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金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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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金钱政治

　　政治是肮脏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为官员的原因”――陈光甫 　　 　　一场特别凶猛的霍乱在1926年袭击了上海，闸北的自来水厂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三千多人因此被感染，最终有366人死于这场灾难。之后公共租界当局开始分析化验水样，认为饮用不洁水是上海霍乱经年不息的直接原因。《字林西报》记者甘露德在这一年写成的新书中，忍不住追问《中国出了什么问题》（What's Wrong with China）？
　　
　　霍乱疫情给远东第一大城市带来的混乱，远比不上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带给西方人的困扰：这个国家有十多种纸币在市场上流通，你永远不知道跨出省界的另外一个地方属于哪级政府管理，革命、自由、民主、暗杀、护宪、立法，每天都有不同的戏码上演。
　　
　　政治上的混乱到1927年仍未结束，这一年的4月份，甚至在北京、武汉、南京同时存在着三个“中央政府”。局势的动荡让商人们备感不安，此前北洋政府走马灯似的轮换，现在南北军队的权势更迭都使商业环境更加恶劣。
　　
　　46岁的上海银行家陈光甫，这一年刚刚把他的银行版图勾勒出一个大样来，即刻就遇到了严峻的考验。这位美国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之前力图避开政治的漩涡，专注于建立一个完全商业化的银行，凭借“一元开户”“整存零取”等灵活多变的经营手段，在11年中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的储蓄业务做到了3244万元，全国排行第五。
　　
　　但此刻他不得不面对扑面而来的飓风，未曾预料的疏忽会导致疫情的蔓延，一个失控的社会又会给银行家带来怎样的麻烦？
　　
　　抉择
　　在1926年春天来临的时候，陈光甫刚刚组织了一个二十余人的赴日观樱旅游团，全程包价每人500元，往返两周，一路观赏樱花盛开，并遍游日本各大著名城市。
　　
　　出国旅游放在今天仍然是一件奢侈之举，在1926年的中国同样是一个爆炸性新闻。这是陈光甫人生中另一项大事业――中国旅行社的开创之举。
　　
　　但陈光甫却顾不上欣喜，此时北伐战争的炮火已逼近长三角，国共两党尚并肩作战，并以发动工农运动为政治攻势。北伐所至之处，出现了资本家被斗、戴高帽游行的极端现象。杭州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张笃生就被牵着上街示众。
　　
　　这一切，都令陈光甫感到担忧。两年前陈光甫刚把他的上海银行的分行扩张至二十多处，此刻却不得不主动调整，将设立不到两年的杭州、镇江、长沙、北京等十几处分行停业。
　　
　　陈光甫一直想做一个独立的银行家，他在1909年回国后加入江苏银行，目睹的却是金融界官办银行公私不分，腐败勾结的诸多黑幕。受此刺激，他决定独立门户，而要开创一个新局面，他要走的道路则是七个字：“银行完全商业化”。
　　
　　这位精明的银行家在上海与银行业同好张公权、吴鼎昌、钱新之等人往来密切，在略带有沙龙性质的银行家午餐会时间段里，他们共同探讨当下的局势与未来的发展。陈光甫并不隐瞒自己对官场的厌恶之情，“政治是肮脏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为官员的原因。”
　　
　　但陈光甫同样是一个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脚步不断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开始考虑未来上海银行的出路问题。其时陈的好友孔祥熙曾来信约他去广州，但陈光甫并未启程，而是选择了持币观望。
　　
　　时局变化确实迅速，半年间北伐军从长沙一路打到武昌，之后国民政府宣布以武汉为首都，但孰料1927年1月17日，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在南昌另立中央，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以南京为国民政府首都。
　　
　　宁汉分裂之后，蒋介石决定前往上海。在进入上海之前，蒋介石结拜大哥陈其美的胞弟、陈立夫的叔父陈其采致信蒋介石，称“拟应选择具有财政经验，熟悉当地情况，且平素倾向革命主义者，最为适当。如现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君堪备担任上海财政之选，拟请存记，至相当时期发表委任”。
　　
