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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一个少数民族相对聚集的地区，境内的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自古以来一直葆有自己民族母语文学叙事的悠久历史和民间书写传统。而当代四川少数民族的汉语创作方面，和全国一样，也经历了从20世纪五十年代的“汉化”文学创作，六七十年代的沉寂，到80年代以来“民化”文学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主流汉语文学传统的影响下，自觉选择了汉语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语言；同时，也通过汉语对西方现代文学思想、理念和类别的了解和体认中，少数民族作家开始采用了“小说”的文学体裁来容纳和书写本民族包罗万象的历史与文化，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在选择“小说”的同时也就选择了汉语。通过运用汉语这种全国各民族通行使用的“共同母语”，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在自己的“第一母语”之外尝试着运用汉语——“第二母语”及其文字，来学习汉族的语言思维及其语言表达方式，并不断地让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和母语思维贯注到汉语小说创作中，这就逐步形成了由小说中汉语的模仿性使用到汉语的创造性使用，进而形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化的过程和特点。由此，汉语的“借用”与汉语言艺术的民族化创造成为了观照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一个切入点。一、“第二母语”叙事：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语言选择
由中华文明及其演化进程的性质和特点决定，汉语历来就被视为所有曾经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过的族群共同缔造和拥有的“共同母语”。自古以来，我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一直有着在保留本民族的“第一母语”的同时逐步习得并使用这一“共同母语”进行本民族历史文化叙事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自然成为法定的国家语言供56个民族共同平等使用。由于“第二母语”具有更加广泛的使用空间和认知范围，也由于境内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化发生历史性的演变，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更深层次和空前意义上“遭遇汉语”，这一文化命运要求少数民族作家用“第二母语”去表现“第一母语”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同时还要处理好“第一母语”文化与“第二母语”文化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根据国际上第二语言获得理论中的“文化合流模式”（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ｏｙ）理论知道，第二语言的获得是“第一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的过程。在少数民族作家逐渐获得汉语这种“第二母语”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新的文化，不断缩短着自己与社会、与他族的心理距离，并最终能非常熟练地从事汉语小说创作实践。
小说，对少数民族来说是一种新的体裁，虽然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叙事传统，但是它要求通过一定的叙事技巧和叙事语言叙述出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的创作方法又是较新的。四川的少数民族作家运用“第二母语”进行汉语小说创作，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如：藏族作家降边嘉措、意西泽仁、阿来、色波、索朗仁称等等，羌族作家叶星光、谷运龙等，土家族作家陈川、周辉枝等，彝族作家阿凉子者、马德清、阿蕾、巴久乌嘎、贾瓦盘加等，回族作家木斧、马寿宇等。他们承担起了“双母语”书写的历史任务，以大量的汉语小说创作丰富了当代四川文坛乃至中国文坛。这是历史性的选择，小说也成为了他们选择汉语这一“第二母语”来追述族群记忆，记录生命体验，见证时代历史，塑造精神形象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经过了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等阶段，融身其中的少数民族作家对这些历史遭遇的汉语书写，自是理所当然的，如：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阿来的《尘埃落定》，彝族作家马德清的《厚墙裂痕》、阿凉子者的《血染的索玛花》等小说对这些历史给本民族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进行了艺术性的描绘和哲理性的思考；藏族作家意西泽仁的《大雁落脚的地方》、阿来的《旧年的血迹》，彝族作家阿蕾的《嫂子》、巴久乌嘎的《阳坡花》，羌族作家叶星光的《神山·神树·神林》等小说，对民族精神深层的文化底蕴在遭遇一系列变革以后表现出的种种民族意识和样态……他们把自己的、民族的、时代的、国家的命运融汇在自己的小说背景中通过汉语来思考和构建自己理想的世界，所以他们的小说创作具有了多维的意义和存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