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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早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就开始不断地商讨战后对日政策，直至日本投降前夕才大致确定对日占领政策原则-非军事化与民主化，而作为战时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对财阀势力的处置是占领政策中经济民主化的重点之一，对财阀的控制程度直接影响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苏的威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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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务院；三部协调委员会；财阀解体；股份公司整理委员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出乎了华盛顿决策者们的意料之外，从1945年9月开始直至1946年末，对日重要政策才一一落实结束，其中财阀政策以SWNCC 302文件为标志，直至1948年才逐渐落实。
本文将通过梳理二战结束前对日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美国制定对日政策的考量，并通过战前财阀发展来阐述解体财阀的必要性，最后将对占领时期解体政策施行情况进行分析。
1 美国对日战后经济政策制定过程
（一）早期对日政策设想
1942年随着美国向法西斯国家宣战，国务院正式接手战后事务的计划。国务卿赫尔于1942年2月扩充特别调查处，设立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第二次），同年夏天，委员会成立远东问题小组，开始讨论日本问题，其成员主要由当时的被称为知日派（Japan Lobby）的专家组成，其中包括远东问题权威布莱克斯利（George H. Blakeslee）及日本史专家博顿（Hugh Borton），最初议题主要是天皇制存废、日本领土范围、战后日本经济形式等问题。
知日派的对日规划始终与决策层有所差异，在1943年的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发出声明要求“德日意无条件投降”，与总统类似，大部分美国国民也希望实现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的硬和平（hard peace），对此，知日派有不同考虑，他们希望以《大西洋宪章》为基础，实现以再建日本为目标的软和平（soft peace）。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经济政策规划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远东小组历时8个月着手制定具体对日政策，博顿与罗伯特?费瑞（Robert A1. Fearey）分别负责政治与经济事务。经过8个月对日政策研究之后，负责经济事务的费瑞在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充分分析了当时美国内部的三种对日经济主张，他认为最极端的是使日本经济退回江户时期的农业经济水平，第二种是废除其重工业及海运事业，第三种则是实现非军事化和非武装化，但保留主要产业，即给予其经济复兴的机会。
对此，费瑞提出了三点考虑，首先是战后日本遭受战败重创，其生存需要问题，其次，重创日本经济的同时，远东各国战后不断发展，日本商品也将被迫卷入竞争而变得被动，彼时美国将有可能丧失远东市场，另外最大的困难在于，若完全扼杀日本经济复兴的机会，他国也会拒绝平等对待日本商品，这样的结果将会加大日本输出难度，其对外贸易受阻，从长远来看对美国而言也并非乐事。
总体来说，费瑞赞成美方第三种稳健的意见，在出于人道主义的前提下，同时考虑到战前日本作为美国第三大输出国和第二大输入国，以及平衡亚洲各国权力的需要，有必要给予日本经济复兴的机会，这点也得到了经济调查部的弗兰克?威廉姆斯（Frank S. Williams）的支持，1943年12月17日远东小组下的领土小委员会在讨论中达成一致，当时的整体考虑认为一战后以经济封锁来惩罚德国，从长期看来这种方法并不成功，委员会官员表示许多德国人因为一战后的经济封锁使其孩子遭受长期饥饿之苦，其恨意经历弥散，这种教训应该在处理日本问题方面避免，此外，维持战后日本社会的生存需求的处理方式反而有可能使日本人对美国心存敬意，这样的意见同样得到了罗斯福的肯定。
总言之，战争结束前，美国内部大致出现了6种对日方案：
第一种是灭国奴役论；第二种是隔离论；第三种是干涉变革论；第四种是牵制利用论；第五种是慎重干涉论，这一方案的支持者大多来自知日派，远东小组负责人布莱克斯利认为美国没必要特别去管理日本内政，在保证战后日本社会安定的前提下，尊重其现行的包括天皇制在内的各种制度；第六种是以博顿为代表的积极诱导论，与前一种类似都来自于知日派的意见，但与之不同的在于，博顿认为虽然天皇制可以保留，但有必要在日本社会进行自由主义改革。
经过分析讨论，否决了多数方案，最终留下积极诱导论与干涉变革论，积极诱导论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知日派，他们希望保留天皇制、利用天皇及日本政府处理内政、解体日本帝国、实现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等，但国务院官员认为知日派的设想过于宽松，国务院更倾向于直接统治。
