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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水游记发展到北宋,因与北宋文人博学多思的特点相结合而呈现出新的面貌,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北宋的山水游记较之于唐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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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宋；山水游记；特点
中国的山水游记源远流长，“它始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大盛于明清。”[1]晋宋时，随着人们山水意识的觉醒，山水游记也开始勃兴。当时的很多著作中都在描写山水。尤其是齐梁时的一些描写山水的书札，如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与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已具备山水游记的雏形。山水游记到了唐代已经成熟。进入北宋，山水游记又和新的时代特点相结合，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一、 变文人游记为学者游记
北宋文人基本都精通文史哲，知识非常渊博，使得他们笔下的山水游记带有浓厚的学者气息。他们用学者的眼光去欣赏山水，不重自然景观，而重人文景观。如尹洙望见岘山，就“缅然而思羊公。”[2]（卷587）在《超然台记》中，苏轼登上超然台，也是思接千载，俯仰古今：“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又如《琅琊山记》中，李清臣登上琅琊山，心中所想的是欧阳修的诗文，眼前所见的又处处是欧阳修的遗迹：“某堂某室，欧阳公所筑也；某亭某轩，欧阳公所常居也；名草异木在庭，必曰欧阳公所植也。”在《游玉华山记》中，盛南仲将玉华山实际景致与杜甫《玉华宫诗》中的景致进行对比，体会杜甫当年登山的感受。他由杜甫“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的诗句联想到唐朝皇帝在此修宫殿建寺院的往事，看到诗中所提的“遗构石马”今天已不复存在，不由发出与杜甫相同的世事沧桑之叹。
而且，北宋文人喜欢在游记中加入大量典故。如聂厚载在《惠山泉记》中为论证陆羽之于惠山泉的重要，就引用了“夔季识乐”、“蔡邕辨薪”、“伯乐顾骏”等典故。苏轼在《放鹤亭记》中也用了“刘伶醉酒”、“卫懿公好鹤”“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几个典故。余靖在《新建县西山记》这篇游记中也提到梅福、洪崖先生以及王子乔和萧史几位仙人的传说。这些典故的运用，使游记的思想更深刻，内涵更加厚重，文化气息也更加浓郁。
除偏好怀古以外，北宋文人还喜欢在山水游记中加入对地理状况，历史文化，生活风俗的介绍。使得山水游记的内容更加丰富。如在《丰乐亭记》中，欧阳修旧回顾了滁州自五代以来的历史。又如王令在《润州游山记》中不仅写了山水景色，而且写了润州城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交通状况、民俗民风，县令之政等各多方面情况，内容非常丰富。
另外，北宋文人在游览山水时不重对美景的欣赏，而重考证。考证的范围也很广泛，包括古迹的历史，得名的来由，现象的原因，传说的正误等等。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辨认残碑，考证褒禅山旧名到底是“华山”还是“花山”。而在《石钟山记》中，苏轼为查明石钟山的得名原因，不但查阅古籍，询问当地人，而且还在夜深时分亲自前往山下考察。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北宋文人好古博雅和不泥成说的学者精神。
二、变摹写山水为抒发情志
记山水景物和游览经过历来是山水游记的主体，宋以前的山水游记也都是以对山水美景做细致逼真的描绘而见长，作者自我感情的抒发则比较隐蔽，而且都是由山水自然引发，连带吐露，在文中不占主导地位。而到了北宋，情况发生了变化，北宋作家更加重视的是个人感受的抒发，议论成了游记的主体，记游记景则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有时只是抒发情志的媒介。如朱何在《霍山记》中着重表现霍山的“不遇之命”。因为地方偏僻，霍山不被人知。可即使不被人知，霍山依然清高自守，不图浮名。而一旦“有时而遇”，霍山就会“据云雨为膏物之泽，巢凤凰为明时之瑞，蓄杰材为大厦之用，繁灵药为生民之命。”在这篇游记中，作者给霍山赋予了人的品格，名为写霍山，实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文中对霍山景色的描绘只有四句：“朝而苍烟与之俱，暮而白云与之娱，明月清风之与室庐，列仙群灵之与游居。”而且，作者从未到过霍山，这段景色描写全是想象，纯粹是为了表现霍山的高洁。又如聂厚载的《惠山泉记》由陆羽首次发现惠山泉甜美一事说起，大论陆羽之于惠山泉的重要性，并由泉水的发现联想到人才的发现，发出“且以无情之水，遇至汲引，尚能纪名于简册，分甘于郡国；矧有道之士，遇知音振发，岂不能泽润生民，道济天下，焕令名于今古哉！”的议论，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无人赏识，命运还不如泉水，几乎就是一篇议论文，惠山泉只是作者引发议论的一个契机。
这一点在苏轼的游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记游庐山》中，苏轼对庐山的美景只用“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几字概而述之，而将重点放在抒发自己游庐山的感受上，这些感受通过他的五首诗体现出来。这几首诗或表达他因百姓没有忘记自己而感到的欣慰，或抒发他终于得偿夙愿，来到庐山的欣喜，或评价李白与徐凝的庐山诗，或谈论在游庐山的过程中体悟到的哲理。再如《游沙湖》表现的是得友之乐，《记游松江》表现的是丧友之痛，而对沙湖美景和松江夜色的描绘都退居次要地位。还有《记游松风亭》，既不见景色，又不见游踪，文中所记的只是苏轼在刹那间的人生感受。
三、变借景抒情为借景明理
唐人重兴象，在山水游记中，他们将自己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蕴含在对山水美景的描绘中。而宋人尚理趣，北宋的山水游记大都蕴含着深邃的哲理。曾巩是一位深受儒学浸染的作家，他说自己写文章是为了明“圣人之道”，在山水游记中他也不失时机地宣扬他的“道”。在《游山记》这篇游记中，曾巩由慧远等十八人为避晋乱于此山出家一事展开议论，认为他们沉溺佛学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只有像陶渊明那样“以道自守，进不受污，隐不离正。”才是最好的做法，充分显示了道学家的本色。又如在《天台山习养瀑记》中，陈襄以水比德，认为泉水“蓄之也不匮，施之也不困。”是因为善于习险而养本，有如君子之道。《游褒禅山记》也是游记中的说理名篇。在这篇游记中，王安石由后人对褒禅山原名的谬传引发议论，认为古代文献资料有所不足，学者必须深思而慎取。又从游历中得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这一辩证关系，进而提倡百折不回的探索精神，反对半途而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表现了宋代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感。在《九曲亭记》和《快哉亭记》中，苏辙重新思考着人生的价值，提出了超然自适，随遇而安的人生观。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阐发精妙哲理更是苏轼的特长。他在《石钟山记》中通过对石钟山命名原因的考察过程阐明一个道理：对新事物不能主观臆断，也不能囿于成说，必须耳闻目见，实地考察才会有正确的认识。在《记游松风亭》中，他由在漫漫长途中休息还是不休息这一件小事中领悟出人要善于摆脱外物的拘系，一切顺其自然这个道理。
参考文献
[1] 刘操南.古代游记选注. 前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曾枣庄.全宋文.襄阳岘山亭记[M].成都：巴蜀书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