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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参与是旅游发展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冰，吴必虎，2006）和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Garrod，2003），有利于使游客获得更为真实的旅游体验，提升旅游质量。然而，社区居民对旅游活动的态度却较为复杂：一方面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初衷看起来与社区生计和其他收益密不可分（Scheyvens，1999；Tosun，2005），获取经济收益成为其首要目标；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可能并不希望旅游活动过多地干扰他们已有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正面影响，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Lankford，Howard，1994），这些影响可能会改变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Huang，Stewart，1996）。
旅游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样不容忽视（Ross，Wall，1999），在要求游客注重环保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也应更多关注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和环保行为。与游客相比，社区居民的本地意识和对环境的敏感性更强，更具有环境保护的诉求；游客的环保行为往往只在一次游历过程中发生，而社区居民的环保行为对于目的地旅游资源保护的影响却是持久的。随着对旅游活动的依赖性日益提高，旅游经济收益以及旅游带来影响的感知等因素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和环保行为，然而鲜有对影响程度和影响机理方面的具体研究。
旅游对社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正面、负面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的等等。Stronza和Gordillo（2008）通过访谈发现，经济收益对生态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有限，甚至会减少旅游与环境的互惠，引发社会冲突；而旅游对当地社区其他方面的影响包括增加居民自信、提高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的管理水平等，则会增强当地社区管理机构的话语权和稳定性，并导致对环境资源管理的长远规划，从而达到环保的目的。国内学术界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影响居民感知的因素、旅游影响感知的维度及其与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卢春天，等，2012）；多维度地探讨旅游影响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比较少，一些定性研究结论也亟待实证检验（Stronzaa，Gordillob，2008）。鉴于此，本文将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将旅游对社区影响的感知纳入旅游收益对居民环保意向影响的模型中，基于相关理论和文献提出概念模型，就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其旅游影响感知和环保意向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探索性实证研究。
本文的研究目标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探讨如何在居民个体层面上将旅游与环境保护相关联，即探讨居民从旅游业获得的收益如何影响其环保意向；另一方面，将居民的旅游经济收益与旅游对社区的影响相结合，探讨两方面的因素对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
1 文献综述
1.1 旅游经济收益
Anderecka等（2005）认为，社区居民从旅游中获得的收益主要是经济利益。旅游经济收益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就业收入，即社区居民通过在旅游企业就业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2）经营收入，即社区居民通过开办家庭旅馆，生产销售旅游商品，提供餐饮、休闲娱乐服务等商务经营活动所获得的经营收入，这种通过资金投入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盈利方式较之就业收入在收益层面上更为可观；（3）土地租金及股金，即社区居民将宅基地和责任田之外农业用地使用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获得一定数量的租金，也可以将宅基地和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旅游企业，以股份多少获取股息；（4）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社区居民基于社区成员的身份获得二次分配性质的经济收益，例如在某些生态旅游发达的地区，社区居民达到一定保障条件，就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低保金等，还有的社区居民完全是凭借社区成员的身份，每年获得一定数量的社区分红。Diamantis（1999）认为，旅游在一个方面达成了共识，即大部分的旅游经济收益应该直接流向个人和目的地。Anderecka等（2005）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证实，居民确实感知到了旅游收益，并且居民经济利益驱动性较强（王群，等，2004）。Liu和Var（1986）研究指出，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主要体现在增加了就业机会、投资机会及本地经营获益机会。Haralambopoulos和Pizam（1996）也在研究中发现，旅游给社区居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包括个人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等等。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绝对和相对两方面定义旅游收益，即居民从旅游业获得的收益以及旅游收益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
1.2 旅游影响感知
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一种居民群体感知旅游关系的社会知觉，这种以群体为主体的知觉过程应该包括居民的自我知觉、居民对旅游者的知觉以及居民对旅游关系影响的知觉（李有根，1997）。有关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外逐渐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可持续旅游”和“社区参与”日益受到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旅游影响在目的地社区体现尤为突出，可持续旅游目标的实现更是离不开旅游影响的主要承担者——社区居民（Sheldon，2001）。