　　此前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曾专函邀请钱永铭与陈光甫“来浔汉一游，聊叙积愫”，钱永铭欣然前往，但陈光甫却托故未去。
　　
　　上海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每个人都希望早点结束混乱的局面，但是未来由谁来控制的想法则各有不同。其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亦希望拉拢上海实业家，而其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以“筹饷”为名，四处活动。
　　而从多渠道得到蒋介石传递的信息后，虞洽卿、王晓籁、吴荣鬯等上海工商界的大亨们于1927年3月22日联合除上海总商会以外的19个重要团体，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发表宣言，拥护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在上海的行为。
　　
　　四天之后，蒋介石抵达上海，当晚即约见陈光甫、虞洽卿、钱永铭、陈其采等商酌财政委员会之组织。为发行公债、筹措款项，蒋和虞洽卿商定筹组财政委员会，决定任命陈光甫为江苏财政委员会主任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当蒋介石催促陈光甫就任财政委员、负责筹款1000万元供革命军北伐时，陈光甫却开始犹豫了。他致函蒋介石再三推辞，甚至以探视父病为名，躲回镇江老家。但蒋介石却绝不松口，只是迭电催促：“务请勉为其难共仗危局”“万望毅然出任，勿稍推辞。”陈光甫的朋友们亦都来劝他出面主持事务。
　　
　　但是陈光甫仍未放心，他特地致电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唐寿民，询问：“昨晤蒋，促就财委，因有北方营业关系，未决。革军北伐，须在沪筹一千万。蒋与武汉政府究竟决裂否，请探速复。”之后得到唐的回电称“筹款事，相当帮助无妨”。
　　
　　蒋介石在和上海工商界互通款曲之时，亦开始紧锣密鼓之清党运动。4月1日，上海各银行和钱庄借给北伐军300万元巨款，间接为蒋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了财力支持。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亲电陈光甫，请于最短期内筹款，以济急需。陈光甫尚在行止不定中，却于1927年4月17日获悉武汉政府将实施现金集中条例，禁止使用现金及停止纸币兑现，只用中央银行及中国、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交易，并查封各行库存款。此一行动被当时舆论视为“五千年未有之奇举”。
　　
　　“券价日落，人心惶惶，金融之紊乱，事态之严重，从来未见。”陈光甫接到的信报让他顿感事态之严重，但是一向强调信用的陈光甫选择逆势而上，不仅要求上海银行武汉分行依然付兑，而且亲到武汉坐镇指挥，事后发现银行亏损现钞二百多万，但上海银行的信用却骤然提高。
　　
　　武汉政府的这一做法，使上海银行界颇为不满，从而加重了选择蒋介石的砝码。陈光甫任副会长的上海银行公会致电蒋，公开挺蒋：“查钞票流通市面，赖现金准备，维持信用。今武汉当局查封各行库存，停止兑现，推其用意，无非强吸收各行现金供给政府需用。一面滥发无准备之中央银行钞票，破坏金融，贻害社会……敝会各行为保全金融大局，维持人民生计起见，即日停止武汉往来，以与隔绝。”
　　
　　武汉政府在检查各行现金后曾宣布共存有现金三千多万元。但实际上，因各行早有准备，除中央银行外，仅封得400万元。停兑后，武汉政府财政部即以中央银行钞票作抵，从汉口中国银行强借540万，并查封未签字之1100万新券。报载消息有称集中现金期间，政府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借已印未发之钞票共五千余万元。此款无疑多用于军需。
　　
　　谁能拿到钱，谁就能指挥动枪杆子，武汉方面要继续北伐，而蒋介石也要继续北伐，这是宁汉双方角力的关键所在。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当时北方报纸刊登的消息称，蒋介石在南京政府的军事会议上放风称，武汉共产派分子，实仅虚张声势，无甚实力。宁沪方面断其财源，足制该派死命，预料两星期内，可屈服武汉系。
　　
　　两天之后，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举行正式成立典礼，负责统一江苏及上海财政及办理对外借款，但是陈光甫却未及时到任，他内心仍纠结不已。陈光甫敢于率上海银行业与武汉国民政府“现金集中令”对抗，一方面固然因为其鞭长莫及，另一方面则显示上海银行业其时仍相对独立于政治势力之外。
　　
