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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使话语权在实时互动的新媒体环境中跨越式发展。新闻媒体的权利也进一步增强，它们不仅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公共领域大众信息传播的全过程，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私人空间。当“媒介权利”正向“媒介权力”演变着的时候，新闻媒体对话语权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本文以郭德纲事件为例，试从传播技术、媒介权利、媒介伦理和传播特点等方面，分析和说明新闻媒体对话语权的影响。
关键词：新闻媒体话语权 民主
影响公民话语权的因素很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新闻媒体都在不同方面对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新闻媒体的影响尤为直接和突出。概括说来，一方面，从量的角度看，新闻媒体与公民话语权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面对同样或者类似的事件，当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一定时，新闻媒体的势力越强，公民越不容易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从质的角度看，新闻媒体可以促进或者阻碍话语权实现进程。新闻媒体通过其社会功能的发挥，影响公民话语权的发展方向和话语权实现程度。
一、郭德纲事件及媒体失范说明
郭德纲位于大兴区赢海庄园小区内的一栋别墅，被指占用公共绿地，私建后花园，给整体环境造成影响。而郭德纲的家属表示，为防“纲丝”扒窗相望，他们才在房后的软绿化带上独建了一排栅栏，并非私圈绿地。双方各执一词。2010年7月31日，郭德纲就此对邻居公开道歉。
8月1日下午4时左右，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栏目编导和摄像一行两人就“郭德纲别墅被指侵占公共绿地”事件，前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赢海庄园小区的郭家别墅进行实地探访，遭蛮横拒绝并发生肢体冲突。
8月1日晚，郭德纲现场演出的《张双喜捉妖》，称北京台龌龊，北京电视台立即作出反应，停播郭德纲所有节目。由郭德纲担任主持的天津卫视《今夜有戏》和辽宁卫视《到底是谁》也停播停录。
在王府井书店，所有有关郭德纲、德云社的书籍、音像制品全部下架。
8月3日，北京德云社团长王海就“郭德纲徒弟殴打北京电视台记者”召开说明会，当他讲到记者要求赔款五万的时候，遭到台下《每日文娱播报》主编的反驳，双方当场对峙，火药味十足。郭德纲打人徒弟在德云社说明会上鞠躬道歉。
8月4日凌晨，郭德纲在其博客上发表题为《有药也不给你吃》的文章，回应侵占公共绿地：我未扩寸地；回应弟子打人：记者拱火，李鹤彪动手；谈到记者身份：那三人没有记者证。
在京的一家主流媒体称郭德纲庸俗、低俗、媚俗的表现是多么的丑陋。在其相关的节目中，对打人事件进行了狠批。并指责郭德纲，在这个行业的精华与糟粕之间，他留下了糟粕；在这个行业的正气与江湖气之间，他选择了江湖气；在个人的私愤与公众人物的责任前，他习惯性地倒向私愤。
另一家主流媒体更是放言：“公众人物面对监督要自重”。其评论表示，个别公众人物纵容他人殴打记者，指责媒体披露自己靠不住的学历时，常常拿着隐私说事，故意把自己等同于普通人；
做错了事死不认账、百般抵赖；以动辄出口成脏为风格、个性；自毁长城如是，竟毫不脸红，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有一家主流媒体呼吁“文艺从业者要对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灵建设负责任”。并发表评论说，郭德纲自己把自己骂下了舞台；“没有文明底线的后院，是不道德的据点”；即使受到媒体的冒犯，也有解决问题的途径，选择打骂并不以为忤，无怪乎钢丝们失望，因为传统艺术的文化气场不对了。
历时3个多月，郭德纲事件终于平息下来。在事件前期，除了南方报系和《经济观察报》等少数媒体之外，全国媒体特别是北京媒体几乎群起而攻之，媒体侵犯了公民的话语权，甚至是让公众人物“无语”，这种现象引人深思。
二、新闻媒体影响公民话语权的原因分析
通过上述事件不难看出，郭德纲虽有错在先，但媒体不仅对郭德纲群起而攻之，而且从博客到音像制品和电视节目对他全面封杀，实属滥用媒介话语权，并在一段时期内左右了公众对该事件的客观认识，对公民话语权产生了消极影响。正如《南方周末》所言：“事件升级后公众很想听到郭式‘反击’，但这一次郭德纲‘无语’了。”媒体究竟如何能让郭德纲“无语”？媒体如何能影响公民话语权？主要原因如下：
1、传播技术的发展
