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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毕业论文

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联共(布)党员们

摘要:1917年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处的内外困境,迫使苏俄领导人推进实施世界革命战略,同时帮助和推动东方各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随之爆发了反日的“五四”运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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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处的内外困境,迫使苏俄领导人推进实施世界革命战略,同时帮助和推动东方各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随之爆发了反日的“五四”运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新动向,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先后多次派人以各种不同身份来华,了解中国革命情况,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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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来华联络左翼知识分子的联共(布)党员是鲍立维。鲍立维(s?A.Polevory,又译为柏烈伟、百烈威等),原名波伏列依,乌克兰人,1918-1924年先后在天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夏,他根据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后来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指示,到中国充当文化联络员,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并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的。鲍立维是最早介绍李大钊与俄共(布)党员建立联系的人。1919年9月,他介绍李大钊会见了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1920年初,他介绍李大钊会见了俄共(布)党员荷荷诺夫金;1920年4月,他介绍李大钊会见了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负责人威连斯基派遣的全权代表维金斯基、助手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及翻译杨明斋,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过贡献。他还通过在报刊发表文章、赠送书籍的方式,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他协助张太雷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协助天津青年团出版工人报纸《劳报》,以及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1920年10月与马迈耶夫一道到武汉,了解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情况。他发起和协助李大钊、陈独秀、维金斯基建立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者同盟”,并多次参加其活动。此人因为贪污,1924年叛党,叛国,1937年被日本短期逮捕后去美国,1950年病死于美国。
  在布尔特曼、缪勒尔等人的策动下,中国建立了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揭开了帮助中国建党的序幕。布尔特曼(H?BypTMaH)1900年出生于俄国敖德萨一个职员家庭,1915年随父母迁居哈尔滨,在哈尔滨读中学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7年曾在哈尔滨组织青年学生革命同盟,并领导了俄国学生的罢课斗争。翌年,组建了哈尔滨青年共产党支部,并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3月,他受俄共派遣来到天津,在石德洋行工作,以此掩护所从事的革命工作。他广泛结交京津高校进步师生,与李大钊、邓中夏有私交,他认为李大钊是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5月,他参加了天津的五四运动,9月他与李大钊长谈,对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看法,对建立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达成共识。1920年3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了,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瞿秋白、何孟雄、黄日葵、李骏、罗章龙、刘仁静、范鸿韵、朱务善等人。
  A?A?缪勒尔是苏俄军官。在内战时期参加打击白匪高尔察克的战斗。他奉苏军方派遣,于1919年初经满洲里来到中国,在哈尔滨接触过孙中山的代表李某(疑为李章达)和当地的游击队头领马占山。缪勒尔在回忆录《在革命烈火中》中记载了自己和布尔特曼在中国传播火种的情况:“1919年9月我认识李大钊的时候,我们同学生们的联系依然在持续中。他们今天一拨,明天一拨,几乎天天都到我们的住所来。我们向中国学生介绍了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经常谈论关于中国的问题,分析孙中山的学说,介绍工人阶级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我们不难让学生们相信,他们必须同天津的纱厂工人和码头工人建立联系,必须组建工会,当时天津还没有工会。这也是布尔特曼同李大钊两次谈话的内容。1920年1月初我们离开中国前夕,有四名学生已经同码头工人建立了联系并着手实际建立码头工人工会的工作。”
  1920年1月15日,布尔特曼回俄国,6月初到伊尔库茨克俄共远东局工作,后担任东方部主任,主管哈尔滨和中国内地的活动。1921年底,他不幸死于手枪走火。
  威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一个重视在远东建党并派遣密使来华的联共(布)领导。威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早年在西伯利亚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1917年2月革命后被选为西伯利亚苏维埃代表,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在1918年2月担任西伯利亚人民委员会委员。高尔察克叛乱西伯利亚期间,他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从事与西伯利亚和远东事务有关的工作,曾执笔起草苏俄政府1919年7月25日发布的“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1919年6月,在莫斯科的他向俄共(布)中央提出关于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建议。此外,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三名苏俄情报员也在上海活动,他们的任务就是收集情报,“有些是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动向的,也提供给了苏俄方面”。他们在中国数月后回国提出了报告。1919年夏,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他和西伯利亚的加蓬各自提交的关于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建议书。他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加蓬被任命为副全权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明确他们的任务是:“一、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二、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三、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四、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
  他在1927年被开除党籍,1942年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荷荷诺夫金是推动陈独秀、李大钊建党的第一位苏俄(共产国际)密使。荷荷诺夫金,又名霍赫洛夫金、哈哈诺夫金、霍乐勤,出生于哈尔滨,是典型的中国通,能讲流利的中国话,并且颇为了解中国的国情。当时第三国际尚在幼年,列宁很急切地指望它朝着亚洲大陆发展,特别是促使古老中国的新生力量活跃起来。正因此,他曾要求共产国际设立远东局,而且认为远东局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一位在满洲生长、精通中文、政治上又可靠的俄国人,同中国“五四”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建立关系。共产国际远东局特意选派他这个党员来华执行此任务。1920年2月,经鲍立维介绍他与李大钊见面了。他向李大钊表示,自己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的使者,目的是帮助中国建党。李大钊向他推荐了有魄力的战友陈独秀,并写信到上海征求陈的意见,陈表示赞同建党主张。荷荷诺夫金知悉后立即回到伊尔库茨克汇报。不久,共产国际批准了远东局的请求,同意派出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来华开展建党工作。
  荷荷诺夫金回国后任东方大学远东部主任,中国学生班的俄文教授。
  维金斯基和杨明斋等正式帮助中国建 党。维金斯基,原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又名查尔金,中文名吴廷康。1893年4月,他出生在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一个木材场管理员的家里。1913年,移居美国,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俄共(布)。1920年1月,他开始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负责远东事务。4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他是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
