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探伤,导轨,暧昧养成系统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对外贸易概况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额、进口额和贸易总额分别为3747. 45亿美元、3763. 13亿美元和7510. 58亿美元，2010-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 21%、3.16%和3.67%。201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一直为逆差，且2015年逆差额达到15. 68亿美元（见表1）。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额、进口额和贸易总额分别占世界的23. 89%、23. 67%和23. 78%，分别比2010年增加了1. 47、1.25和1.36个百分点。
2010-2015年，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波兰和土耳其一直是“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2015年这六国农产品贸易额分别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总额的7. 28%、8. 40%、7.74%、6.98%、6.40%和4. 43%，合计为41. 23%。其中，2010-2015年俄罗斯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2015年逆差额达到3. 63亿美元；2010-2015年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波兰农产品贸易均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且2015年顺差额分别为76. 60亿美元、214. 13亿美元、205. 36亿美元和83. 18亿美元；土耳其农产品贸易在2013 -2015年从之前的逆差转为顺差，且2015年顺差额为11. 20亿美元。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 农产品贸易现状
（一）总体特征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农产品金额为231. 31亿美元，2010-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6. 73%；从中国进口农产品金额为219. 71亿美元，2010-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0. 52%；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为451. 02亿美元，2010-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8. 48%。201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与中国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且顺差额先增后减，2015年顺差额为11. 60亿美元，中国的贸易逆差地位总体上有所改善（见表2）。201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高于22%，2015年为24. 05%。其中，进口比重稳中有降，2015年为19. 79%；出口比重则稳中有升，2015年达31. 08%（见表3）。
（二）双边农产品贸易结构
从双边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看，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植物油(24.01%)，水果(12.88%)，谷物(11.71%)，水产 品 (11.64%)，薯类(9.17%)，粮食制品(4.86%)，棉麻丝(4.59%)，饮品类(4.07%)；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蔬菜(24.98%)，水果(19.08%)，水产品(17.48%)，糖料及糖(3.99%)，畜产品(3.87%)，饮品类(3.70%)，油籽(3.47%)。
从双边农产品贸易市场结构看，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比重位处前十位的国家及其比重分别是，泰国(21.89%)，印度尼西亚(18.09%)，越南(11.91%)．马来西亚(11.46%)，俄罗斯(7.43%)，乌克兰(7.43%)，印度(5.44%)，菲律宾(3.07%)，新加坡(1.99%)，巴基斯坦(1.82%)；从中国进口比重位处前十位的国家及其比重分别是，泰国(17.37%)，越南(15.62%)，马来西亚(11.99%)，印度尼西亚(8.37%)，俄罗斯(8.29%)，菲律宾(7.60%)，新加坡(4.42%)，印度(2.58%)，阿联酋(2.55%)，缅甸(1.62%)。
（三）“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农产品贸易
1．东盟
2015年，东盟农产品对中国出口、从中国进口金额和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分别为162. 12亿美元、147. 84亿美元和309. 96亿美元，2010-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8%、14. 61%和10. 97%；2010-2015年，东盟在与中国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且顺差额先增后减，2015年顺差额为14. 28亿美元。2015年，东盟对中国主要出口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植物油(27.49%)，水果(17.67%)，薯类(13.07%)，谷物(8.59%)，粮食制品(6.78%)，水产品(6.60%)．饮品类(3.71%)；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蔬菜(26.30%)，水果(21.20%)，水产品(18.78%)，糖料及糖(4.49%)，饮品类(3.48%)，畜产品(3.45%)。
2．俄罗斯
2015年，俄罗斯农产品对中国出口、从中国进口金额和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分别为17. 19亿美元、18. 21亿美元和35. 40亿美元，2010-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 38%、3.26%和3.80%；2010-2015年，俄罗斯在与中国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额先增后减，2015年逆差额为1. 02亿美元。2015年，俄罗斯对中国主要出口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水产品(76.25%)，油籽(8.64%)，坚果(4.81%)，植物油(4.34%)；从中国主要进口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蔬菜(29.45%)，水果(24.61%)，水产品 (20.84%)， 饮品类(2.88%)。
3．乌克兰
2015年，乌克兰农产品对中国出口、从中国进口金额和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分别为17. 19亿美元、0. 88亿美元和18. 06亿美元，2010-2015年，出口额和贸易总额分别增加了16. 84亿美元和15. 86亿美元，进口额减少了0.98亿美元；2010-2015年，乌克兰与中国农产品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2015年顺差额为16. 31亿美元。2015年，乌克兰对中国主要出口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谷物(61.91%)，植物油(37.13%)；从中国主要进口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水产品(29.16%)，蔬菜(12.20%)，饮品类(7.34%)，水果(5.75%)，糖料及糖(4.05%)，畜产品(2.86%)。
4．印度
2015年，印度农产品对中国出口、从中国进口金额和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分别为12. 59亿美元、5. 66亿美元和18. 25亿美元，2010-2015年，出口额和贸易总额分别减少了13. 14亿美元和12. 89亿美元，进口额增加了0. 26亿美元；2010-2015年，印度在与中国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且顺差额先增后减，2015年顺差额为5. 66亿美元。2015年，印度对中国主要出口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棉麻丝(38.54%)，植物油(24.58%)，水产品(10.68%)，精油(4.64%)，油籽(4.59%)，干豆(4.46%)；从中国主要进口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棉麻丝(28.28%)，水果(12.50%)，干豆(11.48%)，精油(6 05%)，糖料及糖(5.09%)。
5．巴基斯坦
2015年，巴基斯坦农产品对中国出口、从中国进口金额和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分别为4. 22亿美元、3. 23亿美元和7. 45亿美元，2010-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44%、3.24%和10. 28%;2010-2015年，巴基斯坦与中国农产品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2015年顺差额为0. 98亿美元。2015年，巴基斯坦对中国主要出口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谷物(38.53%)，饮品类(26.06%)，坚果(15.65%)，水产品(13.97%)；从中国主要进口农产品及其比重分别是，蔬菜(43.72%)．调味香料(6.86%)，饮品类(6.78%)，谷物(6.05%)，油籽(3.13%)。
因此，“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出口农产品以植物油、谷物、油籽、棉麻丝等为主，从中国进口农产品则以蔬菜、水果、水产品、糖料及糖、饮品类等为主，双方具有出口优势的农产品存在显著差异，双方农产品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经贸合作前景
