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叛游戏,情圣 1991 电影,美走光
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第五次会议的建议中指出：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构建我国新型产业体系；同时针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则给出以下建议：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步伐，放宽市场准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地发展。同时，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中高端方向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阶段转变，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的功能性转变。“十三五”期间，我国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和平稳增长阶段，国家主导产业面临着由过去的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为支柱产业过渡这一关键结点转变。依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国家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对外贸易结构也由以往传统的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迅速转型。可以预见，服务产业以及服务贸易的稳步健康发展将成为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关注重点，而服务业市场的有序、平稳、逐步的开放则是供给侧改革下的重要任务。
一、供给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值得得注意的是，我国供给侧机构性改革不是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拉弗、芒德尔、里根经济学为首的供给学派翻版。而是强调从投入端口对生产、资本要素侧翼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其目的在于提升社会供给的整体质量及效率，从而实现市场供给的资源优化，使各类生产要素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充分考虑到供给、需求两端是紧密联系，不是独立存在的，为此该处的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的联系出发，强调长期性的资源优化配置，逐步增强社会产业供给的质量，使得供需两个侧面相互配合。
二、供给侧改革与服务业发展
供给侧改革强调是从投入端口对生产、资本要素侧翼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旨在提升社会供给的整体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减少市场供给资源要素的扭曲。我国供给侧改革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的联系出发，强调长期性的资源优化配置，增强社会产业供给的质量，供需两个侧面相互配合。
服务业领域的发展是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重要战略。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的GDP比重达到46.1%，比第二产业高出了2.2个百分点，首次超过了制造业，标志我国开始向“服务经济”时代迈进。但是，一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否发达取决于该国的服务产业体系是否完善、服务业生产率的发展水平的高低，服务贸易对内对外的开放程度。从国际层面来看，近几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在总贸易额的贡献率为10. 6%，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18. 6%；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测算，我国1996年至2010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生产率平均水平为2. 22%，消费性与公共性服务业生产率为1. 67%，均低于OECD国家的三分之一。从国内层面，我国服务业市场存在“双向封闭”的现象——从国内市场层面来看，中小企业、民营资本存在“进入难”的现象，配套改革政策不到位；对外而言，我国服务业产业政策在外资准入层面行政壁垒较高，优质外资无法进入国内市场参与竞争，国内企业无法从中达到“学习效应”，导致国内服务业市场活力性差，产业竞争力不强。因此，服务业采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做到双管齐下，从而带动服务业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能够促进产业发展与效率提升。首先，从理论机理而言，依照产业内贸易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一国部分行业GDP占比越大，代表该产业在国内的需求性强，产业规模与集中程度较高。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产业规模与集中度的提高，大型企业更能在市场需求扩张时轻易地占有市场，使得产业垄断程度变强，但长此以往容易出现新兴企业进入市场的壁垒较高的现象，进而导致该行业的企业在国内无法实现公平竞争，行业产品无法实现最大化程度的差异化生产，难以形成该行业技术进步与持久性发展的气象。因此，越是对一国重要的行业部门，越应该先开放国内市场，使得该行业的企业具有公平竞争的平台，刺激国内产业的生产活力，从而提升产品质量水平。从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的理论而言，一国提升自身产业首先打开国内市场，之后再有序放开国外市场，通过引入外资提升刺激国内行业企业的竞争意识与学习意识。例如，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电信行业较发达的国家，在1997年以前，国内只有三家电信运营商。政府为极大地避免行业垄断、推荐信息产业竞争发展，当年制定了《远程通信法1997》，全面引入市场机制。竞争带来发展，大批石英网络时代需要的基础设施服务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澳洲还是第一批启用3G服务技术的国家，极大地满足了消费者市场的需求。当前澳大利亚境内共有26家电信公司，并且澳方在电讯公司外资入股比例额度为35%。
