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阴县邮编,松本亚希,宗馥莉照片
[摘要] 儿童良好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离不开父母适宜的养育行为，亲子情绪谈话是一种通过言语输入实施的父母养育行为，它能较好地预测儿童在情绪能力和社会性发展方面的个体差异。目前研究者主要从父母提及情绪名称、解释情绪的因果关系、讨论消极情绪、谈论幼儿过去的情绪体验以及不同谈话方式等方面，探讨了亲子情绪谈话与儿童情绪社会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可以从关注儿童个人化意义建构的程度、细分不同性质和种类的情绪等角度进一步探索情绪谈话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帮助父母开展高质量的亲子情绪对话和交流互动，促进儿童情绪社会化发展。
[关键词]情绪谈话；情绪能力；情绪社会化
儿童出生后由于群体生活、人际交往而形成的具有社会性特征的过程，就是社会性发展，也称社会化。这些社会性特征主要包括个体掌握的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社会认知、社会技能等，是儿童心理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儿童良好的社会性发展显然离不开父母适宜的养育行为，亲子谈话正是一种通过言语输入的方式来实施的父母养育行为，也是伴随学龄前儿童迅速发展的言语能力、促使他们获得更多社会经验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对亲子谈话的研究较多集中于内部心理状态谈话，因为它能较为稳定地预测儿童的社会理解能力和社交功能。内部心理状态的谈话主要包括谈论自身和他人的思想、情感、愿望等心理活动，其中亲子之间的情绪谈话主要是指父母在与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命名各种情绪状态（如“她很难过”）、解释情绪产生的原因（如“她很难过，因为她的小狗丢了”）、谈论有关情绪的行为线索（如“他看起来很难过。看，他哭了”），以及分析情绪体验的应对方法等涉及情绪内容的谈话。
事实上，通过情绪谈话这种途径，父母不仅传递着他们对儿童适宜表达情绪的期望，同时也教给儿童有关情绪因果关系和情绪调节策略方面的知识，帮助儿童学会分享和探索自身的情绪感受，积极建构情绪的适应性意义，为儿童社会认知和情绪能力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成长环境。艾森伯格( Eisenberg)等人曾明确指出，父母影响儿童情绪概念的形成和情绪能力的发展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父母自身的情绪表达和情绪反应等有关情绪的非言语沟通，其二则是通过父母与孩子谈论情绪的口头交流方式，即亲子间的情绪谈话。这说明作为儿童生命中的重要他人——父母，对幼儿的情绪社会性发展有着难以替代的影响。不少研究发现，情绪谈话的频率和质量对幼儿个性和社会性发展意义重大。布朗内尔( Brownell)等人甚至提出，并不是父母与学龄前儿童谈论情绪的次数，而是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谈论情绪、谈论哪些情绪内容等质量特性，对儿童早期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帕维瑞尼(P avarini)等人在回顾了1980-2011年间发表的有关心理理论的研究文献后指出，父母应该以细致详尽、联系儿童实际的方式，与幼儿谈论包括情绪在内的各种心理状态，并解释这些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和结果，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幼儿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主要从情绪谈话的内容和方式分析了情绪谈话对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对父母的养育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亲子情绪谈话的内容与儿童情绪社会化的发展
亲子情绪谈话的早期研究大多并未细分具体的情绪谈话内容，而是把情绪命名、情绪因果解释、消极和积极情绪等不同的内容笼统地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例如邓恩( Dunn)等人的纵向研究结果表明，生活在经常谈论情绪的家庭中的3岁儿童，6岁时在情绪观点采择任务中能更准确地推断出陌生成人的情绪，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情绪知识，即母亲与3岁儿童的情绪谈话频率是预测儿童6岁时情绪识别能力的重要因子。邓汉姆（Denham）的研究也发现，经常和孩子谈论情绪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往往被教师评定为具有更多的同情心、亲社会性和合作性。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有早期行为问题的儿童，能够从母亲情绪谈话中获益最多，因为母亲发起和组织的情绪谈话是一种低成本、操作简单，能够促进高危儿童社会情绪发展的有效策略。显然，亲子间的情绪谈话不仅能够增强幼儿对自身和他人情绪状态及其因果关系的理解，而且还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应对情绪体验的适宜技巧，增加亲社会行为，减少问题行为，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情绪谈话的不同内容，包括提及情绪名称、解释情绪因果、谈论消极和积极情绪，以及与孩子共同回忆有关过去的情绪事件等，发现这些情绪谈话内容与幼儿的情绪理解、社会交往、问题行为、亲社会行为等的发展有很强的联系。
