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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我国进入了人口流动迁移最活跃的时期。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民工潮”的出现，庞大的民工群体甚至举家流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到城市生活、定居。据统计，2010年全国有超过2 000万农民工随迁子女，其中有1 167万学龄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农民工子女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是“回不去的一代”，他们大多是“城市化的孩子”，生于城市，长于城市，没有务农经历，与乡土社会缺乏文化纽带和情感联系，他们不可能像父辈那样往返于城乡之间，而倾向于定居城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研究显示，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只有15%的人想在城市定居，40-50岁的数据为21%，30-40岁的为37%，20-30岁的为45%，20岁以下的高达61%。随之而来的很多问题也就成了我们关心的热点话题。
一、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现状
农民工随迁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对城市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虽然目前各级政府指定了相关政策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但是情况并不乐观。
首先，农民工子女在观念认同、社会关系、社区生活、休闲娱乐等方面遭社会排斥，与城市居民尤其是同龄人缺乏社会交往。
1.观念认同排斥
观念排斥是城市居民在意识层面上对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排斥，这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由于我国长期执行户籍管理的城乡分割制度，对城市和农村实施不同的政策。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和保障，而农村居民却不能；加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因此，城市跟农村不仅仅存在生活地域上的差异，还存在着生活水平的差异，甚至城市居民是一种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认同是一种主观感受，农民工子女来到城市，对城市生活、文化认同感较高，他们希望进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去，也希望能在城市中接受较好的教育，将来从事有较高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工作。
虽然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但由于政策限制、城市居民的排斥和自身资源不足等原因，他们大多从事的是报酬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进城务工人员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农民工子女作为农民工的后代，跟随着父母来到城市，同样遭受着城市居民的排斥。外来人口的激增造成城市公共服务的短缺，许多城市居民认为外来人口影响了他们原有的生活秩序和质量，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多少俨然成了某些城市家长衡量学校质量的标准，而在农民工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就读的城市儿童家长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与农民工子女打交道，认为农民工子女没有教养，学习差，禁止自己的孩子跟他们交朋友。同时，农民工子女对自己目前在城市中的身份存在着认同排斥，虽然他们认同城市文化，也希望在城市中生活，可他们在城市中只能作为“外地人”、“边缘人”存在，他们把有无城市户口作为判断自己是不是城市人的标准，农民工子女不是不想做城市人，而是城市的排斥令他们不敢，他们对城市无法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外来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出于一种“飘零”、“无根”的状态：他们不愿再回农村老家，对于现在生活的城市又无法认同。
2.社会关系排斥
社会关系排斥是指个体或团体被排斥出正常的或非主流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网络，是对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的衡量。农民工子女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却很少有机会与城市同龄人交往。究其原因，虽然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但大部分学校对他们单独编班，以至于农民工子女接触的同学仍然非城市同龄人；此外，农民工家庭大多租住在城中村或城郊接合部，这些社区居住的城市人口比例较低，农民工聚居区的人口结构高度同质化。
3.社区生活排斥
大部分的农民工家庭租住在“都市村庄”，即“城中村”，居住环境差，与外界沟通少，而且，“都市村庄”型的社区服务差，有的“都市村庄”的社区服务几乎是空白。此外，聚居在“都市村庄”的人大多受教育水平不高，从事的都是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社会地位比较低。这样一个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外的特殊群体，都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没有城市合法身份的人，缺乏与其他社区的交往，容易形成自己的亚文化，而这种亚文化往往含有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抵触的成分。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住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封闭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抵触文化的氛围里，缺乏与城市主流社会的沟通和交流。
4.休闲排斥
公园、动物园、游乐场、博物馆、体育馆、游泳池等都是城市儿童经常去的地方，有多种休闲活动可供他们选择，然而对农民工子女来说，这些活动却是很奢侈的。农民工子女表示家长很少带自己出去玩，除了功课重、学习时间紧等因素外，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原因。农民工家庭的收入不高，除去房租、生活费、医药费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等必要支出外，已经所剩无几了。因此城市中的很多娱乐设施的门票对农民工家庭来说是昂贵的，并且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几乎没有节假日，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出去游玩。
其次，农民工随迁子女通过教育提升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融入城市的方式不可行。
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我国各类公办学校逐步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公办学校就读率逐年递增。但是从总体状况来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并不乐观。早在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规定了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主要责任，并表明农民工子女上学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另外，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修订，也从法律上保障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享有同等的待遇。但现实并不尽如人意，由于受到家庭背景、文化传统、先天素质和经济状况等条件的影响，儿童在开始接受教育的机会上就存在着不平等。例如，虽然公办学校接受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但是比例不够高，而且仅限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儿童的入园难、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难等问题日益突出。
最后，农民工子女的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偏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
二、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的对策
在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的策略选择中，既有着眼于消除排斥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方面的，也有着眼于完善家庭功能、落实教育公平方面的，还有促进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辈群体互动交往方面的。各种策略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认识下都在努力推进，我们既要着眼于全局，从整体出发，治理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又要重视统筹局部的关系，从细微之处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
1.政府应该推进改革以消除制度性障碍
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问题有一部分是政策性问题，因此应该加快推进各项改革措施。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革的最终目[第一论文网 www.001lunwen.com]标应是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城乡统一的居民一元户籍制度，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别仅仅体现在职业上，而不是体现在身份的区别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种制度性差别。二是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城中村”改造，方便外来农民工及子女居住，修建公共娱乐、卫生场所，加强社会治安管理。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农民工宿舍。
2.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以确保农民工子女融入
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涉及教育、就业、居住等多个领域，任何一个部门的一项政策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必须跨部门合作。当前各个政府部门在处理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问题时，很少会事先进行跨部门的沟通、论证，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卸责，效率较低。针对这一情况，可以尝试建立相应的跨部门合作机制，负责对农民工、农民工子女相关的政策进行目标整合和组织整合，避免政策效果相互抵消，提高政策的整合度。
3.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和服务功能，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
政府应该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建立社区图书馆和社区学校，并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使他们拥有固定的、良好的环境开展课外活动；定期组织各类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丰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课余生活，让其在活动中奉献爱心，培养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社区应该与相关社会组织合作，通过社会组织的专业知识的协助，为农民工随迁子女营造稳定的社会氛围。
4.强化学校以德育人的功能，充分发挥学校、教师的作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教育思想、言行举止、为人处事方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因此，作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老师应该营造出欢迎农民工子女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其产生亲切感、依托感和归属感，消除陌生感、紧张感和疏离感，缩短与教师和城市同龄人的心理距离。教师应给予农民工子女更多的关注、关爱和关怀，应该从情感上关心农民工子女，在思想上引导农民工子女，要避免单纯的价值灌输和道德说教，运用电影、游戏、音乐、故事、阅读、志愿者活动等间接手段进行价值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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