其次，服务业在各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表现为在国民经济中起到“粘合剂”和“润滑剂”的作用，逐渐成为制造业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嵌入在生产端上下游阶段。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世界银行专家菲利帕蒂在2011年对亚太国家调研报告提出，亚太国家( ASEAN)服务业GDP占比份额大的行业是物流、交通运输与电信这三大生产性服务业。其重要的原因是这三个行业直接联结了国内国际上下游行业，是产业传递、国民生活的纽带。正如里昂惕夫的产业关联理论，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生产依托与枢纽，嵌入在上下游之间，在要素投入与产出中都存在服务含量。即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服务业嵌入到制造业中加深了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特别是有些服务如生产性服务( pro-ducer services)往往用作货物生产的中间投入。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重塑与价值链条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如何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各国重塑新的比较优势，主要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产业方向延伸，提升传统行业的研发设计、品牌塑造、高端装备等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能力。并且加强行业间黏合能力，加强并巩固生产性服务业。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支柱产业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根据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发展的经验来看，服务业产值占发达国家GDP的60%以上，如现代服务业占美国服务业GDP的80%，生产性服务业占德国服务业GDP的比重为67%。从供给层面而言，行业产值占GDP比重越大，产业总体供给量相对处于高位，同时也能反映该产业部门的国民需求量大。其次，发展现代服务业能够吸纳国内剩余劳动力就业，平衡劳动力市场供给矛盾。从我国在三大产业就业结构来看，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35. 7%。2015年，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则提高到了42%，在分行业服务业吸纳劳动力水平上，就业人数最多的是以下三个行业：批发零售(58%)、住宿餐饮(12%)和交通运输业(10%)。因此，服务业是逐渐发展成为吸收劳动力的载体，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就业，去除劳动力市场“库存”。第三，供给侧改革要提高我国经济结构的层次，需要通过加强产业间的有机联动来实现优质供给。从发达国家产业模式经验和理论学者的观点来看，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很大程度上为本国中高端制造业的腾飞提供战略性支持与媒介纽带。如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物流运输和水生产、科技勘探等生产性服务业对于优化上游采矿、冶金、金属生产等重工业部门提供了技术支撑，逐步改变了上游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该地区依托优质良港，大力发展物流航运，将海陆运输作为“纽带产业”，完善了经济网络内农业、制造业产品的优化流通与配置。最后，服务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开放才引进优质先进服务业外资，依托开放平台，使得国内服务业企业与外资参与国内市场竞争，从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促进服务行业的供给水平的质量。所以，逐步开放国内服务业市场，减少有关管制并指导性地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入到这些高附加值地服务行业当中，这样一方面通过学习示范效应提升我国本土服务企业的绩效，另一方面通过国内外两个市场之间的竞争，修正市场中存在诸如要素扭曲等现象。下面我们回顾一下我国服务业发展历程与问题，进而证实服务业开放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所在。
三、我国服务业发展历程与问题
（一）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量逐年变大，但国内服务业份额偏低，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低
截止到2015年，我国服务业占整体GDP的比重47%，相较于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内产值扩大了6倍。但无论同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产业结构始终存在工业制造业比重高，服务业占比较低这一基本事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贸易开始得到了迅速发展。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官方数据显示：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由1980年7707.1亿美元到增长至2015年的92450.2亿美元，二十几年间服务贸易总量增长了近11倍。全球化的深入与服务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之成为货物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以外的蓬勃发展的持续性经济活动。服务贸易在我国80年代初也有了正式的起步。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人世”以来，我国的制成品贸易出口迅猛增长，于此同时我国的服务贸易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在规模上，我国对外贸易服务进出口总额由1982年的44亿美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7554亿美元，增长了171倍。在结构上，我国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由1982年的9. 5%上升到了2015年的16%。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数据，从2010年到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从2. 86%到7.09%。2000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量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排名第九，到2014年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从图1主要经济体服务业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比重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量较大。然而，从我国国内分行业服务业人均增加值角度而言，我国国内服务业人均增加值较小。从利用国际服务业外资来看，我国吸收利用服务FDI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作用极为甚微，比重不足20%，这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较大差距。表1给出了我国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动态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和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服务业年人均增加值差距过大，和南非国家人均占用服务业水平较为接近。截止到2015年，美国服务业人均增加值是我国11倍，而欧盟、日本分别为中国的5倍以上。欧盟国家服务业体系完善，各个国家在不同细分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较为根深蒂固：英国擅长金融服务业，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擅长文化设计、德国擅长制造服务与金融服务，比利时则在商贸物流、融资服务方面具有优势。