　　4月23日，陈光甫最终决定出山，他写信给蒋介石说：“此次奉召到宁，获瞻新都气象，甚幸甚幸。获为苏省财会一席，勉为承乏，实以北伐之功未竟，聊尽国民一份责任。”但私下里陈光甫仍对朋友表示：“弟以专心本行业务，当此时局，尤不愿兼顾外事。（当）已将财次、财厅、政治委员三事辞去。惟财政委员一事，尚未能完全摆脱，痛苦已极，如熟友及与我行有关系之人问及，希为解释，以免发生误会，是所拜托。”
　　
　　陈光甫显然意识到，他接手的并非一个光鲜的职位，而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筹饷
　　3000万，这是蒋介石提出的筹饷数目，即便对于财大气粗的银行家来说，这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在进入上海之前，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每日里都要为钱粮发愁。
　　
　　1927年1月底蒋介石发给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电报中，多数为催发军费。在不同的电报里，蒋介石软硬兼施，另一封由谭延转宋子文的电报里，几乎能听到蒋总司令在前线发出的咆哮声，“前方饷项如不速解一百五十万元视断绝关系”，另有“派专船解款二百五十万元限明日到浔”。语气决绝如此，逼饷十万火急，实在因为手中无粮，心中发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北伐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饷从何来？”。在最早提交国民党中央的北伐预案中，蒋介石称国民革命军“至少须准备四万至五万支枪，如全部动员，至少在八万以上。而每员补充费以三十元计算，一个月内，必须筹足二百五十万元。”“出发时应备足二个月军费，战时每员每月以三十元计算，如准备二个月，则需筹足五百万元。”
　　
　　但其时的国民政府，财力相当有限，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绞尽脑汁，在两年内让政府税收增长了七倍（1924年仅861万元，1925年1630万元，1926年飙升至6903万元），但依旧难以填上军费开支这个大窟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的李宗仁后来回忆称，宋子文在广东的理财政策是竭泽而渔。当时军饷的来源，一般统税和钱粮之外，最大的收入却是“禁烟特别捐”和“防务经费”两种。这种烟捐、赌捐在任何政体内原都是犯法的，但在当时却是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为筹经费，宋子文简直是不顾一切地“横征暴敛”。李宗仁曾在一次谈话中批评宋子文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
　　
　　筹饷，这件让宋子文吃尽苦头，几度欲挂冠而去的难事，现在轮到陈光甫来完成。陈光甫上任后的第三日，就带着蒋介石下达的任务，与上海商业联合会及上海银行公会同业，接洽筹垫300万元饷款，以发行二五附税库券作抵。其时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奉蒋介石命筹议发行国库券。原开会公决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2000万元，经政治会议修正，发行定额改为3000万元，并限于5、6两个月交足。
　　
　　但是蒋介石已经等不及了，军饷危机直接影响着前线，而且他面临着武汉另一个政府的竞争，他没有时间等下去，也不敢拖延时间。在国库券1000万元未及募集前，苏沪财政委员会已迫不及待地又向上海银钱业公会提出再续垫300万元的请求。
　　
　　在短短几日内借款600万元，令银行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蒋介石犹嫌财政委员会筹款迟缓，且不得法。严责之下，上任不到一周的浙江财政厅长陈其采请求辞职。蒋介石再三婉言挽留。而对于迟迟不交款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蒋介石则赤裸裸地进行威胁：“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
　　
　　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因在1916年拒绝执行北洋政府之命令，坚持银行独立经营而赢得巨大声名，但长袖善舞的他面对蒋介石的一再威胁和压迫，却毫无办法。
　　
　　陈光甫与张嘉交往甚深，之前上海银行遭遇提兑危机时，张嘉曾挺身相救。此刻面对蒋介石的逼饷之举，颇重信义的陈光甫亦试图缓解中国银行的这一危机，他致信蒋介石为之说项道：“政府一面因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若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后来，他又致电蒋介石，要求告退。
　　
