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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外商投资环境的影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从供给侧发力，以改革的手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而且为结构调整创造制度条件。在结构调整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增加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外商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解为12项具体指标：外资抽回、外商股权、对外资管制程度、货币稳定性、政治稳定性、对企业的关税保护意愿、当地资本可得性、通货膨胀率、基础设施状况、劳动力供给水平、市场需求、商务成本等。
可以预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货币稳定性方面，在可接受可容忍的程度内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将加大，人民币汇率不具备长期贬值的基础，长期稳定升值的趋势可以确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程度将提高；在对企业给予关税保护意愿方面，调整关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降低原材料价格，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利润空间提高，同时市场平等竞争格局将得以确立；在当地资本可得性方面，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发展，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形成，将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当地资本可得性；在通货膨胀率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我国维持长久稳定的低通胀水平；在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强调提高劳动者素质，有望释放人力资源红利；在市场需求方面，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将得到释放；在商务成本方面，随土地改革制度的出台，有望降低商业地产使用成本。
总之，在我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涉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因素的变动，几乎全部向着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的方向调整。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流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外商投资机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新的制度条件。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等内容。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强化高端制造业，升级一般制造业，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调整产品结构，包括投资品结构和消费品结构，提高产品品质，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调整产业结构，注重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得到政策性支持，一些技术水平高、在高端制造业具有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将获得更多投资机会，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外商投资将显著增加。升级一般制造业，外商面临我国传统制造业设备更新升级、工艺流程改造、产品设计加工质量提升等带来的机会，有利于外商发挥优势，稳定一般制造业领域的外商投资，延缓一般制造业外商投资撤离的速度。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首先是发展那些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生产性服务行业，即与制造业直接相关、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中独立发展起来的、为制造业配套的服务业，包括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研发、设计服务，发展战略规划、营销策划、知识产权等咨询服务，会计、法律服务，保险、银行、金融等金融服务，交通运输、仓储、物流服务，信息服务，广告、营销等商务服务；其次是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满足广大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主要包括文化、体育、旅游、家政、养老、健康服务等行业。随着供给侧改革深化，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放宽市场准入，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完善财税、土地政策，拓宽融资渠道等，外商投资企业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分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历史机遇。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调整产品结构，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解决我国新产品开发设计能力弱，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偏低，部分产品质量性能不稳定、附加值低、安全性能差、环保标准低等问题，通过结构性的财政、税收、投资政策，对企业开发新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给予倾斜支持，促进企业提升产品开发设计能力，研发并采用高新技术，实行“质量立国”战略，提升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跟踪国际上产品安全标准、环境标准的变化动态，适时提高安全标准、环境标准，加大产品安全与环境的执法力度，促使企业提升产品形象和国际竞争力。这对于产品开发能力强、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高、质量过硬、安全可靠、节能环保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带来难得的机遇，这类的外商投资将获得更多市场机会。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调整技术结构，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契机，跟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满足我国技术结构升级的需要，解决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偏低、现代制造技术创新主体能力较弱、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经济利益的能力较差、创新型和知识型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国家将加大对新技术的基础研究投入，推动新技术的应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支持中外联合进行新技术研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塑造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改革教育体制，形成创新型人才培育机制。这对于技术研发体系健全、研发投入规模大、技术领先、掌握高新技术专利多、技术转化能力强的外商投资企业是巨大的利好，对这类外商投资也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吸引力，技术先进型外商投资将显著增加。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开放，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通过边境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加强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发展面向周边的特色外向型产业群和产业基地，我国沿边9个省区和11个邻国的边境口岸，都在寻找各种开放的新方式，寻找开放的新抓手，吸收外商投资，开展贸易、加工、物流、旅游等各领域合作。中西部地区设立一批特殊经济区，广西北部湾、成渝经济区、关中一天水经济区、中原经济区，以及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地区加快发展，将成为引领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和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中西部地区大胆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内移，扩大服务贸易和利用外资。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外商面对我国沿边地区和广大中西部地区深化对外开放、投资环境改善的机遇，投资增速也会持续高于东部地区。
