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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判国内国际复杂的经济形势，在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紧要历史关头，我国政府宣布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最新理论概括，又一次思想认识飞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运用发展的观点、矛盾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等基本观点，对经济发展新常态问题加以分析解读，旨在深化对“新常态”的理解和把握，增强贯彻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升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去认识、如何去适应、如何去引领的实践能力和综合水平。
关键词：新常态；辩证思维；发展；实践
中图分类号：F17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11-0027-0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在同年11月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重大论断做了全面阐述。这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冷静地总结过去、思考未来所做出的科学判断，对于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指导意义。
一、用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新常态”是对发展趋势性变化的基本判断和总结概括
事物总是在运动变化之中，能够准确地预判运动变化的阶段性趋势，才能在实践过程中提前应对、趋利避害。
消费需求是发展目的和发展动力的内在统一。过去，我国消费是模仿型排浪式，走过了一段感性高峰期；现在，正在转为个性化、多样化、理性化，这就需要从产品供给上做出调整和优化，更好地适应和满足消费变化的新趋势。
投资追随发展趋向的同时，投资走向也在驱动发展导向。相对过去一个时期，传统产业投资相对饱和，投资效益持续减弱。现在，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需要传统投资托底之外，伴随新经济、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等发展，高效投资的走向、市场融资的方式必须调整和优化。
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变化，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提高，两个维度共同挤压，使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力明显下降。除了用好汇率等调控政策以外，需要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同时，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
伴随生产力的提升和变革，生产关系必然要随着调整和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兴起，第一次机器革命实现了人类的体力“外包”，而如今第二次机器革命实现了人类的脑力“外包”，随之智能化制造、小型化生产、专业化发展等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成为趋势。[1]
产品和价格的竞争是外在表象，而生产方式和动力结构是内在动因。过去，我国更多注重数量扩张和要素投入驱动；现在，这种方式不可持续甚至无法维系，必须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加快进入“质量时代”。
人类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突出。我们国家作为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人均资源的“小国”，这一矛盾相对更加突出，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大，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上限，必须有效控制和防范资源环境风险，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
伴随过去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在实现相对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个风险的“度”一定要审视和把握好。目前，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是在金融、债务、房地产以及产能过剩等方面积累的风险，仍将持续一段时间，需要高度重视并有效化解。
这些趋势性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只有准确把握这些新特征，适应和引领发展新趋势，才能赢得主动权、优先权，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更高级形态迈进。
（二）“新常态”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可抗的具体表征和基本遵循
从经济一般规律来讲，特别是坚持生产力的观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观点，我们清晰地看到，近代历次工业革命，谁顺应了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谁就会走上了强国之路。以机器的发明及运用，特别是改良蒸汽机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作为发源地的英国则通过这次革命称霸世界。以电力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重工业实现了长足发展，美国和德国作为两大发源地，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在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英国、德国等传统资本主义强国继续保持领先。
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要么是无关者、要么是追随者，始终没有成为引领者。现在，世界迎来了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为代表，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全新技术革命。今日不同以往，我国在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充满信心和希望，当然也具备率先引领历史发展潮流的基础和实力。关键是能否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适应变革带来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引导产业发展向更高端、更高新迈进。如果不改变过去粗放发展的老路，就不可能成为这次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更不可能成为引领者。所以，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阶段性实际，理性对待、主动适应，自我超越。
（三）“新常态”下的“降速、提质、增效、转型”是发展量变到质变的必然过程
“量”是对经济发展规模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强调，“质”是对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益的要求。
没有一定的“量”的积累就不会有“质”的飞跃。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了我国生产力，37年来，国民经济蓬勃发展、总量快速积累。1979年—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08—2012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了20%，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5680美元，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为我国在当前进行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惠民生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和有效空间。
质变是一个时期量变的必然结束和新量变的开始。在“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仍然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快速扩张，过分追求高指标、迷信高速度、盲从快发展，不计社会代价、环境代价，忽视投入产出的效益以及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就可能会导致经济大起大落。从历史经验看，当人均GDP达到中高收入并接近高收入水平的时候，经济就会明显放缓。比如，有的国家经济增速在较短的时间内下降40%甚至50%。我国2012年至2015年这四年间经济增速分别为7.7%、7.7%、7.3%和6.9%，这说明也在经历增速放缓的过程，但是把降幅控制在较小的范围，这样可以保证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过程中，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
要不失时机地促成量变向质变的飞跃。全球社会总需求降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我国经济想要再回归高速不仅“做不到”，而且“受不了”，同时也“没必要”。换句话讲，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做好“降速、提质、增效、转型”这个必答题，当然也是爬坡过坎的难题。面对新变化、新要求、新挑战、新希望，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在推动由量变向质变飞跃的过程中主动作为，积极作为，创新作为，坚定不移地走出向更高级经济形态大步前进的发展之路。