（一）提及情绪名称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
加纳（Garner）等人的早期研究证实，与3—5岁的学龄前儿童一起看图画书时，如果母亲只是提及情绪名称而不加以详述的话，母亲的这种行为与幼儿的情绪表达知识、情绪情境知识以及情绪角色采择均不存在显著关联。在他的另一项研究中，只是给母亲和18—38月龄间的学步儿童呈现分别代表四种不同情绪（高兴、悲伤、恐惧和愤怒）的玩具娃娃，而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玩具娃娃情绪原因的信息，然后要求母亲跟儿童谈论每个玩具娃娃。结果发现，母亲只是简单提及情绪名称，而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和澄清。母亲的这种行为同样与儿童的问题行为、移情反应没有明显关系。不过，也有研究发现，母亲和孩子共同阅读图画书时简单提及情绪名称的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学龄前儿童的身体攻击行为。除了加纳的系列研究成果之外，还有研究者分析了母亲与30月龄幼儿在回忆过去事件和阅读图画书时的情绪谈话，发现这种谈话与孩子半年后情绪理解和道德发展之间存在如下关系：母亲无论在谈论幼儿良好行为时还是不良行为时，涉及情绪状态词汇的谈话都不能预测幼儿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水平，但是母亲在谈论幼儿不良行为时情绪词汇的谈论频率可以正向预测幼儿行为规则的内化水平，即可以预测幼儿早期的道德发展状况。
上述这些研究结果都较为一致地说明，母亲在情绪谈话中如果只是简单提及情绪名称而不进行详细的说明和解释，可能非但不能促进幼儿情绪能力的增长，有时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如果母亲仅仅关注于让儿童学会识别各种情绪，而不为他们提供有关情绪的更多信息和知识，也不鼓励他们思考情绪的原因和结果，就无法使儿童从这样的情绪谈话中建立起行为与情绪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发展起必要的情绪理解知识，以有效控制自己的攻击行为。但阿斯纳( Aznar)的研究结果与此不同，他们发现在借助于玩具进行的故事讲述任务中，即使控制了儿童的情绪理解水平，母亲的情绪命名行为依然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结论的截然不同很可能源于后一项情绪谈话研究方法的差异，阿斯纳等人要求父母和孩子一起讲述四个故事：1.父母离开儿童外出过夜；2．儿童摔倒受伤了；3．小狗跑开了；4．父母返回家中。尽管这些取自依恋故事的情绪主题对学龄前儿童来说十分重要，但其引发的分离情绪体验无论在强度还是类型上，都明显不同于图画故事书中所涉及的一般情绪，由此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了显著不同的影响。
（二）解释情绪因果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
与情绪命名相比，有关情绪因果关系解释的谈话似乎是儿童发展更为有力的预测因子。布朗和邓恩(Brown&Dunn)提出，母亲的情绪因果解释与儿童后期发展的复杂情绪理解能力有关。加纳（Garner）的上述研究不仅证实了母亲简单提及情绪名称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之间不存在关联，而且他们还发现，母亲的情绪因果解释与儿童的情绪角色采择能力、情绪情境知识水平有关，并且能够正向预测儿童在亲社会行为上的发展水平。这可能是因为母亲的情绪解释让儿童对他人的情绪线索更加敏感，帮助他们获得更复杂的情绪知识和更多应对情绪唤醒的方法，因而能表现出更多助人、分享和安慰等亲社会行为和更高的社会情绪能力。但同时该研究表明，母亲的情绪解释越多，幼儿的关系攻击水平也相对越高。关系攻击是指通过操纵或破坏同伴间的关系或情感，以达到控制或伤害他人的目的。这种非肢体接触的隐形攻击需要幼儿以一定的情绪理解能力作为基础，即能准确把握他人情绪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这一研究结果说明，母亲的情绪原因解释在提升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同时，对其情绪社会性发展可能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当然母亲的情绪因果解释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之间关系的稳健性也有待更多的深入探讨，因为当研究者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儿童的情绪能力时，母亲的情绪解释对儿童关系攻击的预测力就下降到了边缘显著效应，并且不能显著预测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还有一些学者对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亲子情绪谈话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欧裔美国母亲在故事讲述中更多涉及思想和情绪的解释（如“那个噩梦让你害怕极了”），而中国母亲则较多涉及行为的描述（如“他现在准备回家了”）尽管两种文化背景下母亲对心理状态语言的运用都能正向预测儿童的情绪情境知识，但美国母亲与孩子对话时关注情绪因果说明的“情绪解释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儿童情绪知识的获得．