　　但蒋介石接函后即回复，以“党国存亡，民族荣辱，全在此举”表示北伐之必要，对陈光甫极尽挽留，进而强调陈光甫应当极力促进此事，“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其时筹款专员俞飞鹏亦恐此事弄僵不可收拾，亦致函陈光甫，表示“深恐枝节横生，愈难收拾”，要求他“立定具体办法”。
　　
　　最后，在陈光甫与张静江的居中调解下，最终中行决定垫款600万，分三个月交清。张嘉在日记中痛楚地写道：“轰轰烈烈，闹得全行天翻地覆，各方摆布难堪。实则库券老是要销，军需老是要付，以堂堂当局，何须与中行闹意气耶？原起因于军人不明财务，而处处过问，政治前程消极在此。”
　　
　　在为蒋氏奔走筹钱，在一个月内筹集上千万资金后，陈光甫对蒋介石成立的南京政府已颇多微辞，“蒋之政府成立时间虽尚早，不觉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一是不顾商情，硬向中国银行提款1000万元；二是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并不以天下为公；三是引用一班无政府之信徒扰乱政治。”在1927年6月11日的日记里，陈光甫对新政府有如是评价。
　　
　　达到借款目的蒋介石，随后显示了他柔软的政治身段。在拉锯战期间，张嘉老母亲去世，蒋介石亲赴灵堂叩拜，以传统的方式显示了他对上海滩金融家的礼遇。
　　
　　陈光甫前后经营半年之久，圆满完成替蒋“筹饷”之要务，他25年后回忆自己当初的选择，说道：“我当时的主要想法是要推翻军阀的统治。我相信国民党能够带来和平和国家的繁荣。”而日本报纸及日人著述，时有讽刺国民政府之语，谓：“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
　　
　　陈光甫对“江浙财阀”与“江浙财团领袖”这一称呼颇不感冒，不过他亦坦承中、交两行在垫付军费方面，颇具实力。事实上，上海银行业界确实成为蒋介石南京政府最大的“债主”，其所获之利也颇为丰厚。据法国学者白吉尔统计，“在1927年-1931年期间，他们认购了国内借款的（总额10亿元）的50%-70%。由于政府是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出售，所以债券给银行家带来20%的实利，这在当时要比8.6%的官方利率高出许多。在这种意义上说，蒋氏政权的最初几年，是中国银行家获得繁荣发展的时期。”
　　
　　陈光甫所带领下的上海银行，从1929年到1936年的8年间，其存款额始终占全国所有银行总存款额的10%左右，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竟达到了创纪录的20194万元。也就是在这一年开始，一直渴望获得独立地位的上海银行家，逐渐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要投资者，他们同样将自己的命运与蒋介石政权系在一起。
　　
　　法国学者白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二者关系的悄然变化，“1927年的叛变，与其说资产阶级出卖了无产阶级，毋宁说资产阶级出卖了自己。放弃自己已经获得的政治自治之权，资产阶级为自己设计了惨遭国家政权摧残的命运，因为正是这个阶级，为国家政权权威的重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问政
　　1928年前后，陈光甫对南京政府颇多赞词，事实上也是他一生中和政府高层关系最为密切的时刻。9月，陈光甫父亲去世，蒋介石特电慰问云：“闻兄失怙，至深怅悯，望节哀思，为时珍重。”
　　
　　初登高位的蒋介石其时表现得相当谦和，也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此时因筹款而与蒋颇多来往的陈光甫也最终有机会完整地表达自己对政府及金融业的看法。
　　
　　1928年8月3日，陈光甫在南京拜访了蒋介石，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六点半到蒋处，已有客多人候见，值蒋早起行静坐法，直候至七点半，蒋请余先入，他客咸以为异。”
　　
　　蒋介石的青眼有加，令陈光甫最终打消顾虑，直陈己见。两人一番对谈，蒋介石询问陈光甫社会上对南京政府有何看法，陈光甫最初的回答颇为客气，称“人民前见有南北两政府，今南北统一，人民对南京信仰更好。”
　　
　　但是当蒋问到“上海商人对南京之态度如何？”时，陈光甫不再敷衍了事，而是率直回答道：上海商人对南京政府不信任，如（一）兵住民房，（二）逆产未决，（三）政府没收中兴煤矿，以上三事甚失人心。
　　
　　蒋介石解释说：“中兴煤矿之事，缘该公司先已答应借垫政府款，嗣后不肯照付，故特将没收以示惩罚。”陈光甫并不以为然，他说，“商人心理因当时北伐尚未成功，故对南京政府难免有疑虑处，至欲图避免借款，亦人情之常耳。”
　　
　　蒋介石与陈光甫所谈范围甚广，半是因为蒋的信任，半是因为性格直爽，陈光甫当日对诸多问题都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如对建设委员会连日讨论以五千万元建设南京首都之议，陈光甫直言：“就余所见，当此民穷财尽之时，裁兵须几千万元，建首都又须用几千万元，试问此钱从何处来？”
