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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是一种专为在电视或互联网上播映的演剧形式。它兼容电影、戏剧、 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造型等现代艺术诸元素，是一种适应电视广播特点、融合舞台和电影艺术的表现方法而形成的现代艺术样式。一般分单本剧和系列剧(电视影集)。
摘要：中国电视剧塑造了诸多典型女性形象，《渴望》中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女强人阿春、《杜拉拉升职记》中新女性形象杜拉拉，描摹了中国改革开放到现代化转型这一漫长时期中中国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社会性文本之外的中国现实社会，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呈现出巨大变迁。文本与现实的相互折射，为解读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社会性文本 社会变迁 文化镜像 女性形象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各类以中国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塑造了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具备时代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从《渴望》中作为传统女性典范的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作为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代表的阿春，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中象征新时期独立自主女性的杜拉拉。电视剧中女主角形象的演变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中女性从自我意识缺失到角色定位斗争再到回归平衡对话的嬗变，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社会漫长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表征。因此，本文通过对三部电视剧做出本文解构梳理出女性形象的变革，对中国社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方方面面变化的分析了解电视剧形成的宏观语境，进而透析出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丰富文化镜像意义。
一、文本解构：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著名的女性主义波伏娃认为，“女人并非是生就，而是逐渐形成的”。故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构建与呈现则是在相应的特定社会与文化的打磨中形成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杜拉拉升职记》等三部电视剧播放期间都引发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甚至引发社会大众对于爱情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观的热议。以下就针对三部电视剧文本展开解读，解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及不同时期出现的形象变化。
1、《渴望》――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
1990年出品的电视剧《渴望》开创了我国家庭伦理据的先河，它凭借世情、友情、爱情、人情的魅力让千千万万的观众为之牵挂，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神化。而《渴望》中塑造的中国式传统好女人“刘慧芳”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这(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因而，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被安置在一种被动的、从属的位置，而男性则依据他的视角能动选择“观看”。这恰恰是形成了《渴望》这部电视剧高达90.78%收视率的深层原因之一，它遵循男权中心文化的模式制造了一种男性观看的视角，建构了一个符合“看”的主体心目中女性应当呈现的形象，即刘慧芳是一个集合了所有中国民间传统女性优点于一身的女性形象：秀外慧中、善良无私、勤俭隐忍、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自我牺牲……
简而言之，贯穿《渴望》的主线就是一个“完美”女性在受苦中以一种自我意识缺失的形式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完成自我实现。
2、《北京人在纽约》――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阿春
《北京人在纽约》作为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的电视剧讲述了是北京人在纽约奋斗和扎根的故事，与《渴望》中塑造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所截然不同的，引发中美两地热议和追捧的电视女主角阿春则是事业型女强人形象。
一个时代的职业女性，甚至是女强人类型，她们都是女性作为主体能够拥有对客观世界中地位、作用于价值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为女性主体意识。[]聪明能干、独立自强的阿春身上就表现除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萌发，不再需要“依附”于男性主体，渴望通过自我奋斗完成价值的创造和认可。一般而言，婚恋、家庭、工作、物质是考量女性在一个社会中存在或生活中的重要量表，《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形象则有意可以摆脱厨房、家庭、琐事、纷争等传统女性相关联的“符号”，并试图通过工作为突破口开展角色斗争，寻求事业上的成功来打破女性作为“弱者”的惯常思维。在男权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设定限制了男女按照既定的模式扮演。从人们获得社会角色的方式来看，社会角色的类型可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所谓先赋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所谓自致角色则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阿春正是希望通过事业活动来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
如果说《渴望》中的刘慧芳以其隐忍、忘我的形象将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刻板印象进一步确立，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则通过“女强人”形象统治荧屏，进而大声宣告公共领域绝非男性的天下，这二者成为了中国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两极。
3、《杜拉拉升职记》――新时期独立自主新女性杜拉拉
《杜拉拉升职记》的热播一度引发了女性的“职场热”，电视剧展现了一个特定阶层的女性群体形象：职场白领。这是一群有着较高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经济相对独立、生活内容相对丰富、最具“现代感”和开放精神的现代女性群体。[]电视剧中的女主角杜拉拉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外企中通过个人努力而取得成功。由于职场女性白领拥有不薄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传递出一种女性自我独立与自我解放的呐喊，所以杜拉拉这部分形象的设置表明了她不愿沦为男性附属品的独立个性，深切渴望女性话语权。
然而，杜拉拉与《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不同，与女强人阿春相比，杜拉拉不仅仅是会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卸下“女强人”面具后的脆弱也构成了这一女性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拉拉职场成功女性的形象必然打破了传统女性的定位，但也跳出了极端女权主义的泥淖。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归因于男女差异境遇，因而以“求同的路径诉求妇女的解放”[]，而杜拉拉恰恰是选择了一种承认两性差异的方式来寻求平等。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杜拉拉没有将自己摆在一个与男性对立的位置，也并不试图征服或是被征服，而是通过不断的碰撞、了解和沟通，化解彼此由于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冲突，从而化解矛盾，在事业圆满后也收获了爱情的圆满，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与和谐，回归了一种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二、语境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阈
社会语境是我们解读电视文本的钥匙，只有将文本放入到宏观的社会语境中，把握动态的社会发展情境，才能够解码电视文本中隐含的真实面貌。《渴望》、《北京人在纽约》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三部电视剧分别出品于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刻阐释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变迁才能够捕捉到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嬗变的根源。
社会变迁的步伐从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社会起步与动荡、改革开放洪流冲刷中国大地再到中国现代化转型号角的吹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故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将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政治变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从新中国建立到度过了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为呈现欣欣向荣的蓬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引入一条民主化的路径。民主政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地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在社会学中，依据男性和女性群体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差异形成的一种适应社会的主观意识，即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概念相对。中国传统男权统治社会中，女性作为社会主体所该有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剥夺的，而民主政治的趋向打破了这种格局，从政治制度上认同了男女平等的地位，创造了男女平等对话的模式。
第二，经济变迁。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加剧向市场经济转型，高度市场化搅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经济回报的提高也进一步吸引了传统家庭主妇迈出家庭的门槛进入到职场，女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一道道独特的女性职场风景。“女性就业不仅是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内在需求，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女性职业形象的塑造也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性别的刻板印象。
第三，文化变迁。一方面，在转型语境中，中国社会主导文化逐渐后退，九十年代开始大众文化更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逼退主导文化、重塑精英文化，唤醒了深埋在大众心中的自我个性的声音。大众文化的崛起打破了中国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一直奉行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中西方文化的传递与交流，西方思潮的流入，也进一步导致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交织与冲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广大女性的知识形象也越来越受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已经消亡，现代社会中，知识水平或文化教育程度也成为了衡量男女的同样指标之一。
第四，社会结构变迁。至2011年，我过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50%，这也标志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蔚然成风。城市化进程使得过去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大量农村人口转而成为城市人口，被新兴城市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所吸纳，而迅速增多的城市女性也更多投入到就业岗位中。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迅速转型，依法治国也从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男女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