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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批评语言形式价值取向主要是以文学独立价值为起点，从文学作品自身切入探讨其价值的一种评价方式。以下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自1980年代兴起“方法热”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如叙事学、结构主义等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为研究者打开了进入文学世界的另一扇窗，也为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并由此产生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利与弊总是相生而存，过于热闹的方法热，也容易导致现代文学研究的眼花缭乱和求新急切的空疏学风：不重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而是忙于用各种时髦理论阐释现代文学的诸多命题，也产生了一些主观臆断之论。
在西方理论方兴未艾之时，已有学者意识到史料的重要性，呼吁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而始终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增砖添瓦的解志熙，也认为现代文学虽不算久远，但已成为一段有起止时间，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历史对象，理应给予更加客观、全面的审视，不仅要重视史料，还要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针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解志熙還提出现代文学研究应加强“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当然，他更希望研究者能做到两者互补，让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观性的批评激情和客观性的学术规范之间达至某种合理的均衡。
一、学术路径的古典化
作为一位颇具学术个性的学者，解志熙始终保持着对史料的重视和对传统学术方法的钟情。当很多同行开始尝试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跳出现代文学领域进入更广阔的学术天地时，他却紧步为现代史料学奠基的前辈樊骏、马良春、孙玉石、刘增杰等学人的后尘，在现代文学这块领地内辛勤耕耘，先是把传统文献学的“校注”吸收转化为批评性的“校读”，用于现代文学文献的考辨、校注和批评；后又提出并践行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研究模式，把作家、作品及其一切与之相关的文学背景综合起来，进行叙述和透析。由于这两种方法或路径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且与中国传统治学理念密切相关，因此，具有了典型的史学品格。
虽然解志熙早期的专著《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和《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无不受惠于西方文论，但他重视史料和传统治学方法则一以贯之。在这两本专著中，解志熙以史家的眼光追根溯源，考察存在主义和唯美-颓废思想的兴起、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变形，深入分析了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通过周详的考证和文本细读，证实了这些思潮不仅在中国确实存在，且何以会存在的命题。论者在考察其渊源流变时，尽量用当时的原始报刊说话，让史料自动“现形”，不仅反映出他扎实的西方理论学养，还彰显出“博通古今，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方法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深刻烙印。