　　
　　1927年6月15日，张嘉出席南京国民政府召集之财政会议，曾与蒋介石再三讨论中央财政，决定每月不可超过1600万元。张估计当时中央收入不足500万元，每月银行界可吸收公债或国库券之数，不过七八百万元，故盼望中央支出，每月以1400万元为度。惟蒋坚持应增加200万元，张嘉只好同意。
　　
　　显然，陈光甫对好友的这一判断颇为认可，当日谈及财政问题，陈光甫力劝蒋介石引导民众卧薪尝胆，一切计划应以顾惜民力为宗旨。他提出建议称，“为目前计，可就前南京劝业场旧址加以修葺，暂为政府各机关之用；至首都马路，亦可暂且维持现状，就路窄转变不便之处撤拆民房，以便交通，如此则廿四条马路之计划暂不兴造，节省许多民力与财力，以示政府与民休息之决心。”
　　
　　两人谈约一个多小时，蒋介石最后问到中国银行如何实施。
　　
　　这是陈光甫的专长所在，但却也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涉及中国银行未来之规划，已有宋子文等人在背后多方角力。陈光甫给蒋提供的答案是，如中央银行不办，可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合并作一行，任择何招牌，但须为民众谋利益，不可专为政府筹款之用。
　　
　　显然陈是有感而发。在金融业打拼半生的陈光甫在此前一年的交往中，窥见了蒋介石对于银行事实上只做提款机的危险苗头，这位执政者显然还未意识到通胀老虎的可怕性。但陈光甫此时却不得不提前打一下预防针，此后蒋对中央银行的规划一度听从了陈光甫的建议，但是其后轮番执掌财政的孔宋在联手聚财的过程中，终于放虎出笼，使法币一落千丈，此是后话。陈光甫又谈到了币制统一问题，这两点建议都得到了蒋的首肯，谈至最后告别之时，蒋介石尚表示没有谈畅快，希望另日再约陈谈。
　　
　　“中国的银行界，如果没有一个银行的银行，将来的资金仍是要流入外国银行去的。”陈光甫此后曾专门在上海银行业公会的同仁刊物《银行周报》上刊文呼吁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的必要性。
　　
　　因此，当南京政府1928年讨论成立中央银行时，陈光甫与江浙银行家们当即表示了支持，但显然南京政府和银行家的想法则大相径庭，南京政府想建立一个完全由政府掌握的中央银行，以便控制全国的金融系统；江浙银行家们则希望成立一个能调节全国金融货币，但又不完全受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
　　
　　双方南辕北辙，陈光甫的连续请命自然要全部落空。1928年11月1日，当拥有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造国币和经募国内外公债等特权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时，宋子文就以财政部长身份兼任总裁。在中央银行成立仪式上演讲时，宋子文一方面表示中央银行应该超然于政治之外，但同时也强调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乃代为国家做事。”
　　
　　陈光甫自然失望之极，他于11月17日当选中行董事一职，参加股东会，称“一切均甚勉强”“到会股东皆思多要股息……虽有人提议查账的，经通过三厘之议案，全场局势因之一变，一闻有钱即不坚持查账。虽有忠实股东继续要求，总觉孤掌难鸣，亦不过多吵数声而已。”至1935年3月中旬，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密谋于汉口，决定把中国银行夺取在手，逼走总经理张嘉。蒋介石认为，国家社会困难的原因，全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的不统一”，关键是中国、交通两银行不听命令，因此决计使这两家银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张嘉被逼无奈，不得不在同年3月29日召开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上提出辞职。
　　
　　法国学者白吉尔描述这一时代的银行家们，称“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银行家选择进入了政府部门当大官的道路，结果他们获得了特权，却完全丧失了以往的首创精神。”
　　
　　吴鼎昌1935年之后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张嘉在1935年之后担任南京政府铁道部领导职位，钱永铭先是接任了财政部副部长，之后又转任浙江省高级财政专员。陈光甫此后曾立辞公职不允，反而在1938年被任命为财政部的外贸委员会主任委员。
　　
　　略有不同的是，与他同期活跃在上海银行业界的精英们逐渐远离银行，陈光甫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创建的上海银行。一方面，他与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私谊在起作用；另一方面，陈光甫对自己的银行有着超过别人的热爱。