在郭德纲事件中，我们可以暂且抛开各媒体是怎样批判郭德纲的，且说事发当天媒体就开始行动，由北京电视台牵头，各在京媒体紧随其后，对郭德纲的谴责形成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其猝不及防。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更是在第一时间全面跟进，对郭德纲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攻击。这种精准的媒体攻击，靠的就是传播技术。
2、新闻媒体权利膨胀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媒体的权利也进一步膨胀，它们不仅牢牢控制着公共领域大众信息传播的全过程，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私人空间。因此，事发之后郭德纲的丑闻相继被揭发曝光，例如，撰文骂恩师，不满曝光炮轰央视，卷入侯耀文遗产官司，等等。为什么郭德纲与北京电视台发生冲突后一系列丑闻披露一触即发？如果郭德纲在生活中存在不检点的行为，媒体应该即时指出，而不应该等到郭德纲与媒体之间产生纠葛以后再和盘托出。媒体平时视而不见，等到公众人物的言行与媒体自身利益产生冲突时再将其丑闻统统曝光的做法，似乎有用公共话语空间泄私愤的嫌疑。
3、媒体责任的伦理困境
媒介责任缘起于对滥用传媒自由的反思。如果传媒确实是滥用了自由，并且不能通过媒介自律得到纠正，那么就必须依靠外部的力量予以监督。郭德纲事件之所以会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郭德纲话语权完全丧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传媒自由和媒介责任的伦理困境。媒体究竟要在多大的自由空间内报道郭德纲的不良行为？媒体要对这则报道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包括对郭德纲本人的责任和对受众反应的责任）？由于我们很难量化新闻媒体自由和责任，所以，一旦媒体被某种情绪（例如愤怒）所左右的时候，就很难找到自己在新闻报道中的正确定位。因此，当北京电视台记者被郭德纲弟子殴打之后，愤怒的情绪使媒体难以找到传媒自由和媒体社会责任的平衡点。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很容易夸张报道或者报道失控，以至于侵犯公民话语权。
4、新闻媒体的传播特点与话
语权领域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媒体权利膨胀使媒体过多干预到私人空间，媒体责任的伦理困境使媒体不理性地侵犯话语权民主的行为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随大流”的社会心理使人们对主流观点的抗衡都显得神经过敏或者软弱无力。
哈贝马斯用“潜化”一词形象地描述自我把“外部的”移植为“内部的”那一整套相对自动的过程。
“潜化”在发达的工业社会表现出的突出特征，是对“外部的”的直接而高效的移植和对“内部的”削弱。新闻媒体海量的同质报道是“潜化”最重要的客观条件，因为当受众面对海量的同质报道的时候，他们大多处在盲目且满足的状态。
正如郭德纲事件发生后不久，大多数媒体都声讨了郭德纲。受众在接收了大量的同质信息后，便很自然地在灌输作用下默认郭德纲多少是有过错的，即使有人可能想替郭德纲辩解，但为了不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意见而表示沉默。随着事件的发展，媒体对郭德纲的批判达到了高峰——他们从往事中寻找大量的例证，以证明郭德纲人品不端。受众越来越相信媒体，也越来越倾向于认定郭德纲为主要过失方。此时质疑主流媒体的声音越来越小。正是这种奇怪的“随大流”的社会心理，话语权领域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便形成了。这种“潜化”形成了“沉默的螺旋”，阻碍着公民话语权。
三、结语
新闻媒体对公民话语权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阻碍或者促进话语权的。我们要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通过提升技术水平把握好媒介融合机遇，进一步实现信息源多元化；通过媒介自律，提高媒体伦理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平衡报道，实现信息内容的多元化传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话语权，减少或者消除新闻媒体对公民话语权的阻碍作用。
注释
①②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美国波士顿：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95年，第66页，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