由传统“校注法”转化而成的“校读法”，是解志熙现代文学研究古典化的典型体现。他在《老方法与新问题》一文中曾开宗明义提出：“现代文学文本需要校注吗？”随后即列举相关例证，如针对俞平伯的诗论《做诗的一点经验》中的一句话：“好诗没有是‘天籁’的”，解志熙在联系上下文并参阅俞平伯其他诗论的基础上，经过推理分析，认为此处少了一字，原文应是：“好诗没有不是天籁的”。这种因一字之漏而意义相反的例子，以及标点、文字错简，现、当代文法不同，各地方言入文本而导致的歧义，外典、今典的误读等问题，在现代文学文本中大量存在。因此，运用“校读法”整理和考释现代文学文献就很有必要。在录入佚文或考证文献时，此法不仅可以预防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的误解，还可以通过“对特定文本的上下文及与其相关的各种文献材料进行广泛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以观其会通，识其大体……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入里’的分析”。如解志熙在运用此法校读诗人林庚的佚文时，还原了1930年代林庚与戴望舒诗学论争的焦点：不是新诗的自由格律之争，而是新旧诗风之争；又细致地考证了作者“钱献之”应是戴望舒的化名，并总结出林庚和程千帆的治学路径：“寻求一种兼融西方现代批评方法和中国批评传统优长而适合中国文学作品特点尤其是语言特点的‘新批评’之路，并且同样在晚年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遗憾的是，我们在新时期虽然重新引进了英美的‘新批评’，却生吞活剥，并没有贡献出什么像样的成果，倒是林庚和程千帆两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古典诗歌的解读和其他文学文本的分析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食洋不化的当今学术界和批评界却只把他们视为古典诗歌研究专家和文学史家，至今都不认识他们乃是真正本色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新批评家’。”这篇校读文章不仅指出了林庚在诗学上的执迷和洞见，同时肯定了他的文本批评方法，与当下学术界在方法运用上存在的问题做一对比，发人深省。这种现代文学的“校读法”，由于注重对史料的还原和把握，弥补了空疏学风带来的游谈无根之弊，既古典又新颖，极具启发性。
在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领域，主导学者批评与研究思维的是“作家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受此影响，作家和作品研究往往成为一种静态的观照和封闭的分析，忽略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关联，只剩下孤零零的纯文本解读。针对这种研究模式的不足，解志熙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路径——“文学行为叙论”。“叙论”顾名思义，是对研究对象的叙述兼评论，论者不再囿于单纯的文本解析，而是钩沉与作家作品相关的大量史料作一综合评析。而“叙论”作为一种论说方式，同样彰显出古典化的史学品格。如论者为1940年代出现的“知性散文”命名，融合时代特征及作家的个人经验分析这一文体的渊源由来和美学特质，及其代表作家的文风特点，并结合现代散文的发展流变，揭示出1940年代的知性散文对于矫正1930年代杂文的峻急、情调散文的煽情和幽默小品的轻薄不无裨益。通脱、风趣的知性散文，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艺术天地，又深化了散文的思想境界，此一叙论可谓在史料钩沉、梳理的基础上，填补了现代散文发展链条的某些空白，别开生面。
而更为动态的“文学行为叙论”的提出，则是解志熙有感于作家的主体选择与时代背景关系错杂，仅从“社会决定论或自由主义的纯艺术论（如无目的论、非功利论等）”来分析判断，都是有局限性的。只有走进某个人或群体，通过他们的文字及其人生、情感走向，才能发掘出其文学选择背后的真正动因。解志熙用这一分析方式，探讨张爱玲在沦陷时期的文学行为，剖析了她在败落家族和动荡乱世中的成长经历对其人生态度和文学趣味的影响，揭示出张爱玲不接受善意的提醒，一味追求及早成名、“安稳”度世的“迷思”，不仅限制了她文学天才的更好发挥，还把她拖到媚俗一路上去。此叙论发掘了张爱玲身世、婚恋、文学论争等诸多历史细节，深入到作家文学行为发生的原初场域，透视出其文学思想对其创作的不利影响和对当时读者的误导，表达了论者对张爱玲的文学行为走向的遗憾和批评。而这一结论无疑是自海外学者“发现”张爱玲之后，国内文学界给予张爱玲正面评价之外的另一种声音。
在叙论中，解志熙尽量把研究对象还原到历史现场中，“在充分占有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审慎地加以甄别，剖析其底蕴。由于这种研究方法把作家的文学行为看做是作家的主动选择且与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既避免了新批评分析的狭小格局，也避免了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可能导致的决定论误区，既注意文献表面的意蕴，更关注文献背后的深层意涵，所论较能切中要害”，让研究对象在复杂性中见出独特或本质的一面。诚然，得出结论时，解志熙慎之又慎，尽量运用多条史料互证，以避免论点的以偏概全、狭隘独断。这在《爱欲书写的诗与真》一文中展示得更为巧妙。解志熙谈到沈从文及其1940年代的文学创作时，首先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形象，之后引用许杰对《看虹录》的批评和沈从文的一封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列举文本之外的诸多历史细节，让沈从文另一面的爱欲观在其作品中大量渗透这一事实慢慢立体化。由于解志熙常能见前人所未见，又能恰当运用史料，让史料与结论相互印证，发前人所未发，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在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
