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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概括表述，“四个全面”是党的十八以来的战略布局，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为此，文章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着力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二者既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上，所涉及的基本理论有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意识的能动性理论和群众史观理论等，同时也相互符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核心价值观体现在“四个全面”之中，“四个全面”表明了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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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7）05010709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众所周知，就像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度和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特点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时期也会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发展形式：改革开放之初是邓小平理论，之后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形态。这些理论正确地回答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二次飞跃，也顺理成章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国际国内，其形势都表现出大量的“新常态”。面对新形势、“新常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新主张，准确回答“新常态”下的新问题，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条件下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具有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最根本的内涵就体现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事实上，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将核心价值观明确的归纳出来，那么，“四个全面”作为“新常态”下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志，就必须表明它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时期的体现。对于这一点，已有相当的文献予以分析和研究，笔者的重点是探讨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当然，分别讨论“四个全面”和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文献已有不少，但将二者共同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并讨论它们之间关系的文献却很难看到，由此也成为笔者研究的重点。
本文将“四个全面”和核心价值观共同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进行讨论，主要基于两点理由：（1）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哲学基础都是建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因此，要对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等进行理论讨论，就必须讨论其哲学基础，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2）无论核心价值观还是“四个全面”，都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特别表现形式，其理论内容的正确与否，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都必须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相符合相一致。将“四个全面”思想和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给予讨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当下、关注时代的特征使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1]。显然，这是本文立论的依据。
一、“四个全面”的内涵及本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习近平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思想。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2]这一论述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四个全面”的问题，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四个全面”是“战略布局”的问题，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其他三个“全面”是“举措”。“四个全面”思想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总结，是在充分了解国情和深刻分析新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3]。
讨论“四个全面”的思想必须首先明确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全面”是什么意思？二是为什么是“四个”全面，而不是更少或更多？这两个问题涉及两大方面：前者是“四个全面”的涵义问题，后者是“四个全面”的本质问题，是这一思想的哲学基础问题，是“四个全面”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在讨论“四个全面”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之前，先讨论这一问题对后面问题的讨论将大有裨益。
以“四个全面”为语境，这里的“全面”可以在如下层次上予以理解：主体、客体和动力。主体上包括?陶?党（中国共产党）、政府、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等构成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客体指影响和构成社会发展各方面的要素要全部纳入其中，不能有任何一个因素的遗漏。动力方面则要求主体的各个部分都要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总而言之，“四个全面”中的“全面”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的信心、决心和勇于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尤其突出和难能可贵的是，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政治勇气和高度自信。
关于“四个全面”的本质，即其哲学基础，由于笔者讨论的是“四个全面”同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从“四个全面”和核心价值观两方面展开。就“四个全面”而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布局、战略思想、发展纲领和顶层设计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新创造，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四个全面”思想的哲学基础。其一，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四个全面”中无论哪一个“全面”还是四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寻求发展之路，就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严格遵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其二，社会发展有机体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发展被视为一个有机体，而“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至于四个“全面”之间，更是要相互协调、相互容纳，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完整的有机整体。其三，社会意识能动性理论。无论是党建还是法制建设，都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内容，做好这两方面工作无疑会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会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号召力，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四，群众史观理论。“四个全面”体现了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思想。就核心价值观而言，24字的核心价值观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国家、社会和个体。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还是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个体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可以在“四个全面”中得到体现，或者说，当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真正实现了“四个全面”，核心价值观也就完全得到了实现。因此，“四个全面”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四个全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体现。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四个全面”是保障，核心价值观是灵魂[4]。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也可以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意识能动性理论、群众史观等理论给予证明。 二、“四个全面”与核心价值观的符合性：基于社会有机体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即在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精神等诸多领域中，各领域各自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同时又相互作用和影响，由此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5]320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及其所表现的规律和法则，都是为了这一有机体的顺利展开和运行而产生的，进而表现为“自然历史过程”。也即是说，社会的发展过程同自然的展开过程相一致，也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蕴藏于其间的规律可以被人们所认识，并且可以精确的揭示。
以有机整体的观点看待“四个全面”和核心价值观，则二者无一不是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认识和揭示，并且“四个全面”是围绕核心价值观而展开和进行的。仅就字面而言，“四个全面”涉及经济、社会、党建、法制建设四个方面，但实际上每一个“全面”都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并且都体现了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这既表明了“四个全面”思想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也表明了习近平同志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6]168
1982年党的十二大就提出了要在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主张。在探索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成为自此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形成和完善的。到了2002年，考虑到当时的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因此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GDP到2020年时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社会民主和法制更加完善和完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等[7]。至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小康社会的建设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让经济发展实现“又好又快”而不是“又快又好”，并力争在2020年GDP比2000年时翻两番，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以及消费模式[8]。在之后的5年中，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这一目标不断接近。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确定了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扩大，文化软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9]。可以认为，小康社会的建设与建成，同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民主”“自由”“爱国”内涵是一致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辛福的美好社会图景。而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无不是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四个全面”中的另一个“全面”是“全面深化改革”。自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中国加速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将近40年的历史。在这段历程中，上至国民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下至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提高，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显然，这些成绩的得来全都依赖着改革开放这一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伟大旗帜。