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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经济研究的细胞样本
经济学上的交易，是人为了价值增值，而与他人之间发生的资源或权益的所有权的自愿变更。
交易是市场经济的最普遍的现象，是构成市场经济最基础的元素，它是市场经济的“细胞”。 市场就是交易，市场经济就是交易经济。交易（现象），涉及稀缺性与差异性、商品、价值（价格）、契约、所有权、竞争与资源配置、循环与周转等几乎所有市场经济概念，市场经济的一切奥秘隐藏在交易现象之内。交易是研究市场经济最佳的样本。
二、交易的事实前提：稀缺性与差异性
之所以发生交易现象，是因为存在两个公认的事实前提：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及此基础上的差异性。
（一）稀缺性
稀缺性是指经济资源的量小于人类需求的状态。自然资源及生产资源永远无法等于或超过人类需求，稀缺性将永久伴随人类。面对人类无限的欲望和巨大需求，人类不得不以占有的方式作为自我生存、发展的基础。
稀缺性除了表现为人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稀缺，也表现在人之内的劳动力的稀缺——人的寿命、劳动力有限。
稀缺性，引起占有，带来获取的成本，从而产生交易现象及其价值评估。也有些经济资源不是稀缺的，如空气、阳光乃至雨水等。没有稀缺性，供给无限，占有权没有意义，人类可各取所需，没有获取成本，就不存在交易现象及价值评估问题。惟有存在稀缺性，占有、价值评估、交易现象也才有意义。
稀缺性本身，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学研究课题。
有人认为从理论上说，稀缺性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自然资源丰富到足可以养活所有人类，自然本身一点也不欠缺，不稀缺，它不欠人类任何东西，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稀缺的是人类理性，人类太笨，才存在“稀缺性”。随着人的理性成长、科技的发展，稀缺性问题会随之变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故此，建立在人类理性有限性之上的“稀缺性”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量”。
有人也认为稀缺性是一个伪命题，原因是它乃是占有方式引起的（所谓私有制的恶果），占有导致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均、不公，占有的闲置，需要的阙如，才有所谓的“稀缺性”。只要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源配置制度，如废弃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并配之以人性的改造——改变人的贪婪、自私本性，树立利他的新道德，稀缺性问题就会消失。后来人们果真做了这种制度实验，很不幸地，那种制度实验（公有制计划经济）不仅没有消灭稀缺性问题，相反，它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短缺经济”，成倍地放大了稀缺性。
稀缺性，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事实。它不是占有结的“恶”果，而是占有（与交易）的事实前提（原因），占有没有造成，也没有加剧、强化稀缺性，相反它是帮助人类有效消除稀缺性、促进人类共存与发展的自然法则。稀缺性、占有、交易，三者并存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要素。
（二）差异性
相同的东西之间进行交易是没有意义的。差异性，也可以表述为多样性，可分为外在于人的物质差异性，以及内在于人的非物质性的差异性。差异性本是这个世界固有属性：宇宙万物，物类繁多，色彩缤纷；人类个性万千，情态各异，智慧才能也各具千秋。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人（不仅是外表，更是意志、情感、理性、知识、能力等内在要素）。差异性必须在稀缺性基础上才成为交易的前提。太阳的光分七色，空气含有氧、氮、二氧化碳、氢及其他气体，这些无限供应物品内部也呈现多样性与差异性，但这种不具稀缺性的物品之差异性不会导致占有与交易。
稀缺性与差异性引发交易，交易促进劳动分工，劳动分工进一步激发差异性，带来更多交易机会，促成市场繁荣。在这过程中，资源稀缺性在整体上会得到逐步缓解。
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差异性（多样性）的不断增强，分工的细致化，交易形式、经济循环模式、产业结构的丰富与复杂化。
三、制度基础：财产分立制
（一）财产分立制：自生秩序
交易必发生在不同所有者之间。只有当分立的财产权被认定是正当、合理、合法的，即交易所涉及的物品各归其主，物品所有人对该物品拥有完全的权利时，交易才能进行。交易的结果是经济品的所有权的变更。假如分立的财产权不被事先确立为合理、合法，物品之间的交易将无法成立，因为谁也不可以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去跟他人交易，甚至连赠送也不成立。在实际的交易中，如果某一方在物品所有权上有问题，其转手就不是交易，而可能是欺诈、销赃或洗钱。这种伪交易应该受到法律的禁止与惩罚。