，帮助他们理解事件中的情绪意义，并有效组织情绪事件，以便后期的记忆检索。中国母亲强调灌输正确行为的“情绪批评模式”由于注重强化社会适应的行为，而与儿童情绪情境知识的获得呈负相关，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以及对重要个人事件的长时记忆。显然，这种跨文化研究结果同样证实了，在亲子谈话中对情绪事件的因果关系多加说明和解释，而不只是停留在命名各种情绪状态，不仅可以加深儿童的情绪理解，还能够帮助他们改善记忆。
（三）消极情绪谈话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
通常情绪的积极或消极特性会促进或阻碍个体采取行动，建立或破坏人际间的情感联结。积极情绪一般与目标达成有关，常常被视为正常的、适应性的反应，有助于增加个体的身体、认知和社交资源。而消极情绪则与目标受阻有关，常常会导致适应不良的认知、行为、社交互动乃至精神疾病。菲伍希( Fivush)曾提出，对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回忆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功能。通过共同回忆积极事件，父母能够增进与孩子的情感联结和亲子关系，而对消极压力事件的回忆，则能够帮助孩子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才可以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消极体验和事件。由于认识和应对消极情绪在儿童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不少研究关注了消极情绪谈话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莱博( Laible)让50名母亲和她们的学龄前儿童一起回忆最近发生的、让孩子体验到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事件。研究者对亲子谈话中涉及的情绪词汇、情绪原因、情绪谈话详细程度等进行编码，结果表明母亲对消极情绪事件谈论的详细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以及具有连贯性、一致性的人际关系表征，同时如果母亲越多地确认幼儿的消极情绪体验，孩子在故事完成任务中解决人际冲突时就更有可能表现出亲社会性，但亲子间谈论积极情绪事件与幼儿情绪理解能力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父母在谈论消极情绪时往往比积极情绪更细致、更丰富，也更多关注情绪原因，由此为儿童发展提供了更多情绪社会化机会。赛尔斯( Sales)等人的研究也证实，母亲如果在有关中等压力事件的对话中较多提及消极情绪及其原因，孩子表现出的焦虑、抑郁和攻击等心理和行为问题会较少。上述研究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亲子间高质量的消极情绪谈话对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消极情绪具有破坏性，更易导致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出现，并且对于幼儿来说消极情绪也相对更难理解和调节，如果父母在这方面施加更多的影响力，将有助于他们获得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和消极情绪表达的社会规范。
不过，有关消极情绪谈话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似乎颇为复杂，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的中介作用。例如，博德和瑞斯( Bird＆Reese)要求51名父母与5—6岁学龄前儿童谈论积极和消极事件，结果发现如果父母只是简单地谈论消极情绪，那么这种谈话越多，儿童自我概念的一致性水平越低，但是当父母有关消极情绪的因果解释越多时，儿童自我概念的一致性又会随之增加。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当父母和儿童谈论过去发生的消极事件时，消极情绪的谈话频率与儿童更加积极的人际关系表征有正相关，但当他们在一起谈论图画故事书中的内容时，消极情绪谈话却与较少的亲社会行为和不一致的人际关系表征有关。这说明谈论图画故事书时，由于主要涉及他人的消极情绪而非儿童自己的过去体验，有可能容易使孩子更加敏感于情绪事件中的消极因素．形成敌意或抑郁的归因倾向，从而建立起有偏向的内部工作模型和社交行为，阻碍其亲社会行为发展。
（四）谈论幼儿体验过的情绪事件与其情绪社会性发展