发掘并还原与作家创作活动有关的一切文学现象，从原始史料中发现问题与裂隙的叙论模式，对于探讨已受学界充分关注，很难再出新意的知名作家而言，显然有其独到之处。论者把作家作品及其背后的文学场域尽量和盘托出，让其在互相关联的历史境遇下出现新的面貌，有时会修正我们之前的既定认识，这也是解志熙的“文学行为叙论”值得关注的价值所在。不可否认，解志熙注重原始史料，以史家眼光观照大量史实，秉承客观、冷静的论说风格，重新审视作家文学行为走向复杂性的述学方式，在对张爱玲和沈从文的文学行为分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此基础上，解志熙又提出文学互动行为“也可表现为文学社团流派内部的集体交流，甚而可以扩大为跨社团、跨流派以至跨地区和跨国度的文学之间的交集与互动，而其互动的效果和影响，则既可能积极地推动文学的发展，也可能产生刺激性的反作用”。并以《相濡以沫在战时》为例，论证了在颠沛流离的抗战环境下，作家之间的书信往来，和编者柯灵组稿《作家笔会》等互动行为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以及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两大文学思潮不仅存在对立，还有彼此的互谅和互动：沈从文为《北斗》杂志所做的努力，《现代》发表鲁迅作品，《文学季刊》等杂志对左翼与非左翼、南北文学的沟通、互动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这一时期最为出色的一批文学杰作就是在此类文学互动中产生和问世的，即可知跨越派别地域的文学互动之意義非同小可了。”{4}琐细的文坛掌故，作家轶事等文学互动行为，经过解志熙的还原与透析，即呈现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这种由史实出史识的叙论模式，显示了解志熙自觉的文学史意识，既有独特的文学史观，又借古典化的治学路径予以客观的呈现。
解志熙如此重视史料、看重传统治学的方法，跟其学习和工作经历有关。解志熙就读的历所学校：西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都很注重传统治学方法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启发和滋养。如他在悼念任访秋先生时回忆，“为了听懂任先生的讲课内容，我在课外不得不认真补习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知识，因而对从皮锡瑞到周予同的经学史论著，对章太炎的《訄书》、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名著以及曹聚仁的通俗著作《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等均曾涉猎，至于胡适推崇清代汉学家的文章亦不陌生。”而这些古典学术传统的滋养，不仅使他在历次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奠定他学术道路的基石，也使得他的学术研究更具古典味和史学品格。
二、小问题与大视野的融合
成熟的现代文学研究通常是在大处做文章，如文学史的撰写，以及文学史写作中的大构想：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学史中的跨学科研究，整合多民族文学，整合多元化如雅俗文学、新旧文学等等。解志熙虽一直以自觉的史家眼光放眼文坛，但他本人很少做大的题目，而是以宏大的文学史背景作为参照，对小问题进行考量和定位，在细致绵密的分析归纳中见出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实现了小问题与大视野的融会贯通。
如果说《生的执着》和《美的偏至》相对而言是大问题的话，那么《考文叙事录》和《文学史的“诗”与“真”》则是由小处着笔，见微知著。就大视野而言：以文学体裁为例，他不仅讨论小说，还关注散文、诗歌、戏剧；眼光不仅停留于文学作品，也深入到文学批评领域；不仅关注如鲁迅等经典作家，更把功夫花了在不太知名的作家如于赓虞、刘梦苇等人身上；不仅关注作家全集、文集，还重视作家的佚文搜集、校读；不仅探讨单个作家的文学行为，更把作家之间的文学互动联系起来综合评述；不仅注意到国内作家的异同，更拿中外作家做横向比照；不仅聚焦文学，还涉及到历史、哲学等学科……如此既有放眼中外、跨越文史哲的宏阔视野，又有细微文学生态图景描摹的研究，迥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普通个案研究。