三、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带来的外商投资新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投资、消费一直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其中出口与投资贡献率最高。美国次贷危机以后，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内需逐渐成为主要动力。因此，供给侧结构改革要适应和推进经济增长动力的调整，使供给适应内需扩大和升级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递增7. 2%，10年翻番的目标即可达到。从2010年以来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状况看，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超过了8%。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是扩大内需的基础和保障。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居民最终消费需求规模必然不断扩大。2015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 4%，13亿人消费的大市场初步形成。预计到2020年我国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40~ 50万亿元，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国内居民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需求结构升级，将为外商投资带来巨大的机会。
在居民消费规模扩大的条件下，外商在中国投资发展将会有广阔前景。全球最大咨询公司之一埃森哲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在2016年1月初公布的对跨国企业高管的联合调查显示，跨国企业高管对中国市场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市场未来能继续为其产品创造巨大的需求，66%受访者预计他们的企业在未来10年依然能够实现高增长，71%的受访企业计划今后增加对华投资，24%的企业表示将大幅增加投资。中国美国商会在2016年1月20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与其他发展中市场相比，中国依然受到美国投资者青睐，有60%的受访美国企业将中国列于投资重点的前三位，中国国内消费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兴起将为美国企业带去许多重要的商业机会。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仅居民最终消费需求规模扩大，而且消费结构面临升级。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是我国消费结构演化的必然趋势。
享受型消费的增长，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解决生存和温饱，而是追求提高生活的品质，青睐质量高、性能优越的产品，崇尚时尚型、健康型消费，这对于设计开发能力强，能够提供高品质、时尚、个性化、健康、安全可靠的日用消费品供给的外商投资有巨大的吸引力。
发展型消费的增长，意味着伴随人们对个人发展的追求，支出结构中更大的比例将用在提升个人能力上，文化教育、体育、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消费支出增加，相关领域的外商投资前景广阔，为外商投资企业带来机遇。
服务型消费的增长，意味着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消费，更加重视精神层面的需求，对服务的消费上升。服务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相辅相成，旅游、家政、娱乐、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养老、交通、通信、电商、物流、金融和保险等领域的消费需求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这也会为外商投资带来难得机遇。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放宽，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外商投资自由化程度提高，外商必然抓住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机遇，调整投资结构和供给结构，扩大投资的规模。
四、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外商投资新机遇
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时，将创新发展确定为五大发展战略之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为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只有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配制度、投资制度等改革形成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制度环境，才能走上创新发展之路，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加拉动经济增长转化为主要依赖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化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提高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环境、能源五大生产要素的效率。通过教育体制改革，改善人才培养质量，加大社会职业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从劳动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通过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地方财政对卖地的依赖，降低土地成本，控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增强金融业的竞争性，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营利的发展模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加严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鼓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在完善能源与水资源定价方式、税收制度基础上，提高其利用效率；实施更高标准的环境保护政策，提高环境质量，在环境保护压力下，促进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技术革新和管理创新等方式寻求生存发展之路，堵塞依靠污染环境和掠夺资源获得高收益的途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使包括外商投资在内的投资者获得更多优质高效的生产要素，有利于依赖技术创新和要素效率提高生存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成长，会对技术领先、效率高的外商投资企业产生新的吸引力。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意味着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塑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鼓励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这一方面意味着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在产品设计、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等全球价值链的各环节具有优势的跨国公司更符合中国的发展要求。同时，也意味着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内企业拥有更多合作机会，在高端制造领域、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业的投将更快资增长；另一方面，处于价值链低端、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投入增加、环境污染严重的外商投资面临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产能的压力，不得不收缩投资规模，或者被迫退出中国市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评估与对策设计”( 15BJL081)；中国一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专项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联合资助（CW2201516）；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中国道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 15XNLG0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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