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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正日益成为稀缺资源，交通便利、景色优美的乡村社区成为都市居民休闲度假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8.5万个村庄开展乡村旅游，全国乡村旅游经营户超过170万家，其中农家乐150万家，从业人员达2 600万①。然而，一些乡村旅游社区在经历早期的快速发展之后，就直接面临游客量下滑、旅游收入下降并迅速进入衰退阶段的发展状态，有研究将这种现象称为乡村旅游的“围城效应”（邹统钎，2006）。目前，对乡村旅游社区演化解释的主要理论有“起点-动力”假说（张骁鸣，保继刚，2009）、制度变迁理论（郭华，2007）和权力关系理论（景秀艳，Timothy，2012）等，其研究成果多侧重于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的某一层面，尚未关注各因素之间（如制度因素和权力关系）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和共同演化的机制。本文拟在后现代地理学空间的视野下，应用共同演化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的过程和机制进行研究。
1 文献综述
1.1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
空间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20世纪以来，人文地理学经历了“区域差异—空间分析—社会理论”3次重大变革，空间的内涵也不断随之演进（石崧，宁越敏，2005），在“社会转向”的大背景下，空间先后经历了“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尺度转向”（苗长虹，2004）。列斐伏尔作为空间转向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并提出了一个关于空间的一般性分析框架：（1）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一个外部的、物质的环境，包括了社会中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其空间区位与配置组合，即感知空间（perceived）层面；（2）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某种空间的呈现方式，一个概念化的空间想象，且透过知识理解与意识形态来获取对于空间纹理的修改，即构想（conceived）空间层面；（3）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透过意象与象征而被直接生活（lived）出来，是人们生活的空间，是使用者与环境之间生活出来的社会关系，即生活（lived）空间层面（包亚明，2003）。
受其影响，有学者将社会体系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3个层次，人类经济社会也相应地形成了经济空间、制度层面空间和象征空间/符号空间（Castells，1972； Soja，1980）。在国内，刘云刚和王丰龙（2011）将城乡结合部空间划分为物理空间、制度要素和社会空间3个层次；朴松爱和樊友猛（2012）将文化空间划分为物质、精神和社会生活3个维度；桂榕和吕宛青（2013）将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划分为旅游物理空间、旅游景观符号空间和旅游参与体验空间3个层面。上述研究对空间的划分维度除了在物质（物理）空间上有较强一致性外，对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理解则存在较大分歧。实质上，列斐伏尔三元空间概念蕴含着二元张力，但二元张力居于何处，则有不同的看法（王志弘，2009）。
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概念的界定，景秀艳和Timothy（2012）认为，乡村旅游社区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郭文等（2012）将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维度细化为资本维、生产维、权力维、阶层维、生活维和社会维6个方面。这些研究均指出了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多维属性。根据列斐伏尔三元空间理论，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可从景观、制度和社会关系3个维度去认知，其分别对应着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景观层面空间是可感知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是客观存在的空间，主要形态包括乡村旅游社区聚落景观、土地利用和民居景观等；制度层面空间是一种建构的空间，也是概念化的空间，是规划师和技术官僚等构想出来的空间，具有规训作用，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中央层级、地方层级和乡村旅游社区层级各种正式制度（如土地管理制度、乡村旅游社区管理制度、乡村旅游社区规划）“套叠”形成的制度网络；社会层面空间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间，表现为社区内部的各种非正式社会关系，本文主要是指权威、精英及普通村民互动所形成的非正式社会关系等（见表1）。
表1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维度及其主要内涵
1.2 共同演化
1.2.1 共同演化