但不可否认的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只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起飞奠定了基础，改革进程中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也大多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到了今天，改革必然涉足深水区，因此，在原有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深化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之前30多年的改革，还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先例，因此需要探索，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而在30多年过去后，我们需要发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鉴于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了深化改革的决定，也就是“要统筹谋划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注意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调配合。要坚持整体推进，加强不同时期、不同方面改革配套和衔接，注意改革措施整体效果，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要“注重抓主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10]。这段话包含的重点有：要深入研究所有方面改革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正确处理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发展与稳定等关系。很显然，“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追求的目标才能更进一步得以实现。而深化改革进程中每一步骤的展开和进行，又都是以社会为整体而?M行的，其政策和措施也是为了让社会这一整体能得到更好的展开和发展。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个“全面”，指出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坚持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1]这段话涵盖了党建中实现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在主体上强调各级党组织必须落实从严治党责任，要聚精会神抓党建。在建设力度上强调“从严”，必须是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8 800万党员组成的大党，而且其成员来自于先进分子，同时还是中国政权的唯一执政党，因而党建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所以，“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而且同样是从社会整体来进行的，它同样涉及社会有机整体而非仅仅指党的建设。 “四个全面”中还有一个“全面”，即“全面依法治国”。虽然它说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事情，但却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的。这一“全面”的内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也就是要将法治渗透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各个环节，以及覆盖到国家、执政党、政府和社会的各个领域 [13]。很明显，“全面依法治国”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完全的一致性，二者同时又都是以整个社会发展为整体，体现了以社会有机整体的观点来实施法治建设和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观点。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距离2020年只有8年左右时间，鉴于时间紧迫和任务艰巨，习近平同志以共产党人特有的胆识和勇气不失时机地提出“四个全面”。由此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四个全面”在认识序列上是一致的，当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也就在实践着“四个全面”思想；当我们为实现“四个全面”而努力时，也就实践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四个全面”与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是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它主要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基本矛盾组成。由于这两对矛盾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系统，所以将其称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4]就走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中国而言，当下所面临的社会基本矛盾也仍然是这两对矛盾。当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最初建设，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为了在中国更好地解决这两对矛盾而采取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方法。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仅行得通，而且也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不但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取得了真正的成就，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让国人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有理论就有方向，就有信任，就有力量。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才有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些能够具体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沿着这条路线，中国共产党的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各自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分别找出了属于自己所要集中精力予以解决的主要矛盾，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的独特的理论，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最终形成了能够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形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难题，在历史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四个全面”思想，以帮助和认识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
众所周知，在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上，我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想，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之后不久又提出“四个全面”的主张呢？对这一问题的最简洁和最直接回答是国内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国际上，伴随着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中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无论是其他国家所说的威胁问题，还是中国自身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责任问题，都已经不能再简单地采用过去的政策和方法。在国内，一方面是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就自然有一个分享发展成果的问题，同时国民经济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必然有一个回落和较低速度增长的问题，这便是通常所说的“新常态”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原有的一些问题在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情况下，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一些新问题又不断出现，这当中以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党建最为突出。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习近平同志提出“四个全面”，把新形势下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是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能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形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15]习近平同志适时地提出“四个全面”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本体现。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生态文明建设得不到重视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把发展目标从建设小康社会转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追求的国家、社会和个体目标才能得以实现。过去30多年的改革，无疑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这一进程不断推进，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不断显露，再像过去那样停留在表层的改革已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社会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问题，既得利益者与广大民众之间在资源、财富分配上的冲突问题，政治、经济等各种体制之间的相互衔接问题等。显然，如果不深化改革，不仅是过去的改革成果将丧失殆尽，甚至有可能连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被断送。此时，只有深化改革，树立啃硬骨头的决心和涉险滩、涉深水的勇气，改革才一定会成功，社会主义事业才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而这一成绩，恰好是社??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强，人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再加上一些不可预测的偶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自然引发人们对法治的需求和渴望，这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主张。依法治国也就成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6]。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处于决定性阶段，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建设正处在打击贪腐和制度建设的关键时刻，国际形势也正复杂多变，此时，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中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17]。很明显，“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和任务，既是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的，又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完全一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来，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党的形象在人民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认同。但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情况，一些党员干部没有能够坚持住本色，存在着“四风”等不良现象，工作效率低下，不懂、不讲规矩。针对这些现象，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目的是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使党始终成为人民群众可依赖、可依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是共产党执掌政权的国家，党建工作的成功决定了“四个全面”中另外三个“全面”的实现状况。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来看，抓党建，便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入口，只有党建取得成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四、“四个全面”与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基于社会意识能动性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理论是，社会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层面，通常称二者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社会存在是基础，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上层建筑，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以及有相对的独立性。正是这种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被称为社会意识的能动性。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恩格斯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5]477恩格斯明确表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是“归根结底”而言的，而在之后，则是“交互作用”的。这正表明社会意识不但有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而且其作用甚至不比决定作用更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面对中国社会发展中最紧要、最关键的四个方面，每一个“全面”的展开和推进，都充分考量了社会意识的能动性，即充分强调了精神、思想等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离京考察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和标志地――深圳，其用意和寓意都极为深刻，正如他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说明了深化改革的重要性，然后习近平同志又说：“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步、开放不止步。”[10]30-31这既表明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的勇气，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和担当。一年以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领导集体表示要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18]。自此，一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广泛、最系统、最深刻的改革，一场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历史命运的改革得以启动[19]。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生产力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其水平仍然低下，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对此，惟有改革开放一途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效途径。显然，“改革”一定是要改掉、革掉原有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保守的、落后的?|西；“开放”不可能向腐朽的、落后的世界开放，只能向充满活力、先进的世界开放，这是对外。对内，深化改革中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更要发挥好市场的功能，二者之间以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为主线。