关于旅游影响感知的维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Mathieson和Wall（1982）提出的以感知内容为标准划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3个维度，早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居民对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研究（Getz，1986；Liu，et al.，1987），而后则较多关注社会（Brunt，Courtney，1999）、文化（Besculides，et al.，2002）和环境影响（Liu，等，1987）的感知研究；另一种是以社区居民感知价值为标准，划分为正面和负面2个维度（Milman，Pizam，1988）。
随后，Lankford和Howard（1994）对上述两种形式进行了整合，在旅游影响感知划分为正面和负面2个维度的基础上，又细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3个组成成分。在正面维度中，旅游对经济的影响包括直接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发展本地经济、传统行业转型、提高土地价值等；对文化的影响包括社区更加安全、培养本地荣誉感、提升本地人和游客对环境的理解、保存本地的文化遗产和语言、保护本地特殊技艺等；对环境的影响包括为环境保护提供激励、培养环保意识、提升对自然资源的管理等（Diamantis，1999；Simpson，2008）。在负面维度中，旅游对经济的影响，包括开发和维护过程中的资金投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一部分本地居民无法从中获益（Diamantis，1999；Walpole，Goodwin，2000；Archabald，Treves，2001）；旅游对文化的影响，包括对本地文化的侵蚀、降低了本地人的话语权、本地居民潜在的怨念和对抗；旅游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对环境的承载力构成威胁、容易产生从经济角度看待自然环境问题（Diamantis，1999）。
该评价体系受到了普遍认可并被广泛引用。国内研究者卢小丽和肖贵蓉等（2008）也采用这一划分方法设计了中国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测量量表。本文在划分旅游影响感知的维度时也采用了这一评价体系。
国内外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将旅游影响感知用作居民社区依恋、社区关心度、居民环境态度、经济收益、资源利用程度、社区参与等和社区对旅游支持度及社区归属感之间的中介变量，探讨旅游影响感知对于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态度的影响（Gursoy，et al.，2002；Ko，Stewart，2002；Nicolas，et al.，2009；尹立杰，等，2012；杜宗斌，苏勤，2011），较少讨论旅游影响感知在旅游收益与居民环保意向的关系之间的影响机理。
Smith和Krannich（1998）通过对4个旅游社区的对比研究发现，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旅游提高居民的经济收益和改善生活水平，并且社区居民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越强，发展旅游的意愿和积极性也就越高。Ko和Stewart（2002）在对韩国Cheju岛居民的调研中也发现，从旅游发展中获利越多，居民就越多感知到发展旅游为当地社区带来的正面影响，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也更为积极。Anderecka等（2005）的研究表明，从旅游中获利程度不同的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存在差异，获得越多经济收益的社区居民，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越为强烈，对旅游的发展也越发支持。苏勤等（2013）在浙江安吉的研究表明，旅游收益会对居民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旅游收益与居民态度之间是正向关系。因此，许多研究者支持旅游经济收益与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观点（Perdue，et al.，1990）。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H1a）：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正向影响
假设1b（H1b）：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负向影响
1.3 社区居民环保意向
行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是行为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切实行为（actual behavior）的前项变量（Fishbein，Ajzen，1975）。Fishbein和Ajzen（1975）在其理性行为理论中认为，人类采取某一特定的行为表现取决[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代写的服务 www. dylw.nET 欢迎光临]于个人的行为意向，而行为意向又取决于个人对此行为的态度，并将行为意向定义为个人执行某种特定行为的意图强度。基于Fishbein和Ajzen（1975）的定义，本文将社区居民环保意向界定为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参与该区域环境保护的意图强度，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将影响其切实的环保行为。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社区的所有权意识、责任感以及社区的实际参与方式（Simpson，2008）。尽管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不一定归当地社区居民所有，但是目的地旅游资源对于当地社区居民来讲是其生存环境，所以社区居民作为本地人“天生”对旅游目的地具有一种所有意识，对社区发展以及当地旅游开发项目存在着期待，对旅游带来的环境变化的感知比游客的感知更敏感。然而，现有国内外研究多关注于游客的环保意向和环保行为（Lee，2011；Luo，Deng，2008；Wurzinger，Johansson，2006；Chiu，2014；祁秋寅，等，2009）。一些研究指出，在环境保护方式上应关注本地社区的参与，环境保护需要建立社区的支持（Newmark，Hough，2000；Imran，et al.，2014），
本地社区对环境保护的支持是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先决条件（Gbadegesin，Ayileka，2000；Liu，et al.，2014）。Scheyvens（1999）、Kruger（2005）、Belsky（1999）、Nyaupane和Poudel（2011）等认为，社区参与和环境保护之间是有关系的：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提供了社区居民就业和工作的机会，也产生了一种自豪感（Spiteri，Nepal，2006）；另一方面，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的分配情况将影响环境保护，缺乏公平收益将不可能达到环保目标（Spiteri，Nepal，2006）。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收入的增加可以转变居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Nyaupane，Poudel，2011）。只有本地社区真正从旅游中获益，才能保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Belsky，1999；Imran，et al.，2014；刘静艳，等，2011）。Stronzaa和Gordillob（2008）通过对亚马逊3个生态旅游社区的定性研究，从社区层面分析了旅游业给社区带来的改变及其对环境保护的影响。