共同演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研究领域，是指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一个物种的个体行为受另一个物种个体行为影响而产生两种（或多种）具有密切的生态关系但不交换基因的生物联合进化（Janzen，1980）。相对于普通进化论物种单一演化的观点，共同演化理论认为生物与无机环境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共同进化，同时，共同演化理论还强调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复制者和互动者之间是一种相互适应、互为因果的关系（Murmann，2003）。在社会文化和生态经济领域，共同演化是指人类物质、思想和价值观与非人类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的变化过程（Norgaard，1984）。黄凯南（2008）认为，共同演化主要有以下5方面的特征。（1）互为因果。互动者和复制者之间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相互适应。（2）路径依赖。事物原有的发展路径对其演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在报酬递增规律的作用下，即使有更优的演化路径，既定的演化路径也很难改变。（3）复杂演化路径。共同演化的事物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一个事物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其他多个事物发生改变，事物之间的影响是非线性因果关系。（4）自我强化机制。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共同演化的事物之间演化机制具有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5）多层级共同演化。事物之间的共同演化不仅在同一层级发生，而且可能在不同层级之间发生。
1.2.2 旅游目的地共同演化
国内外学术界直接研究旅游目的地共同演化的成果相对较少。在国外文献中，Ma和Hassink（2013）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旅游目的地产品、组织和制度之间共同演化的过程和机制进行了研究。在国内，尹贻梅等（2006）首先将演化经济学核心概念应用到旅游研究中，鲁明勇和尹贻梅（2009）对旅游研究与区域旅游发展的共同演化进行探讨。张骁鸣和保继刚（2009）提出的“起点-动力”假说认为乡村旅游社区演化的起点是由历史积淀和偶然事件所组成的发展初始状态，而动力则是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发展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和相互作用，此观点实质隐含了乡村旅游社区共同演化的思想。
1.2.3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
Lewin和Volberda（1999）指出，判断某一主体的演化是否存在共同演化需遵循如下几个标准。（1）共同演化的主体属于不同种群；（2）目标种群之间的变化同时进行；（3）共同演化的种群相互能够对对方的演化产生重大影响；（4）共同演化的种群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由此我们认为，乡村旅游社区空间中的景观、社会关系和制度三者之间存在共同演化。（1）三者分别由不同性质的一组内容组成，如景观形态是由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等构成，社会关系则由权威、社区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互动所产生，制度是由中央、地方和乡村旅游社区各个层级构成的制度网络，符合种群的概念；（2）三者的演化同时或交替进行；（3）三者的演化彼此能对对方的演化产生重大影响；（4）三者的演化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综上，本文将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定义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层面空间、社会层面空间和制度层面空间在同一时段演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演化动力相互交织，演化机制相互反馈，演化轨迹相互重叠，并且相互能够对彼此演化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演化现象。
2 理论框架与演化机制
2.1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的理论构架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制度层面空间、社会层面空间和景观层面空间共同演化，在微观层面上则为各空间内部要素之间互动演化。微观层面上的互动和共同演化推动了宏观层面的互动和共同演化，同时宏观层面上的共同演化亦反作用于微观层面的演化。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就是要分析乡村旅游社区不同层面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最终实现共同演化的过程（见图1）。
图1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的思维构架
资料来源：参考Ma和Hassink（2013）文献中的旅游目的地共同演化分析框架，有改动。
2.2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机制
借鉴已有的关于产业技术和环境研究中所提出的共同演化机制分析框架（Nelson，1995），本文提出了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机制分析框架（见图2）。