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2015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轻工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办厂。开展农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流通等领域深度合作。”2016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投资、贸易、科技、动植物检疫合作”。当前，中国政府还正在研究制定《“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愿景与行动》。今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发展前景广阔，农业合作空间很大；在此过程中，既充满了机遇，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
（一）农产品贸易增长潜力巨大
中国地域辽阔，农产品种类较为齐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中国进口农产品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同时，中国近年来对油料、油脂、棉花、乳制品、肉制品、谷物等农产品有持续较大的需求，“一带一路”沿线物产丰富的国家可将其相关农产品出口至中国。可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农产品种植和食品加工业方面互补性强。当前，中国主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蔬菜及其制品、水果及其制品、水产品及其制品等农产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向中国出口植物油、谷物、油料、棉花等农产品，双方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很强、增长潜力巨大。因此，中国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检验检疫、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等方面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强化农产品贸易信息交流和共享，拓展贸易品种，提高贸易效率，扩大贸易规模，充分发挥双方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这也有助于推进中国国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农业技术合作空间广阔
“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其中不乏农业资源丰富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国家，但沿线国家农业技术水平大多较为落后，对先进农业技术存在迫切的需求。中国在农业领域具有较强的研发和竞争优势，具备资金、技术和人才，因此，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交流与合作空间广阔。中国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健全政府间农业合作机制，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通过签订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和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农业专家、开展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开展农业技术援助与合作，将中国农业的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帮助其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改善农田水利设施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不仅有利于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问题，还能够扩大其农产品出口，增加全球供给，也对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利。
（三）农业投资将大幅增长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近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长，从2003年的2亿美元提高到2014年的14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也从7. 1%提升至12. 5%，但农业投资所占比重还很低。今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投资将迎来重要机遇。第一，政策沟通。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后，得到了沿线大部分国家的积极响应，并已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卡塔尔等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中国领导人出访相关国家期间，也多次深入阐释“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达成了广泛共识。政策沟通为中国农业“走出去”营造了良好的投资氛围和舆论环境。第二，设施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公路、铁路、港口以及农田水利设施大多较为落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将为大型农业投资项目提供优良的投资基础，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交通运输网络，为农产品贸易降低物流成本和打造跨国农业企业提供基础条件。第三，资金融通。 “三行一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可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实施和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中国涉农企业要紧紧把握这些重要机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投资，要立足当前农业合作基础，充分利用和挖掘合作潜力。中国政府要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开展农作物种植、畜牧养殖、蔬菜园艺、农机、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强化“大农业”海外投资的力度。
（四）积极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经济贸易合作，今后也将持续面临地缘政治风险、安全风险、经济风险等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在地缘政治风险方面，“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政治局势并不是十分稳定，特别是近年来，政权更替频繁化、政局动荡常态化，而不同党派之间的执政理念差异很大，再加上相关外部势力的干预，执政党派更替后，对外政策往往会出现重大调整，如中国与缅甸、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已签订的有关合作项目就直接受到影响。在安全风险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近年来全球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主要爆发区以及恐怖活动多发区多有重合，如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乌克兰、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安全问题严峻，一些国家的安全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严重影响经贸活动的正常开展。在经济风险方面，“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并不是简单的对外援助计划，必须重视共同发展、互利共赢，而“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差异很大，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形势仍持续低迷且前景并不明朗的背景下，部分国家还存在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较差的经济表现，投资环境不容乐观。从国内看，也将面临多重严峻挑战。目前，中国农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既缺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入系统研究，也缺乏战略性、系统性指导和规划；中国涉农企业大多跨国经营水平不高．国际化经验不足。因此，中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健全和完善国家层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走出去”战略规划及支持政策，建立信息沟通渠道，为农业“走出去”提供政策、资金支持和信息指导，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引导农业“走出去”的地区分布和行业领域分布，增强企业的农业“走出去”能力及风险应对能力；开展农业“走出去”风险评估，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细化风险类型，制定相应的应对预案，积极管控风险，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在农业“走出去”对象国的合法权益。
[本文获得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委托课题“2016中国农业贸易发展报告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发展前景”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国外农业经济与政策”（编号：ASTIP-IAED-2016-06）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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