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伤感的歌,长官爱人下载,邢鹿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掌握和吸收，近来是被视作关乎学术规范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被提出的；其目的可能主要是为了防止抄袭或重复劳动。但我以为，目前有些著作在这一方向上走得似乎有些远了。如果一位作者在研究一个问题时，只要对已有的研究状况已经掌握，那么在写作时他不必全部将现有相关或相近的研究成果一一罗列；或者更极端地说，只要作者能保证自己既没有抄袭，也没有作重复劳动，我们自然不必去追究作者对相关或相近的研究成果全部掌握与否。道理很简单，即使他掌握了相关成果，一旦出现抄袭，不会因为他对研究成果的掌握，学界即不予追究。因此，目前许多著作不厌其烦将相关或相近的成果一一罗列，不仅浪费笔墨，使自己的著作有变成“综述”的危险，更严重的是，对已有成果的大量综述，会淹没自己的研究心得；因为从数量上说，“心得”的表达总是比对已有成果的综述要少得多。大致而言，在两种情况下，必须标注：一是自己的研究是以某人的成果为基础来展开的（对某人观点的反驳，亦属此类），二是将某成果作为已知的知识或常识加以叙述时。将未知变成常识的过程，也正是作为公器的学术的发展过程。对上述第二种情况来说，如果变成为学界共识，则将来的研究者在叙述所及时即可不再标注。对已有成果掌握得全面和吸收得充分，是本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作者在“后记”中说自己对海外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但我对这方面的了解也是少而又少，所以本文的评述，也只好仅以大陆的研究成果为标准；至于海外的情况，则另待高明）。与朔方军研究直接相关者自不待说，叙述所及的问题，也一一开列相关成果。这对读者当然大有好处。但我以为有些偏多。比如第五章第二、三节，论述“仆固怀恩之叛”。作者认为，除了大家所重视的朝廷对军将的猜忌这一因素外，民族认同心理也是仆固反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作者的心得；围绕这一心得进行论证即可，大可不必详细征引诸家意见。
在叙述方面，本书也略嫌枝蔓和拖沓，比如关于朔方军成立的叙述。作为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对一些背景或承转起合，应尽可能少而简短；要尽快切入主题，围绕自己的心得展开论证。这是区别于综合已有成果的教科书式的著作最本质的一点。同时，要围绕主题，与主题相关但不是自己有心得的地方，也要尽可能少或干脆不予叙述，比如第八、九章关于西北边地的形势，相对于朔方军而言，似有喧宾夺主之嫌。
书后所附“参考书目”之二（即研究著作）的设计欠妥。首先是排列方式不便于检核；不如以作者为经，以音序或笔划来排列作者，将同一作者的著作再以时间为序尽予列入。这不仅眉目清楚，还可以减少一些失误，比如第253页注[76]，将Edwin G·Pulleyblank标出音译为“普利布兰克”，而第132页注[57]采用“蒲立本”。另，书目中既已标出陈寅恪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二编及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似乎不必再标列《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后者不过是前者的选编。其次，书目中只有“书”而没有论文，使作者在各章末所附注释引述的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重要论文均不见于此书目，比如作者在“绪言”中提及的与朔方军研究密切相关的几篇论文中，除王永兴先生的两篇论文因收入其论集而见于参考书目外，其它如樊文礼的《唐朔方节度使略论》、安彩凤的《试论唐代朔方军的历史作用》、黄利平的《唐京西北藩镇述略》等均不见于参考书目。同时，参考书目中收入了以书代刊的论文集，如《民大史学》、《中国古代史论丛》等，但读者并不能因此而得知作者所参考的究竟是哪些论文；其次，收入这些论集而不收书中频频征引的期刊，更有取舍标准不一之嫌。
本书在排印方面，错字不少。如樊文礼一文发表于1988年（“绪言”注[14]），而第247页注[22]、第248页注[31]误排作1998年，等。
本书对朔方军研究的系统性、深入性，以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掌握、梳理和吸收，使它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朔方军，乃至唐代藩镇、特别是唐后期的西北藩镇的一个重要基础。此处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见，未必妥当，请鸿宾先生及读者批评指正。
共2页: 2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