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词调音乐特征的审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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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宋词词调具有鲜明的音乐特征,其审美特性的形成与词文学的萌发、发生紧密相关。本文试图从词文学的兴盛、发展入手,针对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展开分析,力图拨开笼罩在词文学上的神秘面纱,获得对于宋词词调音乐特征的准确理解。

　　关键词：宋词；词调 / 音乐特征 / 审美分析

　　作为中国韵文的主要门类之一，词曲相互依存的模式由来已久。正是基于这一特性，词文学表现出鲜明的音乐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词的萌发、发展、衰落始终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音乐艺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针对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很早就说：“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在吾国古代有然，在泰西诸国亦靡不然。以入乐论，则长短句为便，故吾国韵文，由四言而五言，由五七言而长短句，实进化之轨辙使然也。”由此可见，词文学具有鲜明的音乐特征，这也为我们从审美分析的角度审视宋词词调奠定了基础。

　　词文学的蓬勃兴起固然得力于宋代文人的辛勤浇灌，也深受隋唐以来新燕乐的影响。正是由于后者为词文学奠定的文化基础，使得词文学在生发之初就表现出鲜明的音乐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学的进一步演化，文人士大夫逐渐意识到词文学已经可以脱离新燕乐、“曲子词”的范畴，从而为这一文学体裁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词的兴发与音乐特征

　　词，古称曲子词、曲子，最初兴起于盛唐时期，经由宋代文人三百年的精心浇灌成为中国文学的奇葩。从词的兴发历程中就可以发现词的音乐特征，作为配合唐代宫廷歌舞的燕乐是词的源头。燕乐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但这一时期的燕乐中明显被加入了少数民族音乐的成分。导致这一状况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两点原因是：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大融合带来了“胡乐”，以及李唐王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民族包容政策。就前者而言，异质文明的冲突必然会带来两种结果：或是一种文明消灭了另一种文明，但吸收和借鉴了后者先进文化成果;或是两种文明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到了文化的契合点，进而实现了两者之间精神契合。就词文学的诞生而言，很明显是后一种文化交流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基于这一模式所营造的文化氛围，词文学最早的雏形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寻找到了着陆点。随着中国文人对于新燕乐所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同时伴随着隋唐王朝的分崩离析，词文学最终得以在晚唐以“曲子词”的形式发展起来。

　　作为“诗之余”的词在隋代和唐初都没有能够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始终是被儒家文人列入不受重视的范畴。需要指出的是，隋唐时期对于音乐的忽视并没有成为阻碍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障碍，相反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的少数民族音乐作品和乐器进入到中原，为中国古典音乐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为后世词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融合了少数民族音乐的艺术被称为“新燕乐”。“新燕乐在音阶、调式、旋律、节奏、乐器、风格等方面皆异于中国低缓单调的传统音乐，因而受到世俗和朝廷的欣赏，广为流行，风靡一时，宣告了中国音乐古典时代的来临”。

　　由此发轫，新燕乐成为隋唐社会重要的戏曲艺术形式。在以舞曲为重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呈现中，中华大地孕育的音乐开始与中亚地区流传进入的音乐作品产生交融。在具体的艺术舞台表演活动中，人们往往会在琵琶、胡琴等多种乐器的伴奏下表演优美的舞蹈。单纯从视觉层面的审美因素而言，新燕乐的出现能够满足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审美诉求。但随着新燕乐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感受到单纯的舞蹈表演和音乐演奏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审美欲望。针对这一状况，自初唐开始出现诗人根据乐曲的节奏、主题配以适当的文辞，这就形成了声诗。随着配词活动由偶然逐渐演变为有意识的活动，早期词文学的雏形就逐渐显现出来。尤其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盛唐时期格律诗体的艺术形式已经成熟，燕乐已经盛行，这为长短句的格律化的新体燕乐歌辞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它很快成为中国新体音乐文学样式”。

　　探求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时，必须回溯至这一文学样式的诞生之初，从源头上获得对于词文学的全面认知。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发现作为词文学源头的新燕乐在其诞生之初就表现出鲜明的音乐特征，这直接导致了宋代词文学与音乐产生紧密的联系。从中不难看出词文学的兴发是以从新燕乐的舞台演出实践，以及华夏文明与周围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中诞生的基本事实。当今人试图将词文学单纯视为汉民族文化的产物时，不应忽视的基本事实正是中亚、西域民族提供的音乐塑造了词文学的最初面貌。

　　二 宋词词调的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因素并不是文学体裁发展的全部力量，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和物质保证，在帮助读者理解词文学音乐特征的前提下提供更为精准的外在因素。宋词词调的发展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最终走向成熟，这一过程中宋代文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早期的新燕乐与宋词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异，当我们试图分析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时必须充分考虑话语背景的差异、自身特征等因素。整体而言，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集中地表现为文人为某一词牌所作的词是否符合乐曲的音乐规律。换言之，一方面，是审视文人所配文辞是否符合词调的音乐特性，另一方面，则是以乐曲的节奏作为考核标准审视所配文辞。

　　宋代是词文学发展的高峰，导致这一局面的因素有很多。根据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中的观点，唐人在诗歌创造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宋人无法逾越的高峰。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基本符合宋代词文学得以兴盛的客观事实，或许我们正是要感谢唐人在诗歌创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后人才会开创了绚烂多姿的词文学。构筑起词文学大厦的核心要素就是词调，宋代文人往往会择取某一声乐进行适度创作，后世称为倚声作词。针对这一问题，夏敬观先生很早就指出：“溯词调之源流，必先明白它所配合的律调(宫调)”，“以欲证明二十八调之外，无所谓词”。当我们试图了解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时，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它与宫调之间的关系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当代学人洛地曾针对宋词做过定量分析，他认为：“宋词中96.6%的词作者，其96.75%的词作，71%的词调是无宫调标记的，因此，宫调对于词调作(的唱)并无决定性意义;宋词中至少有73词调可以使用两种以上不同宫调，表明词调并没有、不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律词根本不是什么‘音乐文学’，谁能告诉‘音乐文学’的定义，在中国古代压根儿就没有‘音乐文学’这个东西”。单纯从数据层面去审视宋词作品或许能够得出新颖的结论，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文学宋词具有高度的意义包容性，单纯的数理逻辑分析并不能真正探求出宋词的本质属性。 　　所谓的“音乐文学”是借鉴西方文学得出的论点，并不见诸于中国传统文学典籍和音乐理论著作。当“五四”以来的中国学人从西方获得了新的考察方式、观察视角之后，他们开始尝试将宋词界定为“音乐文学”。这一观点最早见于胡云翼所著《宋词研究》，在他看来“以音乐为归依的那种文体的活动，只能活动于所依附产生的那种音乐的时代，在那一个时代内兴盛发达，达于最活动的境界。若是音乐亡了，那么随着那种音乐而活动的文学，自然停止活动了。凡是与音乐结合关系而产生的文学，便是音乐的文学，便是有价值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