东亚重要经济体日本依托先进的科技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联动的理念，大力推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邻国韩国的服务业年人均增加值为16.3（千美元），是中国的4.1倍。我国服务业人均增加值水平仅仅略高于东盟十国与印度。但由于东盟各成员国国家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服务业发展较不平衡，因此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占有量低可以理解。如在东盟10国中，菲律宾的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最高，达到56%，柬埔寨最低，比率也达到32. 4%。而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目前的发展战略在第二产业，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印度国家虽然服务业比重占60%，但是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是中国的四分之一，虽印度国家服务业比重占60%，但是人口众多，资源分布极其不平均，社会收入差距是我国的20倍。此外，由于服务业发展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传统软件开发而IT服务业一直采用廉价的劳动力为其执行简单的IT的业务模型，人均创造增加值低，阻挡不了以自动化、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IT开发浪潮。因此，印度服务业发展也存在“大而不强”的现象，总量占比大，但是人均增加值较低。
综上所述，从国内来看，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偏低，反映国内第三产业总供给偏低，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长期以来，出现国内服务产业供给不足的现象。从国际而言，我国服务贸易总量虽然不断提升，但是国际竞争力脆弱．服务产业主要通过人力成本与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带动，综合实力偏弱，缺乏服务业国际供给的核心竞争力、尖端技术与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可替代性强。
（二）我国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总体开放水平低下，供给同质单一。
当前，我国国内服务业市场化程度偏低，约有50%的服务产业部门的垄断格局尚未打破，大多服务产业没有受到国际服务业外资的冲击，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度不高，造成国内服务业市场产品单一化现象。以我国高水平开放度的上海自贸区为例，现有自贸园区体制政策已经束缚了服务业的发展，政府对信息软件、会计、广告等专业服务领域没有采取相关的发展推进手段，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转型。在对待外资上，园区不允许发放ICP（互联网信息服务）、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许可，使得外资不能从事电子商务运营。对外而言，与OECD国家（经合组织）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总体相比，我国服务产业保护度较高，对外资限制程度壁垒高。
表2是2015年OECD组织对我国服务行业限制性指数(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STRI)的测量，以及对34个加入OECD组织成员国加权平均的服务行业限制性指数的测算。指数越高，则意味着对相应的服务业部门限制性越大，即对外开放度越低。OECD专家将指数低于0.3的部门评定为限制程度较低的服务部门；指数在0.3至0.5的为限制程度较高的服务部门；指数在0.5及以上的为限制程度极高的服务部门。综合来看，我国服务业相较于OECD成员国平均的限制水平较高，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垄断行业，对外限制均很明显。其中法律服务、文化娱乐、电信、航空、邮政快递服务行业的限制性指数极高，STRI指数均超过0.5，对外开放度严重不足。不过，我国传统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建筑、工程服务相较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其对外限制度较为接近，分别在0. 25和0. 31。但我国在技术密集度高的劣势行业以及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保护度极高，如电信、文化、金融保险领域。如根据OECD数据库统计的45个国家的信息，我国在电信行业的限制性指数排名第2，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因而，我国服务行业开放度的不足无法有效地吸引外资的进入，更无法带来科技知识的溢出效应，因而难以促进国内服务产业的“学习效应”与良性竞争，造成我国服务行业企业无法“优胜劣汰”，整体服务业产出质量未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因此，国内垄断市场造成外资无法有效进入国内市场，服务产品多元化程度低，市场供给结构较为单一。
此外，表2呈现这样一种趋势：OECD国家服务业分行业产值占GDP比重越大的行业，其限制性指数越低，意味着产业开放度越高；如建筑、工程、零售、金融行业产值占据OECD国家GDP较大比重，国内需求度高，对外开放有助于引进外资对于国内市场的供给，同时刺激国内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产业的竞争，实现服务业市场的优化配置，减少要素扭曲与资源错配。我国在建筑、工程、零售、金融等国内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市场上需求旺盛，对外限制度低于0.5，但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在交通运输、快递等生产性服务业限制度较高。
（三）我国服务业供给区域性差异大，供给结构不平衡
从第三产业分布区域来看，存在服务业分布不平衡现象较为明显。我国服务业发展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几年来自贸区的开放呈沿海开放，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战略密不可分。2006年至今，东部服务业500强企业数量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中西部企业数量占比已由21. 2%提升至25%，但区域性不平衡现象未能彻底改变。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服务业发展不平衡，传统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但是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比例中，以运输仓储、旅游、零售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40%，而科教文化、娱乐、公共服务等居民生活性与消费性服务业占比不足28%。从服务业分行业来看，表3反应了我国分行业服务业占GDP比重较低，截至2013年底，分行业服务业比重之和为42. 73%，不足50%。从我国服务业分行业的构成与趋势来看，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与房地产行业。其次是教育、信息软件、居民服务网、租赁和商务服务。而我国占GDP比重最低的是科技研究，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文化、体育和娱乐，四者相加不足5%，总占比不如运输、仓储和邮政。综上所知，从份额与市场供给上来看，我国服务业份额虽不断扩大，但和第一、二产业相比，供给亟待提高；从在服务业细分行业构成中，占据比较优势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原因是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成熟完善的第二产业体系，如供应链物流、建筑等；然而，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居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较慢，其根本在于我国生活性服务业起步晚，和我国传统优势的制造业相对较为割离，平台基础薄弱。
