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ewang,命比天大,风月宝鉴之冥府春色
列宁著作中涉及的主要伦理学问题包括：（1）道德的本质、共产主义道德产生和发展的过程；（2）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对社会义务的觉悟问题；（3）个人与集体的关系；（4）爱国主义、国际主义；（5）表现在劳动态度、劳动纪律中的自我约束问题。可以说，列宁秉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俄国的社会现实为实践基础，从工人运动的任务和特点出发，围绕阶级斗争伦理、社会主义革命伦理和共产主义建设伦理等三个中心，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列宁对伦理学问题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作为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清醒地贯彻了历史主义、真实性原则、决定论原则和阶级分析法等主要研究方法，在对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批判性研究中，融入清晰的道德情绪和伦理价值判断。以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的系统性发展。
一、对道德唯物史观的现实推进
作为总的方法论原则，唯物史观贯穿列宁伦理学问题的全部研究。因为在列宁看来，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对社会道德问题的分析方法才具有了科学性，并带动了伦理学问题研究的革命性转变。列宁赞同恩格斯对黑格尔“恶动力说”的深化性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列宁认为恩格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评价适用于一切前马克思主义和当时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其他伦理学流派，而以往全部唯心主义流派和前马克思唯物主义者对于伦理学的认识和界定不存在本质分歧，在道德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
在列宁那里，道德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他从来没将它们看成是一个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俄国的创建任务，为实现社会变革共产党在各个发展时期而采取的政策、策略和活动等相脱离的东西。所以，对道德唯物史观的贯彻散落于列宁著作的各个章节当中，作为总的研究方法和价值立场，尤其深刻地见诸《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的》、《共青团的任务》、《打着别人的旗帜》、《国家和革命》等著作的章节中。
列宁在这样一些著作中，用唯物史观解决了道德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在说明道德产生和发展问题时，列宁首先把它放在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当中去：“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在批判米海伊洛夫斯基的道德唯心史观时说道：“谁不知道，考察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总会在这个现象中发现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呢？譬如说，恩格斯曾想断言道德史只限于上述三个阶段吗？”
为什么列宁要首先并着重强调道德的产生源泉以及它的本质问题呢？首先，道德产生的源泉和本质问题是关涉其他一系列道德问题（道德价值、道德功能、道德认识、道德选择等）的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确立了列宁看待道德问题的总的方法论。而接下来全部的其他社会道德问题都是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的，不然，我们没办法理解列宁对于相关诸伦理学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态度。那么，相应的，如果确定了道德的产生历史同社会的历史相联系，那么研究道德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类历史本身。毕竟，人类社会史和道德发展史在本质上是融为一体的。
的确，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来考察和解决道德问题了。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但是，列宁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基础上，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未竟的、而被列宁成功地创建了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下，推进了道德唯物史观的发展，将相关道德蓝图尤其是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付诸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当中来。在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制定和遵守（民主、平等、忠诚、集体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勤劳、纪律和觉悟、诚信）上，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原理的系统化上，在未来的社会道德预测上，都坚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在解决全新的、现实的、具体的问题时，比如在处理俄国国家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在解决工会问题上、在制定共青团的任务上、在民族自决权的认定上，都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将上述道德问题和道德原则推行于其中，起到了方法分析和价值指引的作用。
二、对历史主义的具体运用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历史主义将历史现象、事件和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和分析，承认社会历史发展在总体上具有不可逆性和先后继承性。在对历史发展持乐观态度的同时，又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道德伦理的产生与阶级社会的出现、劳动分化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从事精神领域生产的人群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即精神生产的人已经将道德关系视为一种社会关系了。因而，研究道德的历史产生问题，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类历史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史的研究也从社会历史开始。换句话说，历史主义原则是伦理学研究的最重要方法论原则。
历史主义原则为列宁提供了看待问题的适用范围。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列宁在研究伦理学现象、事件和问题时，是遵循社会道德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和永恒发展之中”这一历史主义原则的：“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的自觉的群众斗争。……道德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而服务的”。列宁相信未来社会的发达和富足一定会实现，相信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必然会产生并发生作用，相信人类社会历史及其文化的永恒发展，并同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而不会逾越这一阶段的现实，也不会作抽象的道德判断和无根据的道德预测。