图2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机制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参考Nelson（1995），有改动。
（1） 多层次嵌入情景。嵌入性（Embeddness）是演化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视角（黄凯南，2008）。乡村旅游社区共同演化是在地方和地域两个层次情景中开展的。①地方嵌入。地方嵌入重点强调建立一系列地方制度对地方捕捉全球化机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Amin，Thrift，1995）。本文所指的地方嵌入强调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分析必须要注重对社区自身所根植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等因素的分析。②地域嵌入。如果将地方嵌入看作是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的内部环境，那么地域嵌入则可看作是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的外部环境。在西方经济地理学中，地域嵌入是指全球生产网络嵌入特殊的地方，同时受地方经济活动和社会动态的影响（徐海英，朱国传，2012）。本文所指的地域嵌入是指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演化受社区外部制度、环境变化的影响。
（2） 初始条件。路径依赖被视为演化经济学的“首要法则”（Hall，1994）。在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的过程中，其演化方向受到上一时期演化轨迹的影响，演化路径在自我强化机制作用下被锁定在由某一历史事件所引起的路径上，进而形成路径依赖演化特征。因此，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的分析必须要明确景观、社会和制度等3个层面空间的初始状态。
（3） 共同演化机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和生物学的关系极其密切，遵循“生物学隐喻”甚至被视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标准（Hodgson，1997）。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可以将生物学中达尔文主义范式下的“变异”“复制”和“选择”等物种演化机制转述为“创新”“模仿”和“选择”等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机制（黄凯南，2007）。由此，本文认为，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的机制主要有创新机制、模仿机制和选择机制。①创新机制。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新奇（Novelty）的产生是经济自身变化的关键动力（Witt，2003）。由此可知，创新机制是推动乡村旅游社区空间不断演化的关键性因素。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创新形成新的权力体系和利益格局，通过各主体的互动，推动景观环境和社区制度发生演化；制度的创新将形成新的规则和规范体系，产生持续激励，进而推动景观环境和社会关系演化；景观环境的创新使得社区旅游吸引力进一步增强，旅游收入和游客量发生变化，推动社会关系和制度发生演化。②模仿机制。正如生物具有遗传性一样，乡村旅游社区也存在着很多“惯例”，这些“惯例”具有持久性，但可以通过模仿逐步改变。在乡村旅游社区3个层面的空间中，每一层面的演化都存在内部模仿机制。如乡村旅游社区农家乐“一桌菜从村头吃到村尾”、“一张床从村头睡到村尾”，实质就是模仿机制在起作用。③选择机制。自然选择是指通过淘汰适应性差的互动者而产生差异化的复制分布（Knudsen，2002）。本文中的选择机制是指在市场选择力量作用下，乡村旅游企业（农家乐）优胜劣汰，进而推动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选择机制的作用使得社区内部社会关系紧张而复杂，塑造了乡村旅游社区内部的社会层面空间。同时，选择机制还将推动乡村旅游企业（农家乐）改善自身的形象和景观，以便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直接推动乡村旅游社区景观层面空间的演化。
Ma和Hassink（2013）指出旅游目的地演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路径依赖过程，并交织着旅游产品、组织和制度之间共同演化的轨迹。由此可见，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共同演化同时也是一个路径依赖的演化过程（如图3[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代写的服务 www. dylw.nET 欢迎光临]）。据此，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可以划分为路径形成之前阶段、路径创造阶段、路径发展阶段以及路径停滞或衰落（路径创新或变异）阶段。乡村社区旅游发展路径的出现与其原有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要素有关，环境则为乡村社区旅游路径的形成提供条件。根据Martin（2010）提出的区域产业路径依赖概念模型以及 Ma 和 Hassink（2013）的旅游目的地发展路径依赖演化模型可知，当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进入路径发展阶段后，将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选择机制作用下，进入稳定状态，选择某种发展模式并不断强化，之后空间出现停滞和衰退；二是进入动态变化状态，通过不断地创新和整合，使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出现创新。