  杨明斋。1882年出生于山东平度马戈庄,本名好德,明斋为字。7岁开始读私垫,16岁辍学务农。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做工边读书,与在那里从事开矿、修路等繁重劳动的华工联系密切,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曾被派到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动员华工参军参战,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0年被派回当时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出由维金斯基等人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以记者身份启程赴华。这个小组除了维金斯基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还有翻译杨明斋、马迈耶夫、季托夫同志(毕业于东方学院)、谢列布里亚科夫(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等人。这是列宁领导的俄共(布)首次正式组团来华,为中国建党做好了前期准备。为了全面推进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建设,俄共上述机关同时从哈尔滨往天津派遣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斯托杨诺维奇(米涅尔)。
  1920年4月,维金斯基一行到达北京,经北大教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维金斯基到北大会见了李大钊。维金斯基一行与李大钊、罗章龙等师生座谈,并介绍捐赠了许多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如《震撼世界的十天》《红旗》《国际通讯》等。
  1920年8月中旬,在李大钊介绍下,维金斯基来到上海,在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为书记。
  维金斯基一行到中国后取得了一系列具体工作成果。在杨明斋的陪同和陈独秀的支持下,维金斯基在北京、上海、济南等地建立了好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建立了由5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其中除维金斯基外还有4名中国革命者。该委员会下设出版、情报鼓动和组织三个处。出版方面重要的成果是创办了《劳动界》和发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读物,组织方面是:8月前,斯托杨诺维奇(米涅尔)在北京同鲍立维一起帮助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8月后,斯托杨诺维奇(米涅尔)又奉维金斯基派遣到广州,建立与北京相同的共产主义小组。情报处的主要工作成果是建立华俄通讯社,由其向31家中国报刊提供关于苏俄的信息。1920年8月17日后,苏俄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团优林接过了这一行人同上海的联系。维金斯基为筹备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做了直接的工作,但是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杨明斋在上海租了一栋房子,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外称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1920至1921年,杨明斋具体安排了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20多人赴苏俄学习,这些青年学生很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1921年春,杨明斋和张太雷作为中国党组织代表专程赴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筹备工作情况,他们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三大”。6月,他们参加了此会,大会同意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921年1月,维金斯基回到伊尔库茨克远东局工作,1923年后的***时期,多次来往于中俄,1927年6月,他从中国起程归国,回国后的他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政治事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而杨明斋于1938年在苏联被错杀。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策划组织了“一大”召开。马林原名亨?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00年中学毕业后从事本国铁路工运,后参加荷兰社民党。1920年以马林的名字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并担任列宁的行政秘书。为了协助中国共产主义者正式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远东局在进行与远东的联系工作,莫斯科仍想派一个共产国际的直接代表驻在中国,于是1920年8月,他被列宁委派到中国。1921年6月3日到达上海。列宁给马林的任务是: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导中共“一大”选举,并内定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物色一批进步的中国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旅游。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正式召开,马林在会上作了报告,据包惠僧回忆,“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马林一手筹划的。当然马林是在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的命令办事的”。关于党的“一大”选举,事前张国焘与马林初步决定,选三个中央委员,分任书记、组织委员与宣传委员,两个候补委员。根据可能与需要的原则,特备照顾第三国际马林所提出的方针,进行选举时票很集中,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李大钊、周佛海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决定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委员,李达任宣传委员。
  马林1924年经苏联回荷兰,1942年被纳粹杀害(一说1940年前后死于集中营)。
  如果说马林是共产国际直接派来的人,那么尼科尔斯基则是苏俄远东局派来的人。尼科尔斯基,原名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奈曼一尼科尔斯基,又名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贝格,1889年2月10日出生于外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奇特坎村一个小市民家庭,上过三年赤塔商业学校。他打过工,当过白军,1920年4月加人红军,1921年加人俄共,后成为军方情报员。
  1921年1月,维金斯基回国后,他的任务由尼科尔斯基接任。尼科尔斯基来华的使命,是和马林一道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苏俄情报员的尼科尔斯基和马林同时到达上海。1921年8月2日,“一大”结束后,他仍然留在上海工作,曾与利金等人共同组织有各政党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出席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转移到满洲工作。尼科尔斯基被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示要求,必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会议,尽管正如马林所言“中国同志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
  归国后,他一直在情报系统工作,1938年被以“托派”的罪名错杀,1956年被平反。
  福罗姆别尔戈,来上海协助维金斯基、马林帮助中共建党的苏俄情报员。M?福罗姆别尔戈(有写作弗莱姆堡),他是在1921年1月由国际工会联合会(1921年7月改称为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也有译作书记处)负责人斯穆尔基斯派遣来到中国的上海。在此之前,福罗姆别尔戈是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情报局工作人员。他受赤色职工国际的派遣,来上海与维金斯基联络,支援中国工人运动,并在上海建立联络处。所以6月份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分别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时,就是在福罗姆别尔戈的联络处碰面的,因为尼科尔斯基也是东方民族处的情报局人员,和福罗姆别尔戈是同事。也可能在《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维金斯基在上海时,该报就成为共产国际在东亚的掩护机关和联络处。而且福罗姆别尔戈一到上海后,就立即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进行联系。马林在1922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也说,在上海与他共同工作的有福罗姆别尔戈。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福罗姆别尔戈以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的代表身份,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内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筹建。他于1927年回国。
  为了向中国的革命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考察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乃至共产党的可能性,同时准确地选择和确定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未来中国盟友,苏俄特别需要准确而全面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同时在中国进行有效的革命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然而,在当时中国国内状况下,这些工作又无法公开进行,派往中国开展工作的人员只能是复合型的特殊人才,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有效地开展工作并完成任务。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