义的再生产。跟商业故事片相比，纪录片在网络空间上的话语较弱，参与者也没有那么大众化，这是由于纪录片在整个影视产业的地位、观众关注度以及纪录片评论的成熟度都相对不成熟，同时也跟国内纪录片行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属性较弱直接相关。
近年来社会反响最大的一部国产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网友对该片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影片内容、由内容所引申的文化情感话题、以及诸如食品安全等衍生话题的讨论上。
观众通过解读和评论纪录片，并拓展到衍生话题的讨论上，从而与现实议题产生直接互动。这种与现实的直接勾连是由纪录片的内涵所决定的，也是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之所在。这就使得纪录片的网络空间有可能会承载着更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公共诉求。当前这种话语还是成长性的，并伴随着国内纪录片资源的增多和纪录片产业的推进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四、结语
当互联网被纳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传媒格局之中，技术不再是决定因素，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地理、语言、民族等因素，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和决定着互联网的发展，这正如中国纪录片的未来必定还在其与国家、市场、社会、技术的互动实践之中。这就使得，如果抽离与国家、市场、传统媒介格局等多种权力因素的背景，而仅仅将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考察其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影响，这是远远不够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互联网只是影响纪录片发展的一种技术因素。如果认为技术进步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成就，是解决最深沉两难困境的工具，是推进纪录片发展的万灵药，那么这就过于简单化了。尼尔波兹曼在“前互联网时代”就已经看到了“技术产生的信息压制文化时，文化试图把技术作为手段，以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目的，但事与愿违，这样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互联网与纪录片产业结合起来，作为一种产业形式，本身并不足以解决中国纪录片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内容同质化和优质版权资源稀缺，不仅是电视纪录片的问题，也已经成为各网络纪录片频道的共同难题。
互联网虽然可以作为海量影视资源的集成平台，也隐藏着一系列控制与反控制，就目前看来，在互联网上的纪录片内容还远远谈不上真正的题材多元化、风格多样性、以及自由民主的公众参与。特别是一些网络纪录片通过定制，正在成为商业机构利用的形式。然而纪录片真正的诉求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凝聚社会共识，并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这些可能都不是纪录片作为文化产业形式和做大做强产业链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而要对于以纪录片为代表的文化产品背后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必要的反思。
当前互联网远还是一个未完成之物，尚处于发展之中。当下，我们能够看到纪录片网络化生存的一些可喜的局面。例如，网络视频拓宽了纪录片的播映途径和市场渠道，甚至有可能取代电视成为纪录片播出的最重要的平台 ；许多独立纪录片在互联网上得以传播，独立制作在网络环境下可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网络社区有关纪录片的乃至对于社会话题的讨论话语也在成长之中……而互联网同样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国家形象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中一直是重要内容，在网络环境下，纪录片的国家话语呈现式微的趋势。娱乐化态势则可能进一步加大，“视频网站对纪录片打包购买更像是不断在量上堆积，其品质无法保证，并且露骨暴力、吸引噱头的文字多出现在纪录片频道的版面之中”。这些问题都值得检视并持续关注。国家政策也不应只是囿于将互联网封锁在传统媒体管理体系之中，而是更多地保障和推动互联网技术在民主交流、多元参与、公共讨论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