研究者认为，父母和孩子一起回忆过去发生的情绪事件对儿童情绪社会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主要原因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无论是对成人还是儿童，高度情绪化的事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往往都会变得更加清晰和持久，也更容易被忆起。在回忆过去的情绪事件时，父母和孩子不但会提及发生过的具体细节，而且还会谈论这些事件对孩子自身感受的影响，帮助孩子更好地反思和理解各种情绪体验；其次，对于那些儿童难以理解、无法应对但又有重要发展意义的高强度消极情绪事件，父母可以通过回忆帮助孩子重新建构这些情绪体验的意义，梳理情绪产生的原因与后果以及适宜的表达和应对方式。通常处于强烈情绪体验之中的儿童，其认知资源往往被管理和控制情绪所占据，无法注意或加工父母提供的情绪帮助信息，所以当情绪事件发生时，虽然父母也会和孩子谈论情绪，但这些谈话促进儿童情绪理解的效果可能远不如在儿童情绪淡化之后再去谈论；再次，根据自传体记忆研究者的观点，有关过去经历的对话不仅能够传递关于自我的一些信息，而且这些信息还会被进一步整合，促使个体的自我概念得到发展。特别当儿童开始认识到某些经历所具有的个人意义时，他们就能把这些零碎的、分散的过去事件更多地融入到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的个人自传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主观自我。由于过去发生的情绪事件往往比一般的或中性的事件包含更多关于自我的信息，因此人类个体记住的情绪事件对其自我概念的发展可能具有特别突出的作用。菲伍希( Fivush)曾明确指出，父母和儿童谈论过去的情绪体验，往往会从三个方面影响儿童的情绪自我概念：1.自我界定。父母可以通过帮助儿童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事件的某些特定体验上，使他们形成与此相应的情绪自我概念，如“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悲伤但很少愤怒的人”；2．关系自我。父母可以通过帮助儿童理解情绪问题如何在人际关系中产生并得到解决，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情绪体验在自我与他人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3．情绪应对。父母可以通过让儿童关注自身的情绪状态、情绪产生的原因和结果以及消极情绪的应对方法等，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解决情绪问题的倾向性。
一些关注于回忆儿童过去真实经历的情绪事件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关系的研究证实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当要求母亲和孩子共同回忆过去发生的积极和消极事件，或者为图画书叙说故事时，研究者发现母亲详述儿童过去的情绪经历不仅能正向预测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而且和更具有连贯性、亲社会性的人际关系表征有关，但母亲和孩子谈论图画书中主人公的情绪，则未与儿童情绪理解能力或积极的人际关系表征有显著关联。此外，母亲和儿童谈论过去的消极情绪体验还能够预测儿童自我概念的一致性。父母与儿童谈论过去的情绪经历之所以会成为促进儿童情绪社会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儿童更容易对与自己有关的情绪事件产生兴趣，另一方面母亲的详述可能引发了儿童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促使他们重新表征过去的重要情绪事件和人际关系事件，从而加深了儿童对自我、他人和情绪事件的理解。
二、亲子情绪谈话的方式与儿童情绪社会化的发展
不仅情绪谈话的内容在父母和儿童之间的互动以及儿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情绪谈话的方式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同样有着一定的关联。父母采用详细或简略、．启发或指导的不同谈话方式，往往会对亲子情绪谈话的效果、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情绪谈话中的精细化程度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
有关情绪谈话的精细化程度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的研究文献相对较为丰富，所得结论也基本一致。高精细化的谈话特点是对话内容更长、语句中的细节信息更丰富，叙事详细的父母不仅会给儿童更多的反馈支持，同时还会提出较多开放式问题，要求儿童给出有关情绪事件的更多信息，从而促使儿童参与到共同重构事件的活动之中。菲伍希(Fivush)在他的研究中甚至把高精细化方式的情绪谈话定义为“同一主题至少包含三次以上的话轮”。与此相对，低精细化谈话方式的特点是，内容细化的语句和开放式提问都比较少，父母更多倾向于重复谈论过去发生的事件，缺少进一步的原因解释和情绪确认，所提供的情绪信息往往较为贫乏或冗余。在低精细化的叙事中，父母充当领导者和指挥者的角色，与儿童的情绪对话内容简单、持续时间较短，常常在不对儿童反应作任何评论的情况下就转换话题，看起来更像是在进行一项记忆能力测试。