如果不存在合法的财产分立制度，也就是一切物品、资源都任由取用，那么为了规避稀缺性之害，资源、物品将被尽可能快地消费掉或者藏起来、积存起来，从而必然出现一个抢夺的社会、囤积居奇的社会、以邻为壑的社会。这种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产权分立制其实是在稀缺性条件下对资源的保护、善用的有效保护机制。
稀缺性产生占有，再形成财产的分立制。如果说，稀缺性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的自然状态，那么占有、产权分立制，就是生长在“自然土壤”之上的自然秩序，也即哈耶克所谓的“自生秩序”，它不是某些人刻意设计、建立并维护的人为的理性建构的制度。占有制、产权分立制不是稀缺性的起因，也不是加剧稀缺性的“祸首”，相反，它是稀缺性的产物，也是克服稀缺性，提高资源利用效益、保障市场供需平衡的有效机制，因为它促使人们珍惜、节约、善用自己拥有的资源。
（二）流变与特性
产权分立制（下称“产权制”）的形态有一个流变的过程。以往的产权制是一种残缺的、基础脆弱的制度，因为产权受制于君王的政治强权。君王的私权、产权，相比臣民、普罗大众的私权、产权，是一种更高级别的权利。产权还不是普遍、平等的、至高的人权。当制约王权、实现财产权人人平等的资本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平等的个人财产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才成为社会的秩序根基。产权制度才演进为更文明的近现代模式。
这种现代产权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至高性，它属于天赋人权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其他权利、权力高于、优于此项权利。
二是平等性，不论财产本身情况如何，每一份财产权都是平等的，一切财产的所有者对自己财产的权利平等。
三是它是一种个人（个体）权利。一切财产，最终权利归属，必落实在个人或个体。唯有所有者个人的意志才是财产的最终决策的合法依据。
四是财产权可以分割，但在所有人这里，各项权责利归于完整。构成产权的各权利可细分为：占有、使用、处置、受益等次级权利，这些次级权利可以分割、让渡，但最终统一于所有者个人（个体）的意志。
五是产权边界清晰。惟其如此，每一项财产才能进行确切的价值评估。
（三）明晰产权，促进交易
市场经济繁荣的标志就是交易活跃。而要交易活跃，就必须让稀缺的资源尽可能分散、分立，而且边界清晰地界定于个人手中，形成尽可能多的市场(交易)主体。左手不跟右手交易。所有者内部没有交易，只存在经济品的不同使用方式，或者转手，交换，变更的是物品的使用人（使用权）而已，而非所有权的变更，从而不是交易行为。全民公有制之下， 财产分立制便从社会消失，社会就没有交易，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公有制下，作为一个单一公有所有者（一般为代表国家、人民的政府）只有与公有制之外（国家之外）的其他所有者之间，才会发生交易关系。公有制与产权、交易、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公有范围越广，交易（市场）范围便越窄小。作为传统公有制的流变形式——国有制，因为最终所有人依然是单一的（即国家或政府），故此，它在促进交易上缺乏制度上的动力。
我国要实行制度转轨，发展市场经济，一个核心且关键的问题是正确处理产权问题、所有制问题。即必须改变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所有制，建立以个体为权利主体、分散性的产权制度。但至今中国大陆在所有制改革方面，目标摇摆不定，措施缺乏方向，甚至有所倒退，如国进民退，大国企战略等政策。这都使得国内市场经济规模、交易规模大受挤压，活力缺乏。其中中国农村的改革陷于停滞、僵化，农村经济发展遭遇重大瓶颈。根子就在于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改革未能迈出切实步伐，窒息了农民的积极性。前不久推出的农村集体财产确权登记试点，也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当前的所谓土地国有制、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质上还是国有制）是妨害土地交易的制度根源，它阻碍资源优化配置，遏制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这一切都表明，在所有制问题上，当局陷入了认知困境。中国制度转型，似乎进入了一个所有制改革（在农村就是土地制度改革）的死胡同。唯有改革现存的所有制，建立近现代的市场产权制度，我国市场经济才能得到突破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大卫.鲍兹.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本.同心出版社，2009(1).
[2]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12).
[3]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