解志熙擅长由小问题入手，关注文学史发展的具体细节，常涉猎一般学者不大关注的佚文、作家和思潮，且能在细微处发现问题。如解志熙的着眼点多是佚文之类的小问题，但恰恰是一篇篇再小不过的佚文，也有必要以大的文学视野做参照。因为佚文的搜集、校读，不仅牵涉到研究者对作家文风、笔名的熟悉程度，还能厘定佚文的发现在某一作家甚至是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在《出色的起点——汪曾祺早期作品校读札记》中，论者考证了作家的早年行迹，再与佚文校读结合起来，说明汪曾祺的文学起点相当出色，而并非后来学界公认的“大器晚成”。因此，看似具体而微的小工作，有时会改动既定的文学史常识。解志熙对早期与白话-自由诗诗学主张“和而不同”的几位诗学论者的发掘，也是对早期诗学理论发展链条的有力补充。解志熙对具体个案保持兴趣，是与他力图还原丰富、复杂的文学史景观这一抱负息息相关的。他热心佚文的搜集、校读，关注常被学界忽视的对象，从而为现代文学这个百花园添枝加叶，展示出一个更为鲜活、立体的文学发展史图景。
解志熙有贯通文史哲的开阔视野，但他始终没有越出现代文学的领地，落脚点依然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某一问题。如作者在谈到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时，用具体作品来阐释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与左翼的农村社会分析小说之间的差异。在谈及小说的人性时，又将沈从文与鲁迅的作品加以比较，揭示出两位作家在相似的目标（呼唤健全的人性以重振民族）之下，存在的不同价值取向。虽然文章探讨的核心是沈从文，但是解志熙把很多作家作品都纳入到叙论的版图中，在整个现代文学领域内来回穿插往返，寻找研究对象恰切的参照物，在正反对比的详细论证中得出结论。在对沈从文其人其文的探微中，叙论所引述的史料既具体而微又庞大繁杂，使读者不仅可以触摸到许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还能够瞥见整个现代文学思潮的不同走向和大致风貌。解志熙既能由文本细读着手，从作品中读出潜在的意味；又能从大处鸟瞰，把许多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巧妙地连缀起来，让论者提出的问题在小处透视，大处扫描之后迎刃而解，体现了文学研究中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钱理群先生认为，文学史家“必须对于具体、生动的细节，历史的现象形态保持浓厚的兴趣与职业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发现、捕捉细节与现象背后的象征意义的思想穿透力：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文艺理论、历史学思维的文学史思维的特点”。解志熙无疑具备了上述敏感和思想穿透力，因此，才能在文学与文论、大家与小家之间自由穿梭，充分诠释了小问题与大视野的融合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顺着这一学术路径走下去，解志熙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越走越宽，也越来越具学术个性。他在《“现象比规律更丰富”——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片谈》一文中曾说：“朱先生在日记中提到要把清华中文系的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长，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既要视野开阔，又不要大而空，既要立论谨严，又不要钻牛角尖。”而《乱世才女和她的乱世男女传奇》《爱欲抒写的“诗与真”》这样的“文学行为叙论”，也同样是小处着墨而又能出大识见的经典之作，既有小处的精深——文本细读的研磨功夫，又有大处的宏阔——以史家眼光跨越整个现当代文学版图。同时，由于论者倚重大量史料，又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既避免了让立论流于空泛，又避免了太过琐碎的分析考证流于没有意义的兜圈子。
三、“叙论”笔致的祛程式化
与早期文论的严谨规范相比，解志熙后期研究则越来越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力量，笔法也更为摇曳多姿，多用接近随笔的“札记”和近乎小说的“叙论”作为述学文体，收放自如、不拘一格，没有常规论文的匠气和呆板。这里单说“叙论”，正因为是叙论，所以多趋于线性模式，论者讨论某一作家或是思潮流派，多按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进行推演，梳理出作家的文学思想或某一段文学思潮的发展变迁，再以历史的演进带出对某一问题的探讨。如《乱世才女和她的乱世男女传奇》讨论张爱玲在沦陷区的文学行为时，先谈她的家世，再叙述其读书求学经历；讨论张爱玲作品时，先提及她的习作《霸王别姬》，然后谈她正式走上文坛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在顺叙的基础上，解志熙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串联起各个史料，时而用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时而聚焦到细微之处探疑解惑，时而把多重人事综合起来批评论证，既自成一体，又周密严谨。如他通过对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初次发表时间、刊物的考证，得出张爱玲是第一个对傅雷的批评做出回应的人，由此揭示出其背后隐藏的一连串颇有意味的文学互动事件。解志熙把文本细读与作家传记以及整个文学史背景放在一起作综合考察，使叙述与批评灵活地结合在一起，分析评论文章的先后关系、论者的用意及立场、异同，把叙论故事化，有文体杂合的特征，融散文、小说和学术论文于一炉，体现出叙论文体祛程式化的诗性特征。
