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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洲舞蹈民族学派
欧洲和美国的舞蹈人类学有很大区别。欧洲的学者通常倾向于研究自己文化范围内的舞蹈，而美国学者则研究异文化舞蹈。美国的舞蹈研究者主要是人类学家，因此，他们自然应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舞蹈的过程，关注“舞者社会”，而很少分析舞蹈的内部结构和表演方式。相反，欧洲的舞蹈研究者主要来自于音乐和舞蹈的领域，他们认为需要发展一种纯粹的舞蹈表演的理论和方法，来探索舞蹈的结构和表演方式。他们认为舞蹈研究应该关注的内容包括：(1)舞蹈文本中出现的历史和政治含义;(2)文化背景下的舞蹈地点和活力;(3)民族舞蹈学的认识论根源和与科学的相互依存;(4)舞蹈研究者建立的制度框架和与学者有关的教育背景。(12)很明显，这种理论源于18～19世纪的欧洲文化政治，是民俗学在舞蹈领域里实践的结果。
克阿拉思是美国舞蹈民族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欧洲舞蹈民俗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克阿拉思不是人类学家出身，而是一个舞蹈家和艺术史学家。作为一个经验主义的先驱者，她非常重视对舞蹈进行详细的描述，包括服饰、乐器、姿势和步伐，并作相关的意义分析和比较。(13)她将舞蹈民族学定义为对民族舞蹈的文化意义、宗教功能和社会空间进行科学的研究，(14)认为舞蹈民族学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三个方面：(1)分析舞蹈的构成形式，即研究者必须观察舞蹈的模式，以分析其结构，包括动作的核心部分、时空和构成模式;(2)分析舞蹈表演与社会模式的关系，舞蹈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个人与个人、活动与社会组织、舞蹈与经济、舞蹈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等;(3)舞蹈过程的比较研究，包括区域性舞蹈研究、舞蹈是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否影响其他地区的舞蹈、舞蹈文化的变迁等。(15)很明显，她的舞蹈研究源于民俗学和比较音乐学，是欧洲传统的代表。
3.语义舞蹈学派
该学派认为舞蹈是一种交际行为或身体语言系统，代表人物为威廉斯(Williams)、克普勒(Kaeppler)等人。他们吸收了乔姆斯基(Chomsky)和索绪尔(Saussure)的语义学理论和方法，探讨身体语言和结构的语义学意义，分析人类身体语言。威廉斯采用索绪尔的人类身体移动的思想，将人类的舞蹈动作和语言符号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舞蹈是一种语义学的符号，而非一种行为科学，是语义的人类学表达形式，探索的是舞蹈的深层结构、形式和功能。(16)这一学派的理论与结构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舞蹈是一种文化形式，是人类在时空中用身体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不仅具有短暂的和结构性的内容，还有社会关系和美学系统的主题，这正是人类学需要考察的对象。(17)
4.舞蹈交际理论
它也被称为舞蹈精神生物学派，代表人物是阿纳(Hanna)。她集中研究交际和情感，研究人类舞蹈与动物“舞蹈”之间的区别。她认为，非人类舞蹈也能够产生交际和情感，人类能够自发地创造抽象概念，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生产和移动，并精确地选择旋律。她将此种理论称为舞蹈的交际理论，认为舞蹈表演是一种多种感觉器官的现象，一种重要的视角和激情，一种身体符号的生物学回馈，一种表达技能和区别能力的相互作用的结果。(18)
5.舞蹈的族群象征主义学派
族群的概念在人类学家那里是被假定的血缘关系和亲属制度。(19)对于很多民族来说，跳舞本身标志着族群意义和政治愿望的表达，特别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传递着不同的信息。(20)与舞蹈相似，音乐也是强有力的身份标志。很多边缘群体使用音乐是为了自我认同——把整个群体集合到一起，很多情况下是针对一种强势文化的冲击而提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形式，或者是为了表达社会和政治评论的需要。(21)舞蹈人类学中对于族群关系和民族认同的讨论，也是后现代思想在舞蹈研究中的延伸。
6.舞蹈政治学
很多人类学家认为舞蹈表演可以表达政治意义，如争取权利、反抗和表达政治愿望。(22)这一理论包括了广泛的内容和领域，如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国家、全球化等。在当今多元文化的社会条件下，舞蹈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不是单纯地娱乐或者艺术表达，而是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和象征意义。艺术中隐藏着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它能够强烈地表达个体和群体的价值、信仰和族群认同。(23)
三、田野调查与“撰写”舞蹈文化
自从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等人开创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之后，实地调查法一直影响至今，其技术和方法成为人类学的必修课。经典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到田野中去参与和观察。如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一样，舞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应该是参与观察法。但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发展研究中的参与式方法(participatory methodology)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指调查者参与到当地人的活动中去观察当地的社会和文化，而后者则是指当地人参与到调查者设计的活动中来。两者虽然都强调参与，但主客体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写文化”这一术语带有很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克利福德等人认为，民族志有诗学、文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以往那种“做好田野笔记，精确绘制地图，‘详细描写’结果”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在“意识形态中已经溃败”，民族志向更为宽广的写作实践开放，是“关于文化、相对于文化以及在文化之间的写作”。(24)其实，写文化除了对调查对象进行相关的描述外，还要说明田野中的观察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信息是怎样被收集的。(25)因此，科学的人类学也是一种“艺术”，民族志具有文学品质。(26)
在经典的西方人类学那里，人类学家都是以研究“他者”的文化而著称。早期代表“他者”发言和自身反省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由于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和学科研究的双重角色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少数民族研究者(或者本土人类学家)和观察对象之间是否属于一种“他者”呢?罗伯特·尤林曾指出：“我们通过民族志作者了解其他土著文化，民族志作者充当被调查者的发言人，他们是自我任命的，其权威性通常不会受到怀疑。”(27)因此，少数民族人类学家在某种情况下也充当着这样的“发言人”。事实上，少数民族成员在调查和撰写田野笔记时在很多方面都占有优势，特别是当涉及到所谓“深描”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