四、供给侧改革下提升服务业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从供给角度出发，提升服务业社会供给与创新
从我国服务业人均增加值与贡献率来看，我国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差距，集中表现在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供给不足。我国国内在科教医疗、金融保险、社会福利和旅游等领域，份额少，加之在这些垄断性行业存在产品供给单一，消费者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服务业市场供给乏力，导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源源不断到境外消费。而在“十三五”规划时期，我国的发展目标是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新结构、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开放领域的建设贸易强国的战略。因此，促进服务业产业升级，首先要提升我国第三产业的优化供给，在增加整体服务业份额的同时，做到“补短板”，增强如科教服务、医疗养老等分行业短缺供给，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指导前提下，推动服务产业创新与化解社会过剩产能有机结合，达到“去产能”，完善创新型与服务型的政府职能，共同提升服务业有形和无形产品的供给质量与创新融合。其次，丰富服务业市场多层次、多元化产品类型，加快教育文化、娱乐设计、健康医疗生活类服务市场的发展规模，丰富产业内涵，培育社会新兴支柱的服务业产业。
（二）有序破除行业垄断，放宽准入限制，引进服务业外资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相较于消费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占比较高，市场需求度大，应该逐步减少对外进口限制。因此，逐步推进教育文化、金融、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阶段历程来看，现阶段最好的策略是“引进来”，“优资优进”，而不是“走出去”。外商投资直接进入服务业，不仅将提供国内市场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带来学习效应与知识的溢出效应，以及全新的行业标准和国际化理念，促进或者倒逼中国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其次，国内服务业的开放需要逐步消除外资服务业的进入壁垒。在我国，服务业进入壁垒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寻租性壁垒和成本性壁垒。前者体现在国有垄断、规制与政府补贴，一般集中在金融银行、电信、文化娱乐、居民社会服务等方面；后者的表现模式在于增加经济运营成本，在零售分销、电力传输等部门。目前，在我国成本性壁垒相较而言可逐渐消除，减少成本，从而提升劳动力与资源的有效利用。而我国对待服务业外资引入的壁垒集中体现在在寻租性成本上，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大门打开，小门关上”的不利于外资发展的现象。因此，在服务业开放过程中，在坚持国家安全与战略要务的前提下，可对寻租性质的服务业采取有序放开。
（三）加速优化服务业供给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建立相应的配套法律体系与措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与完善生产关系相结合，最终目标落实在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平衡与协调。改革的突出重点是优化完善产业结构和人力结构。我国服务业产业发展结构亟待完善，鼓励和促进我国服务业企业的发展是有效盘活服务业市场的有效手段，也是坚持供给侧理念下调整结构性改革是重点要务。一方面，从国家财政角度，要优化现代服务业成长与发展的环境，合理调整税收制度，逐渐调减营业税等税种，发挥增值税的作用，减轻服务行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税负，在服务业企业煤气、水、供电、土地价格上享受与工业企业公平的待遇。建立法规规范服务业秩序与健康透明的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积极扩大我国“短板”服务行业的供给．在坚持我国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允许并放开社会民间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并参与科技服务、居民养老、教育文化等有关民生的消费性服务业。最后，从产业区域集聚与产业联动角度而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依托中高端制造业和发达城市，在发展东部发达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联动的同时，继续深化促进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技术推动，协同推进中高端制造业的资本优化与技术进步，培育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型人才，进而调整就业结构，适应服务业产业的优化升级。要转变传统对劳动力价格优势的依赖，转向实现劳动力质量的升级。应努力消除制约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消除城市劳动者和农村劳动者的差别待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平等就业机会。
（四）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联合发展，全面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实力
当前，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程度逐渐加深，当今社会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是必然趋势，并且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联合也越来越密切。随着“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型技术服务业成本逐渐变低，优质服务业为制造业的腾飞提供有力的后盾与技术支持。因此，制造业发展应该朝着服务化方向迈进，提升制造业产业的增加值，全面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实力。
[本文系国家重大社科项目“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型研究”(12&zd096)阶段性成果；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高水平公派博士研究生项目(录取公文号：留金发[2016] 06640062)资助（公派接收单位：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