　　
　　此后他依然与闻国事，与美国代表磋商过中国货币储备的兑换问题，在1937年奉命出使美国，以个人性格与能力打动美国金融巨头摩根，以桐油贷款换来美国资金援助。摩根后来专门约见陈光甫，说“你要告诉他们，倘若不是你，他们一个便士也休想得到。”
　　
　　回忆
　　“银行家说不出的痛苦，是被人家误会，往往被人们骂得淋漓尽致，置身无地。现在银行家有的是钱，可是有了钱而不能用，用了也没有益处。要找寻一个善于用钱的借户，其难实如登天。……他们没有见到我们透支账上的数目。我们几十万几百万的借用出去，不是单给大人物用的，说不定还是无名小卒沾光得多。尽管让人家责备，我们还得找寻几个真会用钱的人。”
　　
　　1933年，陈光甫写了篇文章，刊登在《海光月刊》上，以上是他大段引用的英国莱斯银行董事长的演讲，后者关于银行家面临的两难处境显然道出了陈自己的心声。以“服务社会”为目标，追求银行完全商业化之路，对于陈光甫来说一直是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但是中国其时的商业环境，不得不使得这个厌恶政治的人，却要始终和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在和政府的合作中，不管出于自愿或是不自愿，陈光甫最终将自己纳入国家政权所运行的轨道，使其事业与人生屡次与之重叠。
　　
　　1947年，陈光甫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委员、立法委员，他在4月23日第一次参加新国府委员成立会。此时，对于这么多年若即若离，始终为之奋斗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尾巴”，陈光甫则有了新的认识。
　　
　　他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的心得，称“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国民党办了二十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于是总经理蒋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东来，或者比传的更确实些，请几位新董事而总经理不变，希望因为这些新分子而银行可暂度难关，依然维持下去。……从这个比喻，我们就可以看出今日国民党地位的日渐下落，势力日渐单薄。要继续打内战，国民党本身已经没有能力，于是非向美国借款不可，于是才有今天的新政府。”
　　
　　这一天，他像一个老人一样回忆了自己的过去，自己与宿敌的交锋，自己对这个政府二十多年来的六点感想，他再次撇清自己不是就此“做官”，认为自己这么多年，一向和政府若即若离，如今做了国府委员，只可以说在“内”的那部分比从前加多了一些，而大部分的身体还是在“外”。
　　
　　他预测“这一天所成立的联合政府将减少国民党独裁的程度”，可惜他的预测在一年后即宣告失准。
　　
　　陈光甫继续回想，自己已经多少年没有与政府这班人搅在一起了。他最终顺着时间回到了1927年那个混沌未分的年代，他想起了高昌庙，大业初成的他和上海银行业的同仁选择了把自己的未来投入到国民政府这家银行里去。
　　
　　这个理性的人明了大局已定，但是他将会坚持到底。
　　参考书目：《陈光甫日记》《陈光甫传稿》《蒋介石（1887- 1975）》《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年代》《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条例的颁布与实施》
　　
　　民生精神
　　民生实业公司于1925年成立，主营轮船航运。“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人卢作孚号召“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并在轮船的卧铺床单上印上“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民生公司规定，全体员工在服务态度、保护货物、清洁整理船身等方面都要超过日船，凭过硬的口碑和实力与外商轮船公司分庭抗礼，逐渐拿回川江航运权。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民生公司全力以赴撤退上海、南京等地的人员、工厂及物资到大后方，并运输武器、弹药和兵员至前线。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大批人员物资滞留宜昌。卢作孚亲自分配有限的运力，拟定“三段航行法”，40天昼夜兼程，抢在宜昌失陷前完成了撤退，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梁漱溟曾赞卢作孚“公而忘私，为而不有”，真正践行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整理：牛丽君）