图3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路径依赖图
资料来源：参考Martin（2010）、Ma和Hassink（2013），有改动。
（4） 演化结果。在进入路径发展阶段之后，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演化进入稳定状态或动态变化状态，并形成某种发展模式，最终进入 “路径停滞”或“路径衰落”状态，此结果在制约空间互动和创新的环境中自我增强，强化为“锁定效应”，最终导致乡村社区旅游的发展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当乡村旅游社区的演化进入动态变化状态后，在创新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3 案例分析
3.1 案例地与研究设计
前卫村位于上海市崇明县中北部，面积2.5平方公里，2013年有239家农户，500名村民。作为上海市远郊的一个村庄，前卫村于1970年由围垦而形成。建村以后以农业为主，198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乡镇工业，走上“以工致富”的道路。1990年代中期乡村工业发展逐步衰落，之后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1994年开始对外开展旅游接待，1999年8家农户率先改造自家住房接待游客，开辟了上海市农家乐旅游发展的先河。2004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前卫村，
2012年该村旅游门票收入达500万元，全村旅游营业收入达1 570万元，农家乐接待户年收入数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乡村旅游已成为前卫村主要产业 资料来源：崇明县旅游局提供。。
笔者采用了实地观察、深入访谈等方法以探索前卫村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进程。其中，对前卫村的实地观察于2013年4月至7月陆续完成，深入访谈同时进行，访谈人员共计60人次，涉及前卫村“两委”干部、旅游公司负责人、农家乐开办者及普通农户等，并采取了事件分析法，力求通过特殊事件分析其演化过程。
3.2 前卫村空间共同演化过程和机制
根据乡村旅游社区发展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前卫村景观层面、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空间的演化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每一阶段对应着相应的演化过程和机制（见表2）。
（1） 路径形成之前阶段（1970年～1998年）：根据路径依赖规律，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的初始状态直接关系到其以后的演化路径和方向。在乡村旅游社区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景观环境、社会关系和制度构成也在共同演化，演化的结果直接推动其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并走上不同发展路径（见图4）。
（Ⅰ）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自上而下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直接改变了前卫村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推动前卫村制度层面空间演化，成为社区空间变迁的原动力。（Ⅱ）制度层面空间的创新使得前卫村发展乡村工业成为可能，在乡村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村书记这一社区权威，社会层面空间进而发生变化。（Ⅲ）制度层面空间的创新推动景观层面空间演化。传统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变为以乡村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农业用地明显减少，工业用地增加，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村民房屋由原来的平房变为农家小别墅，改变了前卫村的聚落空间。（Ⅳ）社区权威带动村民致富，进一步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Ⅴ）社区工业化推动乡村社区建立厂村一体化发展模式。（Ⅵ）景观层面空间演化巩固了社区权威的地位，推动了社会层面空间演化。（Ⅶ）社区权威地位的形成及巩固又进一步推动乡村社区形成厂村一体化的机制，由此推动制度层面空间演化。
表2 前卫村乡村旅游景观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共同演化分析表
图4 前卫村乡村旅游路径形成之前阶段空间相互作用及演化示意图
可见，在路径形成之前阶段，制度层面空间的创新是推动社区演化的主导力量，在改革开放制度变迁作用下，前卫村社会层面空间和景观层面空间相继发生变迁并且彼此之间也产生了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些制度层面、社会层面、景观层面的资源及环境要素的演化，为乡村社区旅游发展路径的出现和形成提供了初始条件。