然而，学术界至今还缺乏有关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其环保意向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通过分析Scheyvens（1999）、Belsky（1999）、Kruger（2005）、Spiteri和Nepal（2006）、Stronzaa和Gordillob（2008）等的观点可知，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越正面其环保意向表示可能会越积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H2）：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其环保意向有正向影响
假设3a（H3a）：社区居民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对其环保意向有正向影响
假设3b（H3b）：社区居民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对其环保意向有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概念模型（见图1）。
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鼎湖山鼎湖山位于广东省肇庆市，北纬23°10′，东经112°31′，面积1133hm2，最高峰海拔1000.3m。人称“岭南第一名山”，195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目前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4A国家级旅游景区（肖光明，2001）。在北半球的回归线上，2/3以上的陆地属于沙漠、半沙漠或干旱草原，而鼎湖山却有完整的生态系统、有78%以上的森林覆盖率、有特色鲜明的垂直植物分布，是北回归线上无可争议的“绿色明珠”。
本调研[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代写的服务 www. dylw.nET 欢迎光临]共派发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2份，问卷有效率为90.5%。根据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的建议，结构方程模型中使用的样本量应不低于200份并应超过测项量的10倍，可见本研究的样本量已能够满足结构方程建模的需要（见表1）。
2.2 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测量被访者对旅游收益、正面的旅游影响、负面的旅游影响以及环保意向的感知情况；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月收入等指标。
旅游经济收益、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3个变量，参考了Ko和Stewart（2002）、Dyer等（2007）所使用量表的测量问项；居民环保意向的测量问项，参考了Simpson（2008）的表述并调整为“我会主动阻止他人破坏环境的行为”、“我非常乐意宣传保护本地资源和环境的相关政策”、“我非常乐意承担保护本地自然环境的责任”3项。所有的测项都是采用5点式李克特量表测量，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表1 样本描述
3 数据分析
3.1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确保模型拟合度评价及假设检验的有效性，需要验证变量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本文采用SPSS 16.0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一般来讲，Cronbach a系数大于0.5就意味着评估项目有较高的相关性，内在信度较高（Choi，et al.，1999）。此次调查问卷总体的Cronbach a系数为0.77，各因子的该系数得分在0.58～0.80之间，说明此次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达到了信度要求（见表2）。
量表的效度采用因子载荷系数指标来判断，一般要求因子载荷系数大于 0.50。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负面经济影响感知均值”测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为0.43略低于0.50之外，本研究中其他各个测项在其所测量的潜变量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处于0.51～0.85之间，均大于0.50的可接受水平，说明量表的整体收敛效度是可以接受的。
在正面和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中，根据研究需要并参考Ko和Stewart（2002）的做法，对经济、文化和环境每个维度的几个测项汇总取均值表示该维度的感知情况。其中，代表正面经济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增加了本地居民地就业机会”“社区居民通过发展旅游培养了新的技能”和“发展旅游促进本地农特产品和手工艺品的销售”；代表正面文化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促进了本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旅游促进本地居民对传统文化习俗的了解和传承”和“发展旅游使得本地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代表正面环境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促进了本地环境和资源保护”“发展旅游改善了本地公共服务设施”。而代表负面经济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提供的就业机会给了外地人”“发展旅游加大了本地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代表负面文化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导致了本地文化习俗的破坏”“发展旅游增加了赌博、犯罪、抢劫等破坏活动”；代表负面环境感知的测项为“发展旅游加剧了环境污染”“发展旅游破坏了生态系统和动物生存环境”和“发展旅游导致了本地的交通拥挤”。
表2 量表的因子载荷及信度检验
3.2 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评价和假设检验
通过Amos7软件对理论模型进行分析，采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计算模型拟合指标和各路径系数的估计值。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指标为：df=39，X2=111.7，RMSEA=0.072，GFI=0.95，NFI=0.88，IFI=0.92，CFI=0.92，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陶玉国，等，2009），表明模型的拟合情况比较理想。假设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在p<0.01的水平上，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49，H1a成立；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并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08，H1b不成立；旅游经济收益对居民环保行为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13，H2不成立；正面的旅游影响[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代写的服务 www. dylw.nET 欢迎光临]感知对居民环保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37，H3a获得支持；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环保意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28，H3b成立。