《爱欲抒写的“诗与真”》一文，也逸出了常规论文的书写模式，论者不是简单罗列事实，得出结论，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引出话题，如其开篇：“1934年的一天……”，抛出文论的核心命题——情感困扰，设置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悬念，接着又从书信中跳出，探讨与沈从文同时代的文学青年的性苦闷和沈自己的情感纠葛，抽丝剥茧一般，把沈在生活中的爱欲与其文本中的意象，以及他人涉及到此类问题的言论糅合到一起多方参照，层层深入，由淡到浓，用非程式化的章节来贯穿非概念化的观念，似乎具备了悬疑小说层层解密的味道。此外，解志熙还采用文学性语言，描画出一幅幅作家文学行为的鲜活场景，大大缩短了读者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把作家行迹与作品分析结合得水乳交融而了无痕迹，有种不求工而自工的浑然天成。由于学术论文大都中规中矩，术语多，程式化，让非专业读者望而却步，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学术成果在文学文化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而解文似乎有意舍弃学术论文的常规套路，文笔随意点染而不粘滞，所引用的材料和理论仿佛随手拈出，在总结时用“所以归拢来看”或“说了归齐”等口语，既耳目一新，又亲切自然，使一般读者阅读起来也没有太多障碍和隔膜。同时，解志熙用作家的文学行为，解释文学发生的深层动机，因为立论严谨，写作目的明确，也与故意标新立异以博眼球的不纯动机划清了界限。曲径通幽的结构模式与生动活泼的语言相得益彰，使《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无论是在行文结构上还是在论证分析上，都另辟蹊径，不同于之前沈从文研究的通常写法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和路径。
总之，解志熙在运用校读法和文学行为分析进行学术研究时，既重视科学的实证精神，又采用灵动曲折、非程式化的行文，语言简练、析理严密，且能以少总多，见微知著，由一个小的问题切入，依据大量史料，抽丝剥茧般引出其中蕴含的文学史意义。多数论述既有宏大的视野，又有细致的微观图景呈现，“集叙述与思辨、史料与史识于一体，熔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于一炉”，赋予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思路和示范模式。
解志熙固然追求各种批评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但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在吸收和化用古典学术传统方面，无疑更具代表性。这既体现了他的学术个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的偏见”。因为任何固定的学术方法或路径都会导致对研究对象的某种遮蔽。比如在其现代文学研究论著里，解志熙更重视作品内容和主题意蕴的发掘，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對其艺术形式的深入探讨，这可能也与太过倚重史料的史论特点有关。解志熙的学术方法和路径——校读和叙论，对某一问题或对象往精深处挖掘提供了便利的工具，但如果讨论宏大或复杂的命题则显得过于繁琐而不相宜，即使宏大命题依然离不开翔实丰富的史料。这或许也是他的校读、叙论多为单篇文论而非专著的原因。由此看来，真正做到完全客观、科学的研究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任何观念、方法在阐释文学史问题时都是有限度的，因此，现代文学任何相关的问题阐释不可能一次终结，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存在可以不断与历史对话的可能性。期待解志熙既能坚守自己的学术个性，又能以更大的视野与胸襟向更恢弘的学术领域拓进，挥洒出更多大气象大手笔的精微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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