二、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历史方位
（一）主次要矛盾相互转化，倒逼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在破解主要矛盾的发展过程中，原来的非主要矛盾的性质和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其结果是原主要矛盾弱化为非主要矛盾，而原来的个别非主要矛盾转化为起决定作用的新的主要矛盾。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速度和规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3645亿元、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人均GDP列世界各国的倒数第二位；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人均只有0.17美元；全国居民人均收入还不到50元，实际城镇失业率则高达19%左右，当时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56.7%和67.7%。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多数指标排在世界各国及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如何让国家和人民快速富裕起来，是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基本解决了国力贫弱和人民贫穷的问题。2012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达到3.3万亿美元，连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超过2.4万元和7900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2%和39.3%。综合国力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显著提升。
经过这样一个时期的高速发展，与之相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也在不断积累显现，发展的主次矛盾随之发生变化，质量和效益转化成了主要矛盾。虽然我国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质”的方面却被远远落下，创新能力不足，产品总体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恶化，这种“量”与“质”的矛盾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同时还要看到，相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快”、工业产品供给的“多”，居民收入的“慢”、消费产品有效供给的“少”也已经转化为主要矛盾。理性看待和解决这些矛盾，必然要让经济增长速度适当降下来，更多关注技术创新、更加重视让百姓享受改革发展红利、更好围绕需求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供给，使发展进入一个更为理性、更为高级的可持续的“新常态”。
（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交织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进入“新常态”的同时，各区域面临的难题及其破解又各有不同
我国地域辽阔，各区域的人口、环境、资源、人文和发展基础等差别原本就比较大，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共性矛盾之下，个性矛盾也相对突出。
从普遍性的角度看，结构不合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共性问题。我国经济结构突出问题是消费、投资与出口结构的失衡。因为长期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居民消费还一直没有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动力。这种经济结构格局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工业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而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直到2015年，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才超过50%，达到50.5%。这仍与发达国家有比较大的差距。这种结构问题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带有普遍性，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相对发达地区，还是东北、西北等欠发达地区，结构调整都是经济发展核心任务。
从特殊性的角度看，经济结构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省份又有不同的具体表现。以黑龙江省为例，作为资源大省，所属13个地市中有9个被列为资源型城市，“原字号”“老字号”产业还是经济主体，抗风险能力弱。2015年，受市场总需求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黑龙江省大庆市仅石油工业就在一年之内因原油量价双降，直接减少增加值800多亿元。即便如此，石油工业仍占全市经济总量41.6%，石油行业税收占市本级财政收入60%左右。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大煤城中煤、焦、电三大产业占全部工业的50%以上，占全部税收的50%以上。同时，资源型产业多为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2015年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45%以上。所以，破解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矛盾问题，需要在普遍性政策指导之下，把握特殊性要求精准施策。
（三）内因和外因彼此影响催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本质作用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主要指向经济增长动力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及收入分配失衡，生态环境等刚性约束增强，金融杠杆等风险明显增加。
从内因看，需要集中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三期叠加”的症结突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2年开始结束近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另一方面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7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如果不能有效化解各类风险，很容易步一些拉美国家后尘，陷入贫富差距过大、经济大起大落、社会矛盾加剧的陷阱。
从外因看，世界经济总体增长缓慢，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分化。美国2014年和2015年经济增长2.4%，高于2013年2.2%的增速，复苏动力有所增强。欧盟2014年经济增长0.8%，2015年达到1.9%，虽低于2.4%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但表现出复苏迹象。而日本2015—2016年经济增长率由1.5%下调至1.2%，俄罗斯2014年经济实际增长率为0.6%，较2013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2015年经济增速为-3.7%，表现出持续下滑态势。同时，国际部分大宗商品供过于求，持续十多年的价格上涨周期逆转，最大跌幅50%以上。内因的决定性影响和外因的催化影响共同作用，加速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步伐。
三、用实践的观点找准破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难题的重大战略路径
（一）破解“新常态”难题要领会和落实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战略性部署
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重要论断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联系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实际，从战略布局的整个体系来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之一，是“新常态”下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举措，为“新常态”下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上层建筑的根本性保障，是战略之举，为“新常态”下的发展保驾护航；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政治核心所在，是确保“新常态”波澜不惊、破浪前行的压舱石。