瑞斯( Reese)认为，“在谈论共同拥有的过去经历时，精细化和联想能够为儿童回忆与个人有关的重要事件提供更多的细节信息，可能正是这种行为加深了儿童对口头及书面词汇的意义理解”。事实上，父母与儿童谈话的精细化方式或详细程度不仅影响着儿童的言语和认知发展，而且由于它让儿童获得更多谈论内部心理状态和置身于多种冲突观点的机会，从而使得情绪谈话的精细化方式成为稳定预测儿童情绪理解和社会能力的重要因子之一。那些在情绪谈话中表现出高精细化特点的母亲，其孩子的情绪理解水平、亲社会技能往往也更高，并且表现出更多积极的同伴互动。莱博和宋(Laible and Song)对母亲和学龄前孩子近1个小时的情绪谈话录像进行编码，同时根据母亲提供的情境信息、细节描述和开放式问题的数量确定母亲谈话的精细化程度。他们的研究也证实，母亲谈话的精细化程度能够正向预测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积极的人际关系表征。由此可见，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母亲详尽细致的情绪谈话能促进他们对这些主题内容的深入反思，以及对重要情绪体验和人际关系事件的重新表征，深化他们对自身和他人体验的理解。
此外，中美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美国母亲与孩子的情绪谈话较多具有高精细化的特点，她们在言语互动的过程中不仅会主动提供情绪事件的细节，而且会依据孩子的反应作进一步的补充和细化。中国母亲情绪谈话的精细化水平则相对较低，她们往往只是简单重！复事实问题而较少提供更多新的信息。菲伍希( Fivush)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相比韩国、印度和中国等一些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母亲一儿童对话，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母亲与孩子共同回忆过去经历时的对话内容会更加细致。不过在此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的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对个人叙事的重视程度不同，父母在关注儿童自我的回忆活动时表现出的精细化程度差异究竟对儿童发展有何实质性的影响。
（二）情绪谈话中的启发、指导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
不少研究者指出，与直接指导相比，父母在共同参与的活动情境中根据孩子已经具备的能力敏感地提供“脚手架”，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影响更加显著。如有研究发现，采用who、what、when、where、why、how等开头的提问能引发儿童更多的回应以及更加复杂的口头言语反应。父亲使用这种开放式提问，而不是一般疑问句、选择疑问句或反意疑问句等其他类型的问句，能显著预测学步儿童当下的词汇发展水平和1年以后的推理能力，并且这种预测具有长效性。在情绪谈话过程中，父母既可以采取直接指导的方式，教给孩子一些情绪概念，告诉他们各种情绪状态的名称、情绪产生的原因和可能后果，以及情绪体验的应对方法，也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启发儿童思考和解答这些问题。
布朗内尔( Brownell)等人为探讨亲子情绪谈话的特点与学步儿童的分享行为、助人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情绪谈话方式：一种是父母提供情绪命名和情绪解释，一种是父母通过提问启发儿童命名和解释情绪。结果发现，父母鼓励儿童尝试对图画书中主人公情绪进行反思，而非父母自己谈论情绪的多少，与儿童的分享、助人等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也就是说，父母越多地启发儿童谈论图画书中涉及的情绪及其原因，其孩子往往会越多、越快地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加纳( Garner)的研究也表明，母亲鼓励儿童说出情绪名称的次数，能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对他人的关心。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父母的这种强调归纳和推理的情绪社会化行为策略，促使儿童对他人的情绪产生兴趣，更多关注他人的情感和需求，更好地认识到自身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从而构建起情绪和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并产生减少他人消极情绪的亲社会行为动机。不过，尽管上述研究表明亲子情绪谈话的启发方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方向，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较为缺乏，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加以证实。
三、未来研究展望
依恋理论认为，养育者和儿童之间的理想互动主要取决于养育者是否能够根据儿童的具体特点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养育行为。即使儿童的个人特点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只要父母养育行为得当，依然可能形成促进儿童安全感和情绪健康成长的积极互动。有研究证实，不管儿童的行为是否具有挑战性，养育者与儿童情绪对话中的敏感指导在最具和最不具挑战性的儿童之间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养育者与儿童情绪对话的互动状况与儿童自身特点的挑战性水平无关，相比之下养育者在情绪谈话中发挥着更加关键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亲子情绪谈话纳入到儿童发展干预计划中，帮助父母认识到情绪谈话的数量和质量对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影响，有效指导他们开展适宜的情绪谈话，将有助于提高儿童的情绪理解水平，促进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同时减少其问题行为。未来关于亲子情绪谈话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关系的研究还可以考虑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入：