在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倒退现象时，列宁首先指出，不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来试验它在俄国社会的执行力，“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各方面将马克思的理论向前推进。列宁将社会民主党人看成是“同志”，但同时也表明，“当我们确实看到‘同志们’离开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而后退，‘同志们’缩小和歪曲工人运动的任务时……”列宁及其战友就会毫不含糊地指出问题所在。什么问题呢？毫无疑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的制定初衷是要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尤其是要服务于俄国工人阶级为实现自身解放而进行的各种运动。这些任务包含“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新道德观念的内容。而社会民主党人在革命活动中，其观念如果发生分化和游离，就又有回到“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区域的风险。实际上，列宁在分析这样的道德现象时，也会理智地贯彻历史主义的原则，以历史主义为坐标，分清道德现象中的道德主体秉承的道德原则。这种实事求是的道德原则，则是评价和解决道德现象的关键。
在认识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斗争这一道德事件时，列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该党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原则的资产阶级道德属性，认为这些原则因为只使用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来掩盖内容上的剥削和欺骗，所以是在经济方面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在道德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确证了意大利社会党人革命主张的本质属性。
三、对决定论思想的伦理学贯彻
列宁看待伦理学问题的视角是经济决定论，承认并继承了恩格斯“生产归根结底还是决定性的东西”的方法论立场。列宁在分析和解决具有伦理意义的问题的前提是，将经济关系视作决定社会历史发展包括道德发展的决定性基础。在他看来，每一种生产关系都会产生相应的道德观点、道德原则、道德标准、道德习惯、道德传统。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批判西方宪法利用自由平等的口号做幌子欺骗人民的伎俩时指出：“你们的自由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这样，自由平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是由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及附属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私有制的社会经济形式不可能造就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原则。而且，经济因素还会客观地促进或妨碍社会道德进步。比如，如果在封建社会就产生了“自由”、“平等”、“正义”这样的道德原则，这些直接同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相背离的原则自然会阻碍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却能够促进封建社会内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此外，列宁用经济决定论思想看待“自由”、“平等”、“正义”等道德原则问题的时候，还具有理论上的引申意义。事实上，列宁指出了导致“自由”、“平等”和“正义”等道德原则有本质和形式区别的根源所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无论它对自由原则在形式上有多么向往，但归根结底只能落实到形式上的自由。所以，它也同样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具有什么样的道德悖论。’
列宁在明确指出生产关系对道德的制约性的基础上，还明确了道德对生产关系的依赖性：“先辈传下来的劳动家园，把自己的利益跟全部生活融合在一起，并树立了生活道德的劳动，——所有构成农民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特点的这一切，都是工人无产阶级完全不熟悉的，因此，后者的生活虽然也是劳动生活，但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和以既得权利的原则为依据的）、至多不过是抽象哲学的道德上面的，而农民的道德基础却是劳动、劳动的逻辑和要求。”
列宁用经济决定论的方法和价值立场，对包括民粹主义、庸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社会伦理观进行科学批判，既坚持决定道德发展的经济基础的作用，也看到了道德对相应的经济基础起作用的性质，从而得出“建立在进步经济基础上的道德，能够推动进步经济基础的道德，其价值为正、性质为善，反之，则价值为负、性质为恶”的结论，这无论是在当时的俄国，还是在当代的中国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和价值匡正性质。如果当代中国社会局部出现的诚信缺失、贪污腐败、公德失范等道德问题不受遏制地发酵的话，必然会以反作用的方式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而其性质是恶的，价值是负的，是应当被积极纠正的。
四、用阶级分析方法界定道德归属
不可否认的是，列宁所处时代特点决定了他创建的理论体系的伦理特征，即阶级斗争伦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论争的使命鲜明地体现在其著作中，甚至《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劳动者》、《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什么是社会沙文主义》等短篇的题目即清楚地表达出列宁伦理思想的阶级指向。
对伦理学发展而言，列宁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的作用在于：第一，界定道德本质及其相关伦理学核心概念。列宁以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对道德的本质、起源、道德的特点和社会功能、道德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揭露了封建宗法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反动本质。
第二，解释道德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列宁将阶级分析法运用于伦理学研究，指出了道德理论和实践的依赖关系；阐明了哲学和伦理学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哲学角度寻找小市民习气的根源；最为重要的是，列宁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态度将伦理学引入阶级斗争，指出“伦理学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分析工具，而且是社会活动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还指出，历史主义和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则，道德的产生和出现是与阶级利益和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连的。
第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列宁批判了当时存在于沙皇俄国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说和理论，如新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新黑格尔学说、无政府主义、民粹派宗教神秘主义等流派。尤其对伦理社会主义给予严厉抨击，认为伦理社会主义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意识形态煽动，是用道德和文化手段将反资产阶级的力量引入歧途的企图。此外，列宁还指出了这些伦理学说存在的客观基础——经济落后和所有制的多样化。毫不夸张地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提升到一个质的高度，改变了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的精神和道德面貌。 出处：西伯利亚研究 作者：武卉昕 李陆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