（2） 路径形成和发展阶段（1999-2010）：1999年前卫村村干部带头开办农家乐，8家农户率先开办农家乐这一[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代写的服务 www. dylw.nET 欢迎光临]关键性事件标志着前卫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从1999年至2010年，前卫村农家乐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经历了形成和快速发展阶段（见图5）。
图5 前卫村乡村旅游路径形成和发展阶段空间相互作用及演化示意图
（Ⅰ）创新和模仿机制推动社会层面空间演化。在创新机制作用下，社区权威及社区精英（村干部及党员）带头开办农家乐，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普通村民在模仿机制作用下，积极发展农家乐，农家乐获得了快速发展。（Ⅱ）社会层面空间演化促进了景观层面空间演化。村民发展农家乐改变了民居景观，进而改变了聚落景观形态，形成旅游设施、民居、旧厂房和农田等景观混杂搭配的格局。（Ⅲ）景观层面空间演化又推动了社会层面空间演化。农家乐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游客，培育了乡村社区精英，国家领导人视察增强了社区权威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也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商和权力拥有者进入前卫村抢占资源，截至2010年底已有10多家外来企业入驻前卫村 资料来源：前卫村实地调研数据。。（Ⅳ）社会层面空间演化推动景观层面空间再演化。外来投资商和权力拥有者在前卫村投资改变了该村用地结构，其投资建设的旅游设施城市化痕迹浓厚，与村落原有景观风貌不协调。（Ⅴ）社会层面空间演化推动制度层面空间演化。农家乐的发展使村民之间的关系日益功利化，社会空间出现碎片化的趋势，“四统一”（指“统一接待、统一登记、统一分配、统一结算”）管理制度使村集体成为对外接待的单位，无法充分调动农户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限制了部分农家乐经营户收益最大化，受到强烈反对并最终于2008年被废止。（Ⅵ）制度层面空间演化推动社会层面空间演化。中央层级“黄金周”休假制度的实施刺激了城市居民休闲旅游需求，推动大都市周边地区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上海市及崇明县相应出台措施，鼓励规范农家乐发展 上海市出台《上海市地方标准——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等级划分（DB31/T 299-2003）》等政策。。乡村旅游社区层级“四统一”管理制度被废止后，村民成为农家乐独立经营运作主体，村民之间的关系更趋功利化，社区权威的影响力受到限制，乡村旅游社区精英成长速度加快。（Ⅶ）制度层面空间演化推动景观层面空间演化。村民发展农家乐的积极性得到提升，对扩大经营空间的诉求也日趋强烈，农家乐经营户在民居外部乱搭乱建现象逐渐严重，由此改变了民居景观。（Ⅷ）景观层面空间演化影响制度层面空间演化。用地景观和民居景观的演化固化了前卫村现有的经营管理制度，影响制度层面空间演化。
在乡村旅游共同演化路径形成和发展阶段，社会层面空间的演化发挥着主导作用。村干部带头开办农家乐的行动推动了前卫村乡村旅游快速发展，并形成社区内部权威、精英和普通村民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3） 路径锁定及衰落阶段（2011-）。2009年10月底上海长江隧桥通车，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同年前卫村被批准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这些事件叠加效应作用下，2010年前卫村旅游接待人次达53.05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达2040.49万元，均为历史最高值崇明县旅游局提供数据。。2011年隧桥效应和世博效应减弱，崇明全县旅游接待人次比2010年下降23.25 %，旅游直接收入比2010年增长11.6 %，而前卫村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直接收入均呈现出急遽下降的态势，2011年接待游客量38.25万人次，比2010年下降38.7%，旅游直接收入1423.93万元，比2010年减少43.3% 崇明县旅游局提供数据。，降幅远超全县平均水平，前卫村农家乐的发展开始进入路径锁定及衰落阶段。这一结果是之前前卫村景观空间杂乱化所导致吸引力下降、社会空间碎片化导致管理混乱和制度空间固化所导致缺乏活力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进程中，2011年前卫村老书记突然病倒是一个关键性事件，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前卫村内部社会层面空间加快分化和碎片化，农家乐乡村旅游的发展逐渐进入了路径锁定及衰落阶段（见图6）。
（Ⅰ）“关键事件”加速社会层面空间“碎片化”。在路径锁定和衰落阶段，前卫村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演化从社会层面空间演化开始，前卫村老书记的突然病倒
是关键事件，这一事件导致社区权威在村中的影响力严重下降2011年3月，前卫村老书记突然脑中风病倒，由于身体及年龄原因，2012年辞去担任了长达43年之久的村支部书记职务，由其推荐及培养的接班人在2012年的选举中失利，前卫村社区权威（即老书记）
在村中的影响力大为减弱。，而社区权威在社
区中地位和影响力的下降导致了社区精英影响力的上升。缺乏社区权威的村庄内
图6 前卫村乡村旅游路径锁定及衰落阶段空间相互作用及演化示意图
部权力斗争激烈，社会层面空间“碎片化”态势加剧。（Ⅱ）社会层面空间“碎片化”加剧导致景观层面空间衰落。社区内部矛盾加剧，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下降，社区对外宣传和营销基本停滞，游客量下降明显，
部分旅游项目停业（如卡丁车、海盗船等）、旅游用地闲置及旅游设施（如公厕、指