基于路径分析结果，据上文图1提出的概念模型，实证检验支持的假设用实线箭头表示，实证检验不支持的假设用虚线箭头表示，并标出各假设之间的影响关系（见图2）。
图2 路径分析支持的模型
注：***表示p<0.01。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居民个体层面应用实证方法验证了旅游影响感知在旅游经济收益与居民环保意向之间的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旅游经济收益并不能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需要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作为中介因素才能得以实现，而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具有负向的影响。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了“旅游经济收益”“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居民环保意向”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1） 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本研究得出的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和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的路径分析结果与Ko和Stewart（2002）的分析结果完全一致。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表明，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人和旅游影响的主要承担者，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理应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当旅游为社区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并且这些经济收益能够实现持续性增加，旅游正面影响感知也将相应地提高。旅游经济收益对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的正向影响作用已在诸多研究中得到支持（Richard，et al.，1990；Ko，Stewart，2002；Anderecka，et al.，2005）。
（2） 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负向影响”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Ko和Stewart（2002）认为，这可能与社区旅游开发的时间长短以及开发历史有关，即旅游开发的历史越久、旅游收入占社区居民收入的比重越大则社区居民对负面影响的感知会越弱，其实证研究对象Cheju岛就属于这样的特点；鼎湖山景区的情况与Cheju岛相似，其旅游开发时间较长且较为成熟，旅游经济收入在当地社区居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大，所以“社区居民旅游经济收益对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有负向影响”的假设也没有得到支持。是否存在着旅游开发历史越久、发展越为成熟的景区社区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感知就会越弱的情况呢？这有待于进一步实证检验。
（3） 旅游经济收益、旅游影响感知对环保意向的影响。根据本研究结论，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在旅游收益与居民环保意向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这说明居民从旅游业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只有通过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才能影响其环保意向，进而影响其环保行为，即经济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对于旅游业对社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的正面影响的感知增强，则居民对旅游业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保护意愿越强。本研究从个体层面上，验证了Wunder（2000）、Stronzaa和Gordillob（2008）等的结论，即旅游经济收益只有通过社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转变，才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另一方面，本研究也表明居民的负面旅游影响感[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代写的服务 www. dylw.nET 欢迎光临]知越强，对旅游资源保护的意愿越弱。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体对旅游业的态度和支持取决于旅游业对其自身及社区的影响（Anderecka，et al.，2005；Jurowskia，Gursoyb，2004；Haralambopoulos，Pizam，1996；Gursoy，Rutherford，2004）。负面的旅游影响感知越强，居民越不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对旅游资源保护表现出消极态度，这也与大部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支持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相一致（Anderecka，et al.，2005；Jurowskia，Gursoyb，2004；Ko，Stewart，2002；Lee，2013）。
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旅游经济收益的有关研究，丰富了旅游影响感知与环保意向之间的实证研究。在社区管理实践中，有助于矫正以往有关旅游经济收益和环保意向天然关联的误区，重视社区民意，有意识地引导并强化社区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尽可能降低旅游对本地文化习俗以及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等，才能充分激发社区居民的环保意向，切实推进旅游目的地环境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局限在于：首先，由于时间所限和调研的便利性，本文主要选取了广东鼎湖山单一景区开展问卷调查，并且采用横断调研法收集数据，因而样本的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的研究尚需进一步丰富样本来源地，以使样本更具代表性，同时数据的某些指标值只是达到或接近可接受范围，虽然能够支持验证过程，但也成为实证研究中的些许遗憾；其次，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探讨旅游收益、旅游影响感知和居民环保意向三者关系，因而没有研究其他变量（如旅游发展阶段、人口统计特征等）的影响情况，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人口统计特征等其他因素对环保意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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