1944年2月国务院设立战后计划委员会（PWC），4月起计划委员会召集知日派共同商讨对日政策。同年5月4日制定出的PWC 108b系列文件被视为国务院首个较为成型的战后政策。其中明确了战后政策目的，即防止日本对美国及其它太平洋诸国再造成威胁，建立尊重他国权利及国际义务的日本政府。另外，明确提出了占领三时期，第一，解除武装，撤毁军事设施及武器，并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第二，军事审查及经济统制，并普及民主主义思想，建立文明政府；第三，开始回归国际社会。
关于对日占领的经济目的，知日派希望在赔偿基础上，最终将日本经济推向世界经济发展轨道，但计划委员会官员并不这样想，国务院官员更多地倾向打破日本经济集中化模式，摧毁其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抵制其复苏所带来的威胁。在两方进行拉锯战时，适逢前驻日大使格鲁出任远东司司长，在格鲁的支持下，知日派得以与国务院官员对经济制裁进行力争，关于经济制裁力度问题也因此一度陷入僵局。
1944年12月底，国务院、战争（陆军）部、海军三部协调委员会（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成立，对日政策决策中开始加入军方意见。
1945年1月19日，三部委员会进行会谈，军方力主对日进行“严厉而公正”的处理。随即军方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政治军事大纲，委员会就此大纲作出了报告（SWNCC21），报告重点在于解除日本全部军力并由占领政府接管日本。对此，5月2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提意见，建议委员会参照对德政策重新审视报告，重点仍希望维持对日严厉制裁，政策中心应该围绕非军事化与民主化，这点在军方内部意见颇为一致，5月1日通过海军作战办公室备忘录传达对三部协调委员最新的一份对日政策概述（即后来的SWNCC 150）的意见中，提到原定的严厉而公正政策，建议将公正去除，称不必在意军事政府的政策效率，重点在严厉。 （三）占领时期对日占领经济政策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初，国务院内部知日派与决策官员分歧仍然存在，三部协调委员会的成立使得政策制定加入了军方的考量，同时作为战胜国的其它盟国对战后对日政策的倾向，对日经济政策具体力度受到了更多因素的影响。同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此前缺乏外交经验的杜鲁门接任总统。
对于此前只是普通参议院议员的杜鲁门来说，缺乏足够的外交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听取国务院的相关意见，新政派斯特蒂纽斯（国务卿）也并非外交能手，这种状况下，拥有40余年外交经验的副国务卿格鲁实际上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知日派代表人物的格鲁实际上几乎发挥了美国外交政策高层指导者的作用，而这点无疑对日本的战后命运有很大意义。
占领前最后一次大改动的SWNCC 150/4与之前的SWNCC 150/2相比，有以下几点重要变化，第一，由直接统治改为间接统治；第二，扩大、彻底化基本人权保护、释放政治犯；第三，解体财阀，并补充解体大型企业及金融集团。可见在战争结束前的最终文件中，对日经济民主化的力度终于得以确定，虽然在天皇制及日本国体方面有所宽松，这不可不谓知日派建议占了上风，但经济方面，作为严惩措施最重要之一的财阀解体问题，最终得以确定，也足见其摧毁军国主义经济基础之决心。
2 占领初期美国对日财阀的具体政策施行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地打击了日本近代经济结构，为应对这股关乎存亡的经济浪潮，其最为引人注目地举措即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战争转移国内经济压力。
战时改革给财阀披上了浓重的军国主义体制附属物的色彩，这也是导致战争结束后美国曾一度大刀阔斧力图解体财阀的原因之一，同时改革也使财阀集团得以在更广泛产业领域行使支配权，如此不仅增强了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也提升了财阀集团在政治领域的话语权。
由于其作为军国主义经济支柱的地位，战争刚结束，美国政府即着手解散财阀的工作。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是在战后政策的反复商讨中始终坚持的两大原则，作为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两大中心之一的财阀解体，1945年9月22日《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的对日方针》文件第四部分第二项规定，“应促进在产业方面以及在金融方面统治日本商业和生产大部分的大联合企业的解散。”
占领开始不久，麦克阿瑟于1945年10月致书币原首相：“通过发展对生产及贸易手段的收益……来改善对产业的垄断性支配，日本的经济机构应当实行民主主义化。”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早前发出声明，希望日本政府和财阀自拟计划实行解散，但对此，两方都表示了抵抗。
同年10月15日，盟军总司令部的经济科学发展局局长克莱玛发出声明，敦促三井、三菱、住友财阀依照波茨坦公告精神制定的解体政策自行解决。迫于压力，安田财阀率先宣告自行解散，随后住友、三井及三菱在司令部与政府共同介入下接受解散。同年10月20日，敦促包括三井、三菱、住友本社及安田保善社4大股份公司在内的15家财阀提出工作内容及资产报告，31日，发出指令冻结以上财阀资产，同年12月11日司令部指令前述15家财阀添加3家，与这18家财阀相关的336家公司被确定为受限公司。
1945年11月6日，依照盟军总司令部指令成立了股份公司整理委员会，专门处理财阀集团的股份公司。
美国意在削弱日本这一危险的军事及经济竞争对手，财阀代表着日本巨大的经济力，潜在的军事力量的复苏可能是对战胜国极大的威胁。解散财阀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其对象是少数的特定企业，这些企业集团集中掌握了日本资本，另一方面，财阀集团的高层人员往往与官方关系密切，在解体时，处理高层领导人员时还会同时面临对部分企业家开除公职的问题。