示系统等）不能及时得到维护，社区景观空间萧条。（Ⅲ）景观层面空间萧条导致社会层面空间矛盾激化。
社区吸引力下降，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明显减少，村集体旅游收入（景区门票收入及停车费收入）锐减，难以负担普通村民（未开办农家乐农户）基本开支 由于前卫村集体用地基本被出租（售）给外来旅游投资商，农户失去土地保障，因此村集体规定，凡未开办农家乐的农户，村集体有义务为劳动年龄村民提供工作机会并交纳小城镇保险。，导致普通村民与村集体矛盾加深。（Ⅳ）社区权威消失和社区精英的崛起唤醒了[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代写的服务 www. dylw.nET 欢迎光临]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村民通过上访等途径争取回部分土地，改变了社区土地利用状况。（Ⅴ）废除“四统一”管理制度后所建立的以农户为独立市场主体的管理制度使得农家乐经营者免费获得村集体所提供的各类服务，但对此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作用下，此制度不断强化并进入锁定状态，导致村集体消极对待社区对外宣传、营销等服务的提供，引起农家乐经营者对村集体的不满，加剧了乡村旅游社区内部矛盾。（Ⅵ）村集体、农家乐经营户及普通村民之间矛盾的加剧导致村民对村集体逐渐失去信任，农家乐经营者依靠自身力量对外开展宣传营销 笔者曾于2013年11月25日10点25分检索百度地图，前卫村近50家农家乐经营户在百度地图有广告推广，占全部农家乐经营户数量的46.3%。，由此强化了以农户为独立市场主体的管理制度。（Ⅶ）以农户为独立市场主体的经营管理制度尽管激励了农户的积极性，但对整个社区来讲，却导致村集体提供相关服务（管理服务、宣传营销及旅游公共设施维护）的动力不足，由此导致前卫村旅游吸引力下降，游客减少，开办农家乐的农户数量停止增长，部分农家乐和外来旅游企业甚至停止营业。（Ⅷ）景观层面空间的萧条导致社区旅游吸引力下降，游客减少，由此进一步刺激农家乐经营户通过加强广告投入等方式吸引游客，减弱对村集体的依赖。
综上所述，在路径锁定及衰落阶段，社会关系的演化发挥着主导作用。社会关系的碎片使得景观环境无法得到维护，同时也使得原有的制度构成更加僵化呆板，制度创新难以形成，进而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层面空间和景观层面空间。在社会层面空间分化的影响下，景观层面空间、社会层面空间和制度层面空间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演化，推动乡村旅游社区空间进入路径锁定阶段并向路径衰落阶段演化。
4 结论
本文探讨了乡村旅游社区景观层面空间、社会层面空间和制度层面空间共同演化的过程和机制，并以前卫村为例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的过程和机制进行了研究。文章构建了一个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描述了景观层面空间、社会层面空间和制度层面空间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演化的过程和机制。
该框架主要包括多层次嵌入情景、初始状态、共同演化机理和共同演化结果四个部分，其中，共同演化机理包括创新机制、模仿机制和选择机制。同时，指出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共同演化还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演化过程可以划分为路径形成之前阶段、路径形成阶段、路径发展阶段及路径停滞或衰落阶段等，在每一个阶段，各种机制的作用强度各不相同。
通过对上海市崇明县前卫村的案例研究表明，前卫村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经历了路径形成之前阶段（1970-1998）、路径形成和发展阶段（1999-2010）以及路径锁定和衰落阶段（2011-）。前卫村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过程也进一步说明了在路径形成之前阶段，乡村社区制度层面变迁是社区社会层面以及景观层面演化的主导力量，并为前卫村农家乐发展路径的形成和创新提供了初始条件；在农家乐路径形成和发展阶段，社区社会层面的精英、村民以及外来投资商共同创新并模仿了农家乐这一发展路径，改变了社区聚落景观及格局，推动了社区农家乐的形成和快速发展；而在路径锁定以及衰落阶段，社区内社会关系层面的变化对农家乐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目前社会关系的碎片化使得前卫村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依然陷入停滞甚至衰落阶段，因此，前卫村要突破当前的发展状态，关键还在于社会层面空间的创新。通过提升社区精英阶层的影响力，培养其理性发展的能力，逐步营造彼此信任、能达成共识的社会关系环境，进而推动制度层面空间和景观层面空间的创新，最终实[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代写的服务 www. dylw.nET 欢迎光临]现前卫村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突破和创新。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过程和机制的研究还处于初步理论性描述和个案分析阶段。因而，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关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共同演化理论发展还有待于更多案例研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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