追求国富民强，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梦想，但自近代衰落之后，无数仁人志士便不断地寻求强国之路，只是他们的奋斗与追求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曾总结道：“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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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B@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产了。”[20]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前，虽然这一探索充满曲折，但却证明了一点，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得通的。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之路，则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用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不但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找到了成功的路径，而且不断让中国富裕和强大起来。这也为实现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从1979年邓小平开始使用“小康”概念，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这一目标越来越近，实现的可能也越来越大。要完成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坚持发展，视发展为第一要务；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制度的独特优势；在悠久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把国家建设成为文化强国，铸造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财富不断增长，让人民能够享受更多的改革开放成果。在人民群众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还有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21]。因为只有在公平正义的社会，人民才会对制度充满信心，才会充分发挥全部的才能，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自国家出现那一天开始，就有了国家治理的问题。现代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法治之路，因而是否采用法治来治理国家也就成了衡量现代国家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善于用现代国家的治理办法来治理中国，那就是用法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虽然新中国自成立开始，依法治国的理念就从来没有被放弃过，而且
取得了相当大成绩，但未尽人意的地方仍然不少。鉴于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才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并明确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12]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实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作出总体部署、采取切实措施、迈出坚实步伐。”[22]这一《决定》的重要性和意义由近及远，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还是社会主义在中国60多年的发展中，甚至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历史中，都算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它以“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为立意，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为目标，必将开辟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征程[23]。要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必然并且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非常清楚地，“全面依法治国”体现了社会意识的能动性，并且以社会意识的能动性为纽带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联系并高度一致。 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既是一个有着8 800多万党员的大组织，又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因此，党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在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及其绝大多数党员都发挥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充分体现并证明了这个党有足够的能力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但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党建工作有所削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主张。2012年刚刚履新的总书记就表明态度：“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4]“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要管全党、治全党，要面向8 800多万党员、430多万个党组织，要覆盖各个领域、方面、部门，重点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乃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则是各级领导部门都要负起主体责任，监督同级，管理下级[6]105。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面对的国际国内新形势的准确判断，是对自己所要完成的新任务和所要解决的新问题的清楚把握，也是对自己所要担负的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其结论只能是：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方向，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19]143-144。把党建事业放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它既是社会意识能动性的体现，也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
五、“四个全面”与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基于群众史观理论
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即坚持社会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社会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反对把历史活动看做是少数个人的活动、英雄（或枭雄）人物创造了历史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5]478这表明，历史活动是由个人开展并进行的，个人的目的都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影响和作用，个人的正向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16]5。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是一项由全体中国人民参加和进行的伟大事业，其成败完全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基本态度，但要赢得广大人民的根本支持，吸引?V大民众广泛参与这一创造历史的伟大壮举，则需要我们提出合适的理论和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给民众带来切身的利益。于此，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四个全面”，恰好都满足了这一基本的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既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又只能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广泛参与才能实现。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最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在21世纪前20年全面建设惠及全体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则更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并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也就有了“四个全面”中的一个“全面”。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5]即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显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全面”既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密切关联，也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是要从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理念、治理效率等深层次上全方位优化，解决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19]87。按照习近平同志的理解，深化改革就是要科学统筹改革，推出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处理好“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以防止不作为，让改革不断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让民众在改革中不断得到发展，自身价值不断得以实现[6]76-77。在这个过程中，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深化改革虽然更多地强调和突出顶层设计，但各项改革措施必须能够被民众所认可才能发挥作用，这同样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内容。所以，深化改革不只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它还有另外两个“进一步”：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三个“进一步解放”让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深化改革的目标一旦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能够完全得到体现，这也表明了二者在群众史观层面的一致性。
全面依法治国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迈出的重要步骤，它是中国社会的底线[26]。全面依法治国，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功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所做出的符合国情和人民愿望的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证，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谋划。其基本原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更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实施法治的政法部门要肩扛公平的天平，手持正义之剑，让广大民众确实感受到法治就在身边。”[16]148也只有在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上，人民的权力和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得到保障。由此可见，全面依法治国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安全，因而根本上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理论。让人民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能得到安全的保障，这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