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章门弟子与“民俗学运动”的兴起(1)

张掖旅游,济宁租房信息,穆勒嘲讽梅西

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学术文化群体。它的阵容十分庞大，然而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章太炎始终念念不忘的早期弟子。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这其中，“民俗学运动”的兴起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一、辛亥前后的民俗学研究在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史上，章太炎首先功不可没。他曾在《訄书·序种姓上》一篇中，从神话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上古史。他说：“然自皇世，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数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动植而为女神者，相与葆祠之，其名曰讬德模（见葛通古斯《社会学》——原注，‘图腾’一词音译——引者按）。……中国虽文明，古者母系未废，契之子姓自玄鸟名，禹之姒姓自薏苡名，知其母吞食而不为祖，亦就草昧之绪风也。”[1]在此，章太炎利用原始社会的母系制度、图腾崇拜等事例来解释中国古代帝王感生神话之谜，尽管阐述得并不十分充分，但却大大突破了传统经师的谬解，这无疑得益于他对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俗学方法的运用。在章太炎的潜移默化下，同时受到西方学者安得路朗等人的影响，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与周作人也对民俗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一起着手收集有关的书籍。1907年，鲁迅买到了一本清朝学者杜文澜的《古谣谚》，便拿来给周作人看。周作人此时正购得一部中国古代儿歌集《天籁集》，也出示给鲁迅，兄弟俩兴奋不已。[2]同年，二人还共同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安得路朗合著的以古希腊神话故事为内容的《红星佚史》。在此基础上，鲁迅在1908年撰写的《破恶声论》一文中，就开始运用西方民俗学理论，深刻阐明了神话起源的历史条件和特点，驳斥了漠视神话者的浅薄无知。他说：“有嘲神话者，总希腊埃及及印度，咸与诽笑，谓足作解颐之具。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乍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并提出：“矧欧西艺文，多蒙其译，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3]由是第一次科学地阐释了神话与文化史研究的关系。归国后，鲁迅又在他所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等书中，收入了采自古籍的一些神话、传说、故事、笑话。他还收集了各地儿歌寄给当时尚在绍兴的周作人，并将周作人所收集的歌谣推荐到《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4]1913年12月，鲁迅还以教育部的名义在《编纂处月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建议：“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礼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5]这是近代史上第一份以政府名义颁布的收集民俗资料的文件，对“民俗学运动”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论者认为，后来的北大征集歌谣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源自于鲁迅的上述主张。[6]客观地看来，鲁迅之所以研究民俗，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倘不深入到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浮游一些时”[7]。这说明他研究民俗，主要是为了改造国民性，最终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事实上，鲁迅并不赞成纯学术的民俗研究，他曾以英国乔治葛莱作《多岛海神话》为例，阐明其研究目的“并非全为学术，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8]。而相比之下，周作人的民俗研究则更为系统，同时也更具有学术意味。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9]，周作人早在1906年就见到了鲁迅订购的美国学者盖莱（Gayley）撰写的《英国文学里的古典神话》一书，此后他自己又先后购买了安得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弗雷泽的《金枝》，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哈特兰的《童话的科学》，柳田国南的《远野物语》等著作，这表明他对民俗学萌发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出发，周作人开始对民俗学展开初步研究。1908年，他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便呼吁说：“今之所急，又有二者，曰民情之记（tolk-no-vel）与奇觚之谈（marchen）是也。盖上者可以见一国民生之情状，而奇觚作用则关于童稚教育至多。谣歌俗曲，粗视之琐琐如细物然，而不知天籁所宣，或有超轶小儒之著述者。”[10]这种对“谣歌俗曲”的高度评价，无疑极大地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回国后，周作人更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收集儿歌童谣中去。1912年，他开始编辑《越中儿歌集》。1914年1月，他利用在绍兴县当教育会长的机会，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上刊登了一则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经过他的一番精心收集，“共得儿歌二百章左右”[11]，这可以说从实践上开启了北大征集歌谣运动的先河。而且在这则启示中，周作人还明确提出了“民俗研究”一词，并指出了这种研究的乡土教育功能，这在当时都是第一次。此外，周作人还具体制定了关于儿歌的采集条例：“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这些注意事项也带有明显的科学性。为了配合征集工作，周作人在此期间还撰写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等一系列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阐述了“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乃为得之”的看法，而且还分别论述了童话的起源、分类、历史、特点等问题，第一次将童话研究提高到学术研究的高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