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框架之下，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统领我国破解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路径选择，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新常态”下的速度、结构、动力都面临着深刻调整，决定了创新发展的必然；“新常态”下面临着经济与社会、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国内国外、政治经济文化、政府与市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诸多问题的统筹协调，决定了协调发展的必然；“新常态”下绿色富国逐渐成为共识，而且要为今后发展提供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环境条件，决定了绿色发展的必然；“新常态”下必须克服分配不均衡、发展短板问题，以及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决定了共享发展的必然；“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呈现出深度融入并引领世界经济的新趋向，决定了开放发展的必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是战略层面的理论指导，在与实践联系和对实践指导过程中，必须强化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法。一是辩证思维。无论是优势、劣势的判断与利用，还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分析与转化，都要坚持两分法，辩证考量。二是系统思维。站位全局来统筹局部，同时还要善于发现和突破瓶颈症结，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三是战略思维。观大势，谋要事，保持定力，多做当前急需又为长远打基础的事情，不能朝三暮四，更不能华而不实。四是法治思维。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无论是从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维护，还是从发展环境持续保持和优化的角度，都需要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靠法。五是底线思维。经济增长要守住底线，民生保障要兜住底线，环境保护要明确底线等等，凡事要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六是精准思维。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放管服”改革精准服务、脱贫攻坚精准扶贫，还有倡导“工匠精神”等等都彰显了精准思维。
（二）破解“新常态”难题要切实抓住实践层面的战略性关键点
寻求发展路径和制定发展政策，需要考虑是否适应“新常态”这一大背景，始终坚持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角度持续发力。
一要把握好量变到质变过程中的“度”，确保实现“双中高”。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既有可能，也非常必要。没有中高速增长，就业等方面就会出现大问题；没有中高端水平，发展瓶颈就难以突破，发展风险就难以控制。关键是要坚持两分法来贯彻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一方面，绝不能一味强刺激，防止和反对低水平生产，甚至是竭泽而渔；另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谋发展、抓发展、促发展，两个方面的结合点就是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注重经济质量效益的提高。
二要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最终决定力量，打造形成“双引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传统动能在持续减弱，对于资源型城市或者以重工业为绝对主导的地方，尤其像东北地区，可以说是陡然减退。新动能培育生成需要一个过程，但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所以，要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打造“双引擎”。传统动能要转型升级，延伸开发“原字号”，把链条拉长；改造提升“老字号”，让老树结出新枝。[2]通过创新引领，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等融合嫁接，推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增长点快速形成，对冲传动动能的减弱，形成有效拉动。
三要坚持人是社会制度变革和推动历史进步决定力量的群众观点，释放“双创”潜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鼓励和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坚持群众观点的充分体现，是创新驱动发展、激发内生动力的务实之举。第一，“双创”顺应改革创新的时代潮流，特别是智能化制造、小型化生产、专业化方式等新趋势，具备更加良好的发展土壤和空间；第二，“互联网+”可以推动社会形成汇集众智众力的乘数效应，为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实现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从而实现全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第三，以“双创”引领就业，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无业可就的问题，而且可以推动实现高水平的社会就业，凸显人的个体社会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双创”氛围的浓厚和潜能的充分释放，如同打赢经济发展、民富国强的又一场“人民战争”。
四要强调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发挥好“双手”作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市场这只手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还有政府这只手的宏观调控作用，不是简单谁更主要的问题，而是如何使彼此互相协调、相互保障、互为弥补、协同发力的问题。两个关键所在，第一个是对内深化“放管服”改革，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企业和市场活力的“加法”，这是激发市场主体内在活力、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创造力的一把金钥匙。另一个是对外建设“一带一路”，这是“新常态”下推动内外两个市场互动、两种资源嫁接融合的战略性突破口，也应该是统筹国内国际，更好融入世界发展，提高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话语权的重大抉择。各地都需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打开对外开放新格局。
（三）破解“新常态”难题要聚焦聚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性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一再证明，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基本经验。目前看，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所在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来实现。经济增速已从过去三十多年的年均9.8%下滑至2015年的6.9%，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尚未止住，底部尚未探明。要使经济平稳探底，并稳定在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态势上，就必须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新的市场供给更好地适应需求变化，培育形成新增长点。
第二，发展方式要加快转型升级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内生力来引领。过去相对粗放的增长方式具有“路径依赖”特点，要摆脱并非易事。新的发展方式也不会在自然状态下出现。集约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是高质量、高效益，而供给侧改革的要义就是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无论是摆脱旧方式，还是形成新方式，都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第三，经济结构深层次调整优化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加减法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的优化升级。存量调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管理的重要内容。增量形成的途径更多要靠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品牌等，同样也是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的题中之义。
第四，发展动能加快接续转换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调供需两端来助力。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需求端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来驱动，今后的经济增长必须注重供给端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使需求和供给两端协调互动，形成强大动能引擎。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包含众多哲学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对其分析解读，有助于从认识论、价值观、方法论特别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更加坚定而富有创造性地贯彻国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作出的战略部署，竖起发展新航标、拓宽发展新思路、开辟发展新境界。
参考文献：
[1]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安德鲁·麦卡菲. 第二次机器革命[M].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