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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代散文在新旧文化潮流交替中经历了4次重大转变: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散文创作表现出衰世批判者的理性精神,标志着散文近代化初期的最高成就;从19世纪初起,冯桂芬、王韬等人又以改革者的开拓气概,把近代散文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阶段;在与甲午风云结伴而来的近代散文变革高潮中,梁启超等维新变政者的文体创新开创了一代新文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秋瑾、邹容等民主革命家散文的语言革新迈出了近代散文带根本性变革的步伐,对近代白话文的形成及文体拓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散文的这一创作主流与恪守传统却又起着微妙变化的散文流派汇成中国散文走向近代化的多重变奏。
【关键词】 近代化 理性精神 文体创新 多重变奏 语言革新
中国近代是历史文化的转型期,中外文化相互交汇撞击,使传统散文面临新的挑战,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近代散文走向近代化的发展演进中,形成了新旧交错的散文气象。这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多重变奏。
第一重变奏:衰世批判者的理性精神
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一历史与时代巨变的转折关头,关注近代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生活的作家中,龚自珍和魏源是突出的代表。一个,把散文的触角伸向统治阶层,对国家的腐败凋敝现象进行揭露、抨击;一个,把目光瞄准世界,关注社会的各个领域,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一个,在时代大潮的涌动与现实生活的变动中反思昨天,批判“颓波难挽”的今天;一个,在并不以今天返回昨天,写今天时,也在思考着明天,抒写着发展的今天。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为使新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合理,进行执着、顽强的艺术追求。我们从作家们提供的生活画面中,聆听到了历史的回声,强烈地感受到新的生活节奏。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近代人民的命运,反映了作家在历史的转折时期的进步要求、愿望和心理情绪,表现了他们忧患苍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感情,仿佛使人们听到散文近代化进程的隐隐惊雷,这就是龚自珍和魏源等进步作家作品的总主题和主旋律,也是他们对近代散文的贡献。
龚自珍与魏源的艺术个性和追求,孕育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根连着民族、人民的大树。历史和现实,正常和反常,纯洁和丑恶,交织融汇为切肤的体验和深沉的思索。龚自珍的散文,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灾难深重的历史,也是对自我的一个反省和总结。在龚自珍散文的字里行间,相当宏伟地突现着“历史感”,中国社会大变革前夕的时代氛围,天地四方的“至极不祥之气”,人心世俗的“浇漓诡异”,居上位者的“守眉睫之间而不见咫尺之外”,等等,这一切见闻的汇集,使他痛心疾首地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原来是一个“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乱亦竟不远矣”的“衰世”。以此为基点,龚自珍的笔端从“理”、从“势”、从“人才的遭遇”这三个主要视角,痛快淋漓地抒写出了最富有时代色彩的“忧患”。他的散文,不大具体谈论时政措施的因革损益,而是以“医国”的高姿态出现,关心着时代整体性的大关节目。在魏源的作品中,也时时有对历史和自我所作的透彻的剖析。为了今天和明天不再重复昨天的历史,他理智、冷峻地描绘今天,却注进了理想和热情,满含着改革者和创造者对明天的希冀与期待。惟如此,他对新生活的感受和捕捉,才具有可贵的敏锐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新型散文潮流就是适应了当时散文发展内在艺术规律的客观要求而以无比的生命力出现在晚清文坛上。它从垂死的边缘开拓了散文的新生命,从而使龚自珍、魏源的散文具有向旧时代冲决和向新时代迈进的伟大历史作用。散文作为艺术工具在龚自珍等作家的手中复活了。因此,龚、魏的散文标志着散文近代化初期的最高成就,对清代散文领域内占一百多年统治地位的桐城古文是有力的冲击,使散文这种最具实用价值的文学样式在近代文学的开端时期便表现出勃勃生机。
龚自珍与魏源的艺术所长,有时又表现为他们的所短。龚自珍的作品,对衰世的批判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但在含蓄隐藉中却具有一种艰涩玄奥的缺点,文章较典雅、高洁,片面强调了文字的技巧,使文章过分“奇僻”,造成一种佶屈聱牙的不良效果。魏源的文章虽“无沿袭义、应酬语,浩浩落落,以达其见,以伸其说”,但却缺少激昂慷慨之气,显得平缓温和。
林则徐也是一直注重反映近代社会时代风云的散文作家。他用开眼看世界的襟怀,坚韧不拔地在反抗外来侵略的道路上行进。他虽不以文学名世,但他的政论散文,在近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他的散文,大多是写给皇帝看的奏稿,基本上是他一生从政的思想、政策、措施的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内政的改革与反抗外国侵略两个方面,抒发了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热情。在表现方法上,他的散文无艰深的词句,无难懂的典故,信笔写来,质朴无华,情随笔到,叙事细密而具体,说理曲尽而详明,与龚、魏的风格不同,然而同样有说服力。他的文章对后来维新派的时务文有很大影响。
第二重变奏:早期改革者的开拓气概