一是关注情绪谈话中儿童个人意义的建构与儿童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关系。布鲁纳( Bruner)认为，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能否同时利用自己和他人内部的“故事世界”，对儿童的成长意义重大。【删能够谈论他人的情绪不仅被认为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社会认知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母亲和孩子谈论发生在儿童自己身上的情绪事件，或者在故事主人公的情绪与儿童自身经历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这些具有高度个人化意义建构的谈话内容对儿童的发展也十分重要。例如邓斯特( Dunst)等人的研究发现，那些在亲子阅读活动时能够把故事内容与儿童个人经历相关联的父母，其孩子在语言和文字的测试中得分更高。库克柯瓦和汤姆金斯( Kucirkova&Tompkins)观察了母亲和学龄前儿童在回忆过去、故事阅读和游戏这三种亲子互动情境中的表现，发现如果母亲在故事阅读和游戏活动中以相同频率谈论儿童和母亲自身的情绪时，儿童会更加关注与自己有关的情绪。他们的另一项研究还发现，如果父母在与儿童一起阅读图画书时能够用儿童自身代替故事主人公，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会更加丰富。这些结果说明把情绪谈话的主题与儿童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建立联系，是引发和维持儿童谈话兴趣的一种重要策略。因此，在儿童逐渐摆脱自我中心思维的幼儿期，情绪谈话中儿童个人意义的建构情况及其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未来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方向。
二是亲子间谈论不同性质和种类的情绪及其与儿童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一方面，尽管目前有不少学者把研究重心放在亲子间的消极情绪谈话上，对积极情绪谈话的关注相对不足，但已有研究显示，有关积极情绪谈话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探索方向。例如加纳（Garner）的研究发现，母亲有关积极情绪的谈话与儿童的愤怒知觉偏向和身体攻击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母亲越多地谈论积极情绪，儿童在同伴互动中就越少出现对愤怒情绪的知觉偏向和身体攻击行为。但这方面的研究仍需要更多的成果支撑，因为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儿童情绪能力之后，积极情绪谈话对儿童身体攻击的预测效应下降到边缘显著。另一方面，有关消极情绪谈话的跨文化研究表明，美国父母和中国父母在情绪谈话中会关注不同类型的消极情绪。美国父母在情绪谈话中更多谈论悲伤、恐惧事件，中国父母则会更多提到愤怒情绪及其解决方法。研究者认为，这种重视不同类型消极情绪的文化差异，源自东方文化关注集体主义和人际和谐，而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发展，但这种谈话差异对儿童心理与行为健康成长的作用是否具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适应意义，是儿童情绪社会化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此外，笼统地把情绪划分为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两种，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可能与各类具体情绪谈话的实际效应存在一定的出入，因此未来的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以确定各种不同的消极或积极情绪对儿童发展的差异性影响。
总之，作为促进儿童情绪社会化的重要养育行为之一，亲子之间的情绪谈话对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意义重大。如何为家庭教育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帮助父母与孩子建立起高质量的情绪对话和交流互动，使他们拥有良好的社会情绪能力和身心健康水平，将会是研究者们以后关注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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