除却财阀机构解体以外，切断财阀家庭的人事关系也是关键，使财阀机构中大量有力经济家引退，更新其人事机构，这点自1946年1月4日强制适用于约2500家公司的公职人员，其结果是2210名财阀职员从632家公司引退。
但是，在冷战环境的影响下，解散财阀的进程并不如预期般顺利。
在处理股份公司与财阀家族人事关系双管齐下的举措下，财阀作为一种形态已不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财阀彻底消失，日本社会仍存在财阀复活的土壤。自1947年起，司令部开始制定禁止垄断及打破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政策，如《禁止垄断法》《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等，但冷战改变了美国的政府走向，原本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出发点的解散财阀工作开始松弛下来。
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发表被称为美国对日政策转折点的演说，而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冷战政策主要设计者之一的乔治?凯南也于1948年3月25日写出的对日新方针报告中提出，要使日本成为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占领政策的重点必须从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转移到经济复兴方面。
1948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放弃早前的反垄断政策性文件――《美国对日本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对策》。由此，排除集中的政策核心被废除了。
美国解散财阀目的，并非意在消灭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力图消除垄断组织中不利于资本自由发展的因素，从而使之按照美国的利益得以重建和发展。解散财阀，确实是防止军国主义再起及考虑本身的国家战略利益之上的必行之路，但正如事实所表，财阀家族的基础尚未打散，政策一有松缓，便如“春风吹又生”般复苏。
综上所述，日本战后民主革命一度如火如荼地进行，也受到国内外的密切关注，战后的民主改革的确带给日本新的面貌，但这种变革同时也承载着一种暧昧不明的转换，这种转换也包含了某种可能性，即重蹈覆辙。
战后对日政策的制定过程经过了长期构思，贯穿整个二战，甚至还一直延续到占领时期，政策设想阶段主张纷纭，知日派、国务院行政官员与外交官员、民间智囊等都在这一议题上留下了印记，尽管分歧很多，但最一致的原则就是这些群体的出发点都围绕着美国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结合自身经验来考量政策。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无疑是战后政策的最大特点，占领前期严格执行两大原则，是符合当时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日本财阀在战前的地位对军国主义举足轻重，而军国主义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了极大威胁，因此无论如何战后一定要对财阀严厉处置来降低威胁。当进入冷战时期，加之朝战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日本这一桥头堡继续孱弱下去显然不符合美国维护其亚太地区利益，如此衡量之下，对日经济政策转变水到渠成，至于财阀解体成果，即使前期进行得再严厉，中后期执行力的放松，加之改革时间尚短，财阀集团“复苏”回到日本社会也只是时间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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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emorandum by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May 1， 1945. FRUS， 1945. Vol VI. pp. 536-539. （740.00119 PW/5-145）.
[7]参见Walter Kreuger将军对相关军事计划的披露：“From Down Under to Nippon： The Story of the Sixth Army in World WarⅡ”， Washington， D.C.： Combat Forces Press， 1953.转引自（美）约翰?W. 道尔 著，胡博译：《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三联书店，2008年，第185页。
[8]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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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g?谒取⒎R?~秀三?：《?獒岫?十年史??Y料（?U?g?）》2，日本?u?社，1966年，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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