经历过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浩劫的近代有识之士,他们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之后,关注着什么,思考着什么,准备怎样迎接新的挑战?他们在探索,散文作家们也在探索。早期维新派和太平天国革命的散文家们是昨天惨痛经历的产儿,又是现实和未来的希望的耕耘者。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古文的束缚,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内容,运用散文“记事述情”,表达改革社会与御侮图强的思想内容。冯桂芬、王韬和郑观应运用通俗古文写作的近代报章政论文体,在近代散文的变革上,比起龚自珍和魏源,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冯桂芬的政论性散文集《校?庐抗议》、王韬的《?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文章的发表,为散文的近代化提供了新的启示:散文的变革仅仅是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是不够的,还要以实践来表示它的对立,才能更显出理论的威力。同时,还必须常把各国发生的事情与中国的社会现象作比较,把静止的封闭式的中国放在“事变繁极”的世界范围中来考察,并充分利用报刊这一阵地树立近代的舆论意识,通过中外舆论交流,冲击旧的文体桎梏,促进散文的改革。因此,论述时政,谴责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论述中外关系,探索社会政治的改革,便成为回荡于早期维新改革派散文作家作品中的主旋律。
从《漫游随录》、《普法战纪》到《?园文录外编》,是王韬散文创作上的一个突破。《漫游随录》是我国最早介绍近代欧洲社会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游记体散文。它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近代西方社会的风貌,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当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埋头于词章考据之学、沉浸于科举之中时,王韬能够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可以说他不但“明智通达”,而且堪称时代的先觉者。他对西洋科学技术的介绍,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道本器末”、“贵义贱利”的价值观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也表明王韬在世界观上已经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王韬的《欧游心影》,虽然走马观花,所见亦多流于表面,但他通过比较中英两种制度,认识到资本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比封建社会优越。从写作上来看,笔调轻灵生动,语言平易浅显,风格朴实自然,是一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游记散文。
《普法战纪》是王韬根据外国报纸对1870年7月爆发的普法战争的报道,结合自己的欧洲见闻编译而成的。此书的编成,距离战事的发生仅仅4个月。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记述海外战争的散文著作,也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一部重要著作。这对于当时国人了解外国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及时了解欧洲的局势,有着旁无所贷的历史作用。所以,《普法战纪》可以说也是中国近代早期认真探索国外情形、有着较大影响的一部著作。在写作上,反映事件非常迅速及时,记叙翔实,关于战争的起因,战事发生发展的时间、地点、规模、经过以及战争的结局和影响,其记述还比较完整正确;同时还旁搜远引,兼述西方诸国的历史政情和社会风俗掌故,可以说是具有“报告文学”的雏形。
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论文,明白晓畅,议论风发,针砭时弊,并且贯穿着鲜明的“变法”思想。“变法自强”的口号,最早是由王韬在1875年的《循环日报》上提出来的。王韬后来将《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政论文选编成《?园文录外编》,系统地阐述了王韬的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想和政治主张。戈公振评价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倡言变法时说:“《?园文录外编》即集该报论说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王韬政论文的思想,是魏源、冯桂芬政论思想的继续发展,所谓“继续发展”,就是在他的文章里,已基本上摆脱了从中国古代圣贤先王的文库中寻找变法资料,更多的是强调要“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来变法。值得注意的是,从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角度来看,《循环日报》比《时务报》的创办要早22年,它对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思潮的兴起无疑起着晓角晨钟的作用。正如王韬的变法自强思想,为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开启道路,《循环日报》对后来的《时务报》起到先驱示范作用一样,王韬的政论散文在近代散文的发展史上亦具有开拓性。王韬在龚自珍、冯桂芬等前辈作家散文改革的基础上开拓出来的“报章体文”,颇具自己的特色。他这种“无所师承”,不受拘束,按时代的需要,“记事述情,自抒胸臆”的散文,“往往下笔不能自休”,感情充沛,气机流畅,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为后来梁启超的“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章,树立了榜样,梁启超的新文体正是从王韬开创的“报章体文”发展而来的。可见王韬在散文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郑观应在散文形式上亦有革新,为了适应报刊上发表,多数篇幅短小,行文多用中西、古今比较论证办法,条理清晰,论述透辟。在语言上,王韬说:“其词畅而不繁,其意显而不晦,据事胪陈直而无隐。”作者尽量采用通俗流畅、浅显易懂的文言文,语言显豁,易于为读者接受。且文笔清新活泼,优美流畅,体现了近代散文社会化、通俗化的走向,对桐城古文无疑是一个冲击,对后来政论作家和“新文体”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散文近代化的